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著名的文章大家，身處唐代，因此也有不少的詩作，他的一些詩也廣泛地受到後世的誇讚，比如《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這首詩的三、四兩句大受後世詠歎。蘇東坡對柳宗元特別誇讚，卻對這首《漁翁》的最後兩句不以為然，《苕溪漁隱叢話》中引用了《冷齋夜話》中的一段話：“東坡雲：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東坡首先誇讚這首詩確實有奇趣，但他卻覺得該詩的後兩句畫蛇添足。
東坡的這個評論在後世引起了爭論，比如南宋的劉辰翁就對東坡的斷語不以為然：“此詩氣渾，不類晚唐，正在後兩句，非蛇安足者。”劉辰翁說整首《漁翁》氣脈渾然，完全沒有畫蛇添足的感覺，他覺得正是因為後兩句，跟前面的渾然一體，才沒有了晚唐時的氣弱之感。而邢昉則進一步認為東坡給出這樣的斷語，正說明他不懂詩，邢在《唐風定》中說：“高正在結。欲刪二語者，難與言詩矣。”
當然，在中國任何問題只要有人反對，就會有人贊同。比如《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中引用周珽的話：“然尾二句不必亦可，蓋以前四語已盡幽奇，結反著相也。”周珽覺得《漁翁》的前四句已經把事情說清楚了，而柳宗元在後面添的那兩句，反而是多餘的解釋。他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本自東坡，而沈德潛也覺得東坡的意見是對的，他在《唐詩別裁集》中稱：“東坡謂刪去末二語，餘情不盡。信然。”
雖然東坡提出了刪詩的意見，其實這正說明他特別喜歡柳宗元。東坡在《答程全父十二首》中說過這樣的話：“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東坡在被貶職於各地，到處遷移的過程中，只能帶很少量的書，按他自己的說法，他一直帶在身邊的書僅有陶淵明集和柳宗元的詩文，即此可見，東坡對兩人是何等的喜愛。然而，東坡是怎麼評價他所喜愛的這兩位，哪個更優呢？他在《書韓柳詩》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佛雲：‘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柳宗元撰《河東先生集》明嘉靖間東吳郭雲鵬濟美堂刻本
東坡認為陶淵明的詩高於柳宗元，但他同時說，柳宗元的詩又高於韋應物，而後他又拿韓愈跟柳宗元相比，認為韓愈的詩風比柳豪邁，但卻比不上柳的溫麗。拿柳宗元跟韋應物相比，這應當是東坡在詩學上的一個貢獻，對於這兩個人，東坡在《書黃子思詩集後》還說過這樣的話：“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而後韋柳並稱，基本上就是本自東坡以上的這段話。後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比如宋曾季狸在《艇齋詩話》中說：“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顏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曾季狸說在東坡之前，沒有人將韋柳並稱，同時也沒人知道楊凝式是何等的厲害，正是由於東坡將韋、柳跟陶淵明相比，又拿楊凝式跟顏真卿相比，才使得這些人大受關注，所以曾認為，東坡有德於此三人。對於柳宗元的詩作，曾季狸最喜愛的句子有如下：“柳子厚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語意極佳。東湖詩云：‘明月江山夜，候蟲天地秋。’蓋出於子厚也。”
曾所說的這句詩出自柳宗元的《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
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丘。
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
謬委雙金重，難徵雜佩酬。
碧霄無枉路，徒此助離憂。
曾季狸認為，東湖的那兩句，其實就是模仿柳宗元而來。曾所說的東湖，應當就是徐俯，這位徐俯是黃庭堅的外甥，也是一位小有名氣的詩人，看來連他都會去模仿柳宗元的名句。
柳宗元撰《河東先生外集》明嘉靖間東吳郭雲鵬濟美堂刻本
但還是有不少人認為柳宗元的詩不一定高於韋應物，王漁洋就是這種觀點，他在《帶經堂詩話》卷一中說過如下的評語：“東坡謂柳州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此言誤矣。餘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餘昔在揚州，作論詩絕句，有云：‘風生澄澹推韋柳，佳句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王士禛認為，東坡的這個斷語不對，他覺得應當將上下的順序改為陶淵明第一，韋應物第二，而柳宗元第三，因為他覺得無論怎樣比，柳宗元都比不上韋應物。
