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史學界沒有爭論,爲何南陽民間爭論這麼大?

襄陽甜


這題目本身就是一個謊言。襄陽說盲從者誤導視聽、渾水摸魚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襄陽說前赴後繼,拿一個在諸葛亮去世170年後、由襄陽人習鑿齒杜撰出來的地名‘’南陽之鄧縣‘’隆中‘’套路‘’出師表‘’躬耕於南陽‘’,與南陽臥龍崗大打泥巴戰,讓世人莫辯真偽,不能不說是史界一大奇觀。

題主說‘’史學界沒有爭論‘’,依據大摡是網上流傳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舉行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專家論證會的結論意見( 1992年7月5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簡稱《92結論》,該結論‘’一致認定‘’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決不可能‘’在南陽臥龍崗。

此《92結論》滿紙情緒化語言,活脫脫一篇聲討南陽臥龍崗的檄文,缺少了專家結論的平實、嚴謹;而且迄今為止只看到襄陽說網友一遍遍PO出文字版給自己壯膽,從未見到原件照片(帶紅章)貼出,社科院資料庫也檢索不到,很是詭異。


真的是‘’一致認定‘’、‘’決不可能‘’嗎?我們來看看包括中國社科院歷史學部委員劉慶柱、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王震中、人大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王子今等內的國字號史學專家等怎麼說:

一、劉慶柱(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漢代四百年間,長安與洛陽為兩京,南陽為“南都”。漢代文學家除著有《兩都賦》、《兩京賦》之外,還著有著名的《南都賦》。這個“南都”就是南陽。東漢時期劉氏家族及政治集團的核心成員多在南陽。東漢一代,南陽成為中國繼洛陽之後的第二政治中心,權貴雲集,文化發達,學風濃厚。……從邏輯推理和實物資料分析,現在的南陽就是當年諸葛亮躬耕的’南陽。‘’(原文見光明日報2013年5月27日15版《漢之南都,時勢英雄》)

二、王震中(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南陽是天下名都,宛就是南陽郡治所在地,即現在的南陽市。……南陽位於伏牛山之南,漢水之北,因此稱南陽。當時南陽郡與南郡劃分時,是以漢水為界,漢水之北稱南陽郡,漢水之南稱為南郡,在歷史上很明確。因此,歷史上南陽的地理沿革很清楚。……南陽決定了諸葛亮一生的事業,正像《草廬對》所說的那樣,未出茅廬,已定天下三分。‘’(原文見光明日報2013年5月27日15版《漢之南都,時勢英雄》)

三、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諸葛亮選擇南陽作為居所,以眼觀天下,分析形勢,等待時機,顯然注意到了南陽集中交匯四方信息的優勢,體現出不同凡響的政治家、軍事家的戰略眼光。諸葛亮躬耕的臥龍崗下邊幾十米就是當時的南北交通要道宛襄大道,諸葛亮正是利用南陽的這種交通、信息優勢,觀摩時局的變化,綜合分析各種信息,時刻把握天下大勢,從而才能提出《草廬對》這樣的正確的應對時局的方法。‘’(原文見光明日報2013年5月27日15版《漢之南都,時勢英雄》)


(全文請自行百度,無任何障礙)

這些包括社科院重量級史學家在內的學者觀點,是對襄陽說群體動輒拿來混淆視聽、吹哨壯膽的所謂《92結論》一次不點名回擊。襄陽說‘’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史學界沒有爭論‘’的說法不攻自破。

知恥近乎勇,襄陽說盲從者當自省。

我是望峰鳶,謝謝大家。


望峰鳶


諸葛亮的躬耕地在這幾年,南陽市與襄陽市一直在爭,這個顯然,是在爭旅遊資源,我也談談個人的看法,我先說結論吧,我認為諸葛亮的躬耕地在現在的襄陽市,而不在南陽市,歷史上是屬於南陽郡。

我們來看看歷史上的相關記載吧。

三國志的諸葛亮傳裡的出師表,提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這裡的南陽,顯然,是指南陽郡,這個想必大家都沒有爭議。

