從法律的角度而言，榮譽法庭存在大量破壞法治之處。首先，在司法程序外另行組織非司法的審判，這會造成制度的混亂，削弱司法的公信力。蘇聯人深陷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氣氛之中
羅瀏虎
荷蘭馬斯特裡赫特大學法學博士生
“二戰”結束後，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陷入冷戰，從戰時同盟關係走向了敵對關係。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經濟形勢逐漸嚴峻，災荒四起。
更令蘇聯當局憂慮的是，部分軍隊將帥居功自傲，驕奢淫逸。為了保持政黨形象和抵制西方的影響，蘇聯決定加強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
這場鬥爭帶來的一個產物便是榮譽法庭的設立。
1947年3月28日，斯大林與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聯合簽署《蘇聯部長會議和聯共(布)中央關於蘇聯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門的榮譽法庭的決議》(以下簡稱《榮譽法庭決議》)，決定在各政府部門以及中央各機關成立榮譽法庭。
依據《榮譽法庭決議》第一條，成立榮譽法庭有三方面目的：一是為了加強國家機構勞動者的愛國主義教育；二是為了增強勞動者為蘇聯國家利益獻身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三是為了與損害蘇聯勞動者榮譽與尊嚴的行為做鬥爭。
而榮譽法庭所審理的是尚未構成刑事犯罪的“反愛國主義、反國家、反社會的行為”。
1947年4月至10月間，蘇聯在82個政府部門和中央機關成立了榮譽法庭。蘇聯原本規定榮譽法庭的存續期為1年，後來在1948年又續期1年。從1947年3月到1949年12月，榮譽法庭實際存續了兩年多的時間。
1947年9月29日，蘇聯中央機關響應號召，率先成立榮譽法庭。1948年4月5日，蘇聯部長會議與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成立蘇聯部長會議與中央委員會榮譽法庭。
該法庭負責審理蘇聯各部正副部長、蘇聯部長會議所屬各委員會正副主席、各總局正副局長、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的反國家和反社會的行為。
《榮譽法庭決議》確立了榮譽法庭的基本組織架構和審理程序，而中央機關、蘇聯部長會議與中央委員會在成立各自的榮譽法庭時對法庭的架構和程序進行了補充。
《榮譽法庭決議》規定，榮譽法庭由5至7人組成。各部部長和主管部門領導人、工會組織、各部以及各主管部門的黨組織負責向榮譽法庭提交案件。榮譽法庭負責指定公訴人，並在公開的大會上審理案件。
在審理之前，庭長指派法庭成員對案件事實進行核查，庭長有權決定傳喚證人。在向被告出示事實核查結果後，被審理者有權請求庭長傳喚新證人、出示文件和證明材料。
在進行庭審之後，法庭將作出以簡單多數票通過的“判決”。“判決”結果包括：對被告進行公開譴責、公開警告、提請中央監察委員會開除黨籍或降為預備黨員、提請予以降職或免職、將案件移送偵查機關並按刑事程序提交法院審理。
值得注意的是，榮譽法庭判決書的副本會被放進被告的個人檔案之中，當成被告的人生汙點。
榮譽法庭所審理的著名案件之一，便是莫須有的克柳耶娃與羅斯金教授洩密案。日丹諾夫偽造事實和材料，一手炮製了這一案件。
克柳耶娃是蘇聯醫學科學院通訊院士、微生物學家，而羅斯金是莫斯科大學細胞學和組織學教授。1946年3月，他們宣佈發明了治療癌症的“克-羅製劑”，這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
蘇聯衛生部在當年7月通知二位教授，同意他們向美國學者展示研究方法的具體內容，並接受美國駐蘇聯大使的科研合作建議。
8月7日，日丹諾夫知曉了這一情況後，不禁喜形於色。日丹諾夫正為落實斯大林整治意識形態的指示而抓耳撓腮。他認為這正是反國家和反愛國主義的典型，便親手操刀起草各項起訴材料，勒令榮譽法庭審判克柳耶娃與羅斯金。
蘇聯衛生部榮譽法庭認為，克柳耶娃與羅斯金教授通過醫學科學院學術秘書帕林將《癌症的生物療法》等材料送給了美國人，並允許美國駐蘇大使和美國梅特教授等人訪問他們的實驗室。他們為了追求和炫耀自己的學術名聲，而不惜嚴重損害國家利益。
法庭認為，克柳耶娃與羅斯金教授實施了反國家和反愛國主義的行為，因此“判決”對其提出公開警告，並將判決書副本放進其個人檔案。
以上案件只是榮譽法庭所炮製的醜聞之一。那麼，榮譽法庭真的能夠維護住蘇聯勞動者及國家的榮譽與形象嗎？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從法律的角度而言，榮譽法庭存在大量破壞法治之處。首先，在司法程序外另行組織非司法的審判，這會造成制度的混亂，削弱司法的公信力。蘇聯人深陷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氣氛之中。
其次，榮譽法庭使用了諸如“法庭”“被告人”“公訴人”“判決“等司法名詞，侵犯了被審理者的人格尊嚴。
榮譽法庭並非司法機構，不具有指控刑事罪犯的職能，因此不能將被審理人稱為被告人，並指定公訴人提起公訴。
再次，各個機關或部門的榮譽法庭所採取的審理程序並不統一，而被審理者難以享有舉證與抗辯等程序權利。
在證言的收集上，為了給被審理者定罪，日丹諾夫不惜編造虛假事實。在庭審時，通常都是由公訴人宣讀長篇的公訴詞，而較少給被審理者發言和抗辯的機會。
更糟糕的是，被審理者對榮譽法庭作出的判決不得上訴，失去了洗刷冤屈的機會。
最後，榮譽法庭據以作出的裁判是不成文的行為規則和道德規則，這種規則的不確定性給當權者公報私仇、排擠與懲罰下屬留了很大的空間。這容易使榮譽法庭成為迫害知識分子的工具。
例如，在克柳耶娃與羅斯金教授洩密案中，日丹諾夫等人將蘇聯醫學科學院院士帕林誣陷為美國間諜。
可見，榮譽法庭其實只是一出不光彩的鬧劇，而法治被拋諸了腦後。雖然榮譽法庭是特殊年代的政治產物，然而其所折射出的法律權威、權利保障等問題卻值得後人良久省思。
閱讀更多 法治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