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6)，石敬瑭在晋阳发兵叛乱，演出了一幕投降契丹、甘为儿皇帝的丑剧，桑维翰则是这幕丑剧的策划人、导演和主要演员之一。
桑维翰(898—946)，字国侨，洛阳(今洛阳市)人。他形态丑陋，“身短面广”，自称有“一尺之面”。许多人乍一看到他那张大驴脸，都会忍不住发笑，但桑维翰却从来不因此而自卑。相反，他还自以为相非常人，“慨然有公辅之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在进士及第之后，他不去谋求文职，而是投笔从戎，投奔到石敬瑭的麾下，当了一名幕僚。二人臭味相投，相处甚洽。十几年间，桑维翰跟着石敬瑭东征西战，成为石敬瑭须臾不可或缺的亲信和谋主。
然而，桑维翰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幕僚，他期盼的是石敬瑭能篡位称帝，自己也能成为新朝的佐命功臣，致位将相。所以，从石敬瑭和后唐朝廷关系恶化之时起，桑维翰就积极协助石敬瑭扩充实力，准备叛乱。但在叛乱发生的最后关头，石敬瑭突然又疑惧不决。桑维翰则极力为他鼓劲儿，对石敬瑭说：过去契丹人曾与明宗(石敬瑭岳父)约为兄弟，现在他们就在离晋阳不远的云、应二州之地活动，“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石敬瑭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举兵叛乱。
石敬瑭起事之后，后唐朝廷派五万大军攻打晋阳。石敬瑭战不能胜，处境艰难，此时又是桑维翰再倡降附契丹之议，并亲自起草了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请降求援信，以丧权辱国的代价，迎来了契丹的虎狼之兵。
晋阳解围后，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桑维翰因“首预其谋”又屡有奇功，被石敬瑭任命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正当他自庆得计、欣喜若狂的时候，突然风云变幻，耶律德光又与赵德钧勾勾搭搭。这赵德均是后唐的卢龙军节度使，封北平王，兼中书令。此人拥兵镇边十余年，也一向心怀异志。此次受命从幽州赶赴晋阳增援唐军，抗击契丹。谁知他却“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耶律德光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被赵德钧截断后路，便打算接受他的请求。石敬瑭眼看自己头上这顶刚刚戴上的儿皇帝的皇冠要被人抢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桑维翰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在石敬瑭的委派下，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契丹营中，跪倒在耶律德光的帐外，放开嗓子哭喊起来，先是大骂赵德钧父子都是不忠不信的小人，又接着吹捧耶律德光是“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其目”的仁德英主；一面反复表白后晋君臣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的耿耿忠心，一面又苦苦哀求耶律德光不要抛弃他们。桑维翰“自旦至暮”跪了整整一天，哭诉了整整一天!耶律德光起初还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被桑维翰的言词所感动，下定了要当后晋君臣之“父皇帝”的决心。桑维翰终于取得了耶律德光的同情与怜悯，保住了石敬瑭的傀儡之位，保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兴高彩烈地去向石敬瑭报喜、邀赏。石敬瑭立刻就提拔他当了中书侍郎平章事，兼任枢密使，桑维翰出将入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桑维翰执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把媚事契丹看成头等大事。天福六年(941)，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抗击契丹，当时桑维翰已不主持国政，但他闻讯后还急急忙忙暗中上疏石敬瑭，大讲不能与契丹开战的“七不可”。他极力夸张契丹的国势之强，并列举契丹对后晋的恩义仁德，提出抗契丹则亡、事契丹则存。他的这番话，不仅彻底打消了石敬瑭因当“儿皇帝”而产生的几许“烦懑不快”，推动他在卖国事敌的罪恶道路上愈滑愈远，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桑维翰自己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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