柳宗元還有一首名為《江雪》的絕句，也同樣膾炙人口：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首絕句被收入兒歌，基本做到了家喻戶曉。該詩在宋代已經極有名氣，宋範晞文在其所撰的《對床夜話》卷四中有如下評語：“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外，極少佳者。”範所說的《釣雪》應當就是這首《江雪》，他竟然認為這首詩是唐人五絕中最佳之作。雖然如此，宋張戒卻在《歲寒堂詩話》捲上中說：“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張也認為柳的詩寫得很好，但他卻認為柳詩不如韓愈的詩有那麼多的變化，他甚至覺得如果讓韓愈去學柳宗元的詩風，很容易，而若讓柳學韓，則太難了。當然，這種比較也就是一家之言，在實際中無法印證。
就文章而言，柳宗元與韓愈齊名，被後世並稱為“韓柳”。按照後世約定俗成的說法，柳宗元排在唐宋八大家的第二位。柳宗元為什麼有這麼高的聲譽呢？這除了他寫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散文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他跟韓愈共同主張“文以明道”。
柳宗元撰《柳文》明嘉靖十六年遊居敬刻韓柳文本
唐貞元九年，韓愈在《徵臣論》中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韓愈在這裡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張。而後柳宗元在永州所寫《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釆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柳宗元在這段話中也同樣提到了“文以明道”的概念，看來這是他對韓愈主張的一種呼應。
對於這種呼應，柳宗元在之後的文章和書信中多有闡述。比如當時有位叫崔黯的人，此人乃是代宗朝宰相崔寧的侄孫，喜歡讀書，也喜歡書法，並且對駢文也有偏好，看來他曾向柳宗元請教過作文之法，於是，柳就在一封回信中闡述了他對文章的態度：“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其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
在這裡，柳宗元又講到了文和道的關係，他首先承認作者的思想就是通過文辭而得以傳播，所以他不反對文辭，但問題是，文章雖然寫得漂亮，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讓思想傳播，因此，不能將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顛倒過來。
其實，柳宗元的這個說法就是在批評駢體文，他認為駢體文只是注重形式，反而使內容變得空洞，他在永州時寫過一篇《乞巧文》：
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囂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顰頞蹙，喙唾胸歐。大而歸，填恨低首。
雖然說是“乞巧”，其實他在批判很多人寫文章只是看上去漂亮，卻完全沒有實際的用途，因為他覺得內容最重要，因此對文章的優美做了無情地諷刺。柳宗元這樣的說法對不對呢？至少孫昌武先生認為：“柳宗元把文體與文風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也有其偏頗的、絕對化的一面。”（《柳宗元評傳》）
柳宗元撰《唐大家柳柳州文鈔》明刻本
關於如何寫文章，柳宗元也有著自己的說法，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有著這樣的強調：“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慾其奧，揚之慾其明，疏之慾其通，廉之慾其節，激而發之慾其清，固而存之慾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看來文章不能輕易作，用現在的話來說：寫文章之前，首先要端正態度。餘外，他還在很多文章中論述過作文之法，比如他強調了作者的主觀修養及其他的一系列要求，看來要想寫出一篇足以流傳後世的文章，絕非易事。
雖然柳宗元是文章大家，但其流傳後世之文，也受到過一些人的質疑，而對其主要的質疑則是他崇信佛教，這樣的信仰顯然讓正統的儒家不能接受。柳宗元崇信佛教，除了當時社會的氛圍，還有一點，就是他從小就有這樣的信仰，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
韓愈堅決反佛，而柳宗元卻如此信佛，這兩位文章大家雖然是志同道合的古文運動推手，但就這一點，二人卻有著較大的差異。韓愈當然希望柳宗元能改變這種信仰，他曾多次規勸過柳，但柳不為所動，其在《送僧浩初序》中反駁韓愈說：“儒者韓退之與餘善，嘗病餘嗜浮屠言，訾餘與浮屠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餘，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
