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
184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洪秀全开始仔细阅读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基督教中文手册，听到了关于末世灾难的伟大预言。他从鸦片战争爆发现场附近——广东花县，走向广西紫荆山脉，组织起一支名叫“拜上帝会”的庞大军团，并在1853年3月占领南京。“天国”的版图，甚至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沿岸地带。
中国的三代洋务运动
中国的洋务运动经历近150年历史，至今没有终结的迹象。由李鸿章、张之洞和左宗棠等人发动的第一代洋务运动，基本排斥了想象性符码，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工业技术物资的紧急输血，它的清单上罗列着后膛枪、加农炮、蒸汽机、车床、发报机、机车和铁轨之类坚硬的“经济基础”细节，用以维系腐败帝国的权力运营。
第二代洋务运动起源于殖民地上海，从黄浦江沿岸的大规模造楼运动开始，它开始引入更为柔软的意识形态代码（如赌博业、流行服饰、时尚书刊和电影胶片），这次洋务运动发源于土地的区域性租赁，而后果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强力征服。
第三代洋务运动开始于八十年代，它不仅大规模输入意识形态代码，而且首次令它在数量上超出工业产品，成为“他者”入侵中的首席事物。我们可以看到，经过长达150年的洗礼，洋务运动愈来愈深入它自身的内核，也就是深入到文化代码无限增长的层面。
社会主义欲望书写的三个时期
社会主义的欲望书写也经历了三个时期：毛时代的压抑期、邓时代的宣泄期和江时代的书写期。这是欲望表达的三部曲程序，其中“书写”是它的最高形态，表达了欲望历史的进化向度。但“书写”并非一定就是理性建构的同义语，恰恰相反，我们在建筑书写中看到了一个被中国人扭曲、变形和模糊不清的镜像，而在镜子的深处，停栖着中国主体的面容，他们从那里发出了“中国欲望”的热烈叫喊。
“中国欲望”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第三世界身份所困扰的集体性焦虑，由此引发了关于身份构筑的广阔运动。毫无疑问，寻常的西方物品输入，已经无法制止现代化（“个人富有”的代名词之一）速度过慢所引发的痛苦。文化主体沉浸在身份的异质性苦闷之中。东方和西方的物性差距助燃了“中国渴望”。这种焦虑必须依靠更大数量的代码来加以慰藉。尽管代码只是一种欲望╱身份的代用品，但它却有效地补偿了现实的巨大匮缺。而且所有代码的成本（而非价格）都是低廉的，它们帮助居住（消费）主体夺取了享受的权力。有时候，一杯卡布基诺咖啡和一支哈根达斯雪糕就是镇静剂药丸，被用以熄灭过度燃烧的欲望。在想象性的占有中，中国人提前消费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提前从西方社会那里夺取了尊贵的身份。
想象西方所导致的文化喜剧
所有对他者的想象最终都是一次自我想象的话语冒险。这无非就是利用名片话语进行文化记忆的全面“洗白”，从而完成对自己的身份想象。这场想象西方的运动的结果，就是把针对西方的想象性碎片直接贴上主体，使想象者自身散发出西方式的物性光辉，犹如鸡类在身上乱插孔雀翎毛，它把现代化进程涂改成了一场文化喜剧。国际资本逻辑操控着这场想象运动，令身份的庄严转换变得滑稽可笑起来。主体在想象中膨胀和失控了，变成了一堆本质可疑的消费符码。
上海是西方的上海
“新天地”的青砖意象和玻璃意象的这种交织性书写，竟然同时产生了两种事物：中产阶级的西方神话和海外游客的东方神话。它们在那个地点被双重地书写。这就是它受到消费者广泛欢迎的原因。它是上海的一个缩影和代码，像当年的孟买那样，代言着上海所拥有的政治语义，向人们说出“上海是西方的上海”的意识形态法则。
红学界的政治风云
《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刘梦溪语），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1953年，“小人物”白盾、蓝翎和李希凡的学术争鸣文章，严厉打击俞平伯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立研究的立场，由此开启了学术集权的先河。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以“极右”身份获罪，成为政治冤狱中的囚徒，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李之辈，却青云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革命的本意
人们最热衷于谈论的“革命”。就这个字词(革)的本义而言，乃是剥离人的皮肤，释放出锢闭的心灵，放它在新世界里自由飞翔。这显然就是对生命的依据的一种挑战。由于这个缘故，皮肤成了分辨人及其学说的尖锐尺度。孔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禅者则呵斥说：臭皮囊!反革命与革命的界限一清二楚。
段祺瑞食素
1926年，在听说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发出一声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赶到现场，向死难者的尸体下跪。据说，为了表示忏悔，段祺瑞此后素食终生，最后死于营养不良。
潮流
潮流就是人通过互相模仿产生的社会运动，它是人自我保护的基本生存策略。融解在大范围的群体里，意味着拥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人民就是盾牌、伪装服、茂密的丛林以及坚固的家园。人是最善于利用群体的动物。他放弃自由，混迹于无垠的人流之中，随着别人一起沉浮、涌动、喜乐、言说和叫喊，从那里获取最高的生存指数。
中国功夫
功夫片的叙事模式来自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是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通俗小说类型。它是冷兵器时代的神话，却在清代晚期全面兴起，这跟帝国的衰败有着逻辑关联。它要展示的，不仅是中国拳脚对西方拳脚的胜利、更是拳脚对热兵器的胜利。这种咒语式的叙事，其实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欲望，在当代电影中的投射。中国功夫片要想自我超越，就必须终结民族主义叙事，并向好莱坞的《功夫熊猫》和《黑客帝国》学习，从拳脚之道中发现人类的真理。
简化字
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
仇恨政治学
经过历次仇恨政治运动洗礼的中国社会，仍然受到“仇恨政治学”的精神支配。仇恨政治学的逻辑是：仇敌的苦难就是我们的欢乐。这个逻辑完全罔顾受害人正是那些无辜的平民。仇恨成了衡量国家-民族-人际关系的惟一标准。早在“9·11”事件爆发之际，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一恐怖屠杀竟成为某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狂欢时刻。
本文图片皆为王广义画作
本文摘自《文化虫洞》一书
上传与管理：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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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上古神系》为朱大可先生耗费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向西方主流人文阐述体系注入“中国元素”。这些观点颠覆晚清以来的学界定见，为认识华夏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传承本土历史传统、推动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提供了富有卓见的启示，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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