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文明》系列第4篇：中國“司法”先祖，4000年前就提出了“民主憲政”思想
皋陶，先不說他是誰了，有沒有不查度娘，就能一口讀出它的正確拼音的？不關注中國歷史的，我估計多半不知道它的正確讀音。他叫“gāo yáo”,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司法奠基人和開創者之一，4000年前舜帝欽命的司法官，也是舜帝最核心的幕僚之一，正是這位先祖，開創了一系列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法理思想。
通過前兩篇的簡述，大家知道舜帝承接堯帝的衣缽，主要的使命就是通過“和”的方式推廣“德”“天”思想，強化堯帝建立的華夏共同體。當然推廣“德道、天道”，對於萬邦來講都是利大於弊的，也是通過大多數邦國協商一致形成的強制性規章制度，但是推廣過程中難免遇到不接受或公然反抗的，這就需要構建“強制執行機制”，即：建立司法。皋陶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在司法領域最偉大的思想家，為華夏共同體制定了諸多先進的法度。
首先，關於刑律的制定和執行，他提出兩個核心理念，即：“以刑弼教”和“刑期於無刑”，這兩個理念，至今都在延用。通俗的講，就是：刑罰的目的不是懲治，而是輔助教育，刑和教是相輔相成的，刑的最終目的和教是一樣的，天下人人都遵守禮義廉恥，最終沒有可刑之人，刑沒有再存在的必要。他強調掌握強力機構的君王或管理者，不能迷戀於刑，而荒之於教，應當尊重和發揮各種倫理規範的作用，引導和實現民眾的自主治理，儘量少用刑，教為主，刑只是輔助，在基層應該更加重視“人倫五常”的教化，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只有在社會最小單元-家庭成員之間達到和諧相處，整個大社會才可能達到和諧共榮。刑是相對於不守教化者而立，旨在通過反面向民眾揭示什麼才是對的，短期內不易實現無刑，但司法者和治國者應當有這樣的意識。關於這個理念闡述，在《尚書·大禹謨》中有記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不犯於有司。”
第二、他提出“道德”和“權力”應該相匹配的法度，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厚德載物”，上至萬邦共主，下到普通百姓，你執掌的權力必須與你的道德匹配才符合天意，有多大的德行配多大的權力，否則就是逆天行事。他把德概括為九德：“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具備三德有資格做大夫，六德可成諸侯，王必須擁有九德。“德”與“位”相匹配，它的意義在於，讓人事治理變得更簡單、客觀，一個人合不合適勝任這個職位，首先看他的德行夠不夠，德行不夠就pass,沒有迴旋的餘地，這樣你擁有的榮譽、權力和地位，是通過你的德行換來的，不是拿錢買來的，也不是君王恩賜的，它們不依附任何外力，除非你的德行不夠了，否則沒有人能剝奪你擁有的這些，這和封建有著質的區別。
第三、他提出了“天工人代”的天道治理理念，通俗的講，就是為了使得天下治理有效公正，就必須依照天意設立幾種必要的官職，這些官職君王沒有興廢的權利。“德位相匹配”和“依照天意設官”是“虛君共治”理念的核心支柱，為防止君主獨裁而立。治理國家需要的官職是客觀的，能勝任官職的人也是客觀的，不因君王的意志和喜好而隨意變化，君王的作用只是輔助實現這些對應關係。
第四、提出“天敘有典，人法天道”理念，他講人世間的一切秩序都是依據上天的安排而客觀設立和存在的，這些客觀規則高於任何人，人是受命於天，效法天道而行，能代表普遍人性的訴求就是天道，萬民為天之耳目。這一提法也有多重的憲政意義，首先、強調客觀規則高於任何人；其次、強調客觀規則合乎天道，具有正當性，那些依據個人喜好或激情而設立的規則不具有正當性；第三、賦予人民監督的權力，君王或管理者必須接受萬民的監察，強調普遍的人性訴求能反映天道，君王或管理者推行的制度合不合天道，具不具備執政的正當性，觀察絕大多數老百姓是擁戴接受，還是反對便知。
先祖皋陶，以其卓越的法理思辨，為探索華夏共同體的有效治理殫精竭慮，他所強調的優良治理的基本原則就是：“包括王在內的任何人，都必須虔敬地尊重和遵守客觀規則”，至今讀起來都閃耀著人性和憲政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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