柳宗元也承認韓愈是自己的好朋友，並且韓多次規勸自己不要信佛，但柳依然覺得不應當完全排斥佛教觀念，因為這些觀念中有一些跟儒家的《易經》《論語》相暗合，所以他不覺得儒、佛兩家觀念對立。
柳宗元又說，韓愈對儒家之愛應該超不過揚雄，而揚雄的著作中，除了儒家觀念之外，同時他還融匯了莊子、墨子等不同的觀念。柳的言外之意，儒家也應該從其他學派中汲取有營養的成分。
雖然說在信佛問題上，韓愈與柳宗元意見相左，但這並不影響二人的友誼，更為有意思的，二人在寫文章上還暗裡較勁兒。對於他們之間是怎樣的較勁，梁德林在《柳宗元詩文的遊戲色彩》一文中予以了闡述。
當年，韓愈寫了篇《毛穎傳》，而柳宗元讀過後寫了篇《後題》，其在文中稱：“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柳在這裡用誇讚的口吻說，韓愈的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我想跟他比試一番都不敢。雖然這是謙虛話，但至少也表達出了柳的心態，那就是在為文上，柳對韓有著暗自較勁兒的心理。
而有意思的是，後人通過對他二人文章的比較，發現他們有許多類似的同題之作，比如宋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說：“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丞傳後敘》，柳有《段太尉逸事狀》。”
在這裡，羅大經倒沒有說韓、柳二人在寫散文方面暗自較力，他只是類比出二人文章有相似性。而直接點明二人較力者，則是明代孫礦在《讀柳集敘說》中所言的一段話：“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張中丞傳後敘》，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晉問》；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
但無論是羅大經還是孫礦，他們舉出的韓、柳二人相似之文的數量並不多，相比較而言，錢基博在《中國文學史》中說“宗元之文有意與韓愈之文爭能者”，接下來，錢基博列出了幾十種之多，並且其在對比中還點明瞭韓文與柳文之間的相同點，故而梁德林在其所撰《柳宗元詩文的遊戲色彩》一文中說：“而他所列舉的例證中，有些顯然並不一定是有意與韓文爭勝之作。如柳宗元擔心段秀實的事蹟‘未集太史氏’，才寫了《段太尉逸事狀》，似乎與韓愈《張中丞傳後敘》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韓、柳之間是不是真的在暗裡較勁兒呢？梁德林先生顯然不這麼認為，他認為這只是兩個大文人之間的筆墨遊戲。而章士釗也持這樣的觀點，他在《柳文指要》中說：“尋韓、柳同時，文章工力悉敵，凡所為文，相互覽觀，乃至仿效，俱有可能。”
對於柳宗元的墓，回來後我又查了些資料，比如方崧卿《舉正敘錄》中稱：“洪氏《辨證》尚有京兆萬年司馬村《柳子厚銘》……皆未得之。然洪氏亦徒有其目耳。”看來，柳宗元的墓誌銘確實出土於司馬村。
如此論證起來，即可知柳墓早就被盜挖過，否則他的墓誌銘難以讓人看得到。而後我在網上搜到了《西安晚報》上的刊載的一篇名為《西安司馬村：少陵原上千年古村》的文章，此文的記者採訪了司馬村的黨支部書記關玉良，關稱村中原有的這座大墓只是被稱作“將軍冢”，並未直言這座已經不存在的墓是柳宗元的墓。
我在西司馬村拍照時，曾問過關華夏老人，本村是否有柳姓，他告訴我，一個都沒有。同時我又問他，何以知此墓原本是柳宗元墓，關華夏跟我說，一是他們本村從來就有這個傳說；二是前些年柳宗元的後人來了一大批，其中還有許多現居海外者，他們就是在這個空地集體祭拜柳宗元，說明柳家後人認定這就是其祖先之墓。而《西安晚報》上的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今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代文豪柳宗元誕辰1240年，中華柳氏宗親聯誼會發起人，河東柳氏後人劉哲先生聯繫到記者說：‘柳宗元出生於長安，葬於長安，而他的墓葬則很有可能在少陵原上的司馬村。’”
看來此地果真有個柳氏宗親聯誼會，此會的發起人是柳哲先生，但是柳哲只是說，柳宗元可能葬在司馬村，並未下斷語，然《西安晚報》的這篇文章的結尾處還有這樣的一段話：“柳哲說：‘據我所見到的宋代洪興祖的《韓集辨證》中記載，柳宗元墓碑在京兆萬年司馬村，由此推測，柳宗元墓很有可能就在司馬村。我們柳氏後人曾多次到司馬村尋訪，認為柳河東之墓應該就在司馬村，很有可能就是司馬西村的“將軍冢”。柳氏一族的後人們希望能找到更多文獻和考古資料，進一步確定柳宗元墓所在地，讓我們能夠祭拜追思這位偉大的祖先。’由此看來，本村書記關玉良所說的‘將軍冢’很有可能就是柳宗元墓址。”看到這句話，讓我懸著的心總算落下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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