然後,還有一段,諸葛亮躬耕隴畝,然後在裴松之注引了漢晉春秋說,諸葛亮的家在南陽的鄧縣(這裡的南陽還是南陽郡),襄陽城西二十里,叫做隆中。

我們也知道當時襄陽城是屬於南郡,而隆中這個地方確實是不屬於當時的襄陽城的,也當然不屬於南郡,還是屬於南陽郡。

當是,歷史上的行政區域是有變化的,就是某一個時期屬於一個地方,另外一個時期會劃歸到另外一個地方,這種情況太正常了,三國時期隆中不屬於襄陽城,但是,現在確實是屬於襄陽市的。

而歷史上的南陽郡跟現在的南陽市不是一個概念,要知道歷史上的郡是介於現在的市與省之間的,也就是說南陽郡的範圍要比現在的南陽市要大。

那麼,以前屬於南陽郡的地方,而不屬於南陽市的那是很正常的。

另外有些人,認為不能叫隆中對,而叫做草廬對,這個改名字,就很沒有意思了,因為隆中是個地名,草廬呢,是諸葛亮他家的稱呼,即使叫做草廬對,他的家還是在隆中呀。

當然,除非有人能夠拿出更有利的證據證明,諸葛亮的家壓根兒不在隆中,而是在現在的南陽市臥龍崗區,但恐怕這個比較難。

另外,我之所以認為諸葛亮的家確實是在襄陽城,因為襄陽是當時荊州的治所,諸葛亮雖然說是躬耕,但那個顯然是自謙的說法,諸葛亮自己娶了荊州黃氏,兩個姐姐一個嫁給了蒯家,一個是龐家。要知道蔡黃蒯龐是當時的四大家族。

諸葛亮一直沒有遠離荊州的中心的,否則他的信息將是極其的閉塞的。


歷史簡單說


唉!名人之地誰不爭。爭來了,可以發展旅遊業,為南陽爭光!


本來諸葛亮一直定居在襄陽,可就是他的出師表說了句“亮躬耕於南陽”。這下被南陽人抓住了命根子,反駁襄陽說,大聲駁斥道:“南陽怎是襄陽?南陽就是我們河南南陽嘛,再說南陽離湖北不遠,諸葛亮經常去襄陽不足為奇!”

拜託了南陽某些人,你想爭諸葛亮出山之地,這沒什麼問題,問題是三國時的南陽就是今天的南陽?三國時的荊州也不是今天的荊州,它管六郡,今天的長沙在三國時就屬於荊州呢!難道在三國時期長沙出生的名人要算到今天的荊州?


古代的郡制和今天的城市區劃是不完全一致的。解放前有的地方本來屬於一個縣,解放後又把它劃到另一個縣。比如小編的家鄉,1954年以前屬於陽新縣,因離陽新縣城遠,而離大冶縣城近,就劃到大冶了。如果諸葛亮是我們老家的人,你說他出生地在陽新還是大冶?

諸葛亮出山的地方肯定是南陽,但不是今天的南陽市。它應該在襄陽不遠的地方,但今天屬於湖北襄陽管轄。有南陽人會反駁說:“小編說得不對,襄陽城外不遠處怎可能歸南陽管轄。”那麼小編拿自己的家鄉告訴你,解放初,曾經陽新縣從東管到大冶縣城城門。我們老家人所說的“陽新管到大冶縣城屋簷滴水處,大冶縣城裡的人一出東門,就到陽新縣界地。”

如果南陽人還認死理的話,我不想多說,也不想拿東晉人習鑿齒的理論來反駁南陽人。《三國志》是比較真實的,也就是真實才被列入24史之中。諸葛亮活著的時候,陳壽也在。他不可能搞錯諸葛亮的出山地。《三國志》裡明確記載了諸葛亮家在南陽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說明什麼,在三國時期,襄陽城西二十里就是隆中,這地方屬於南陽鄧縣管轄!(說明:三國志是裴松之注的,歷來史學家認可,他是個認真求證的人,比如魏書造假劉禪失散被賣,諸葛亮被司馬懿擊敗等,反覆驗證。所以諸葛亮出山地的註解,是他認可的,也就是陳壽三國志的原意。)



就倒算古人計算裡數不準確,今天的襄陽城西五十里的地方也不屬於今天的南陽管轄呢!諸葛亮的家能飛到今天的南陽去?

其實,對於諸葛亮的出山地的爭論是好事,證明諸葛亮的人生價值觀,我們都認可。如果換個奸人,比如秦木會的故里,大家都搶著爭,那就悲劇了!歡迎交流,指出不足!


老薑聰蒜


  首先,提問者是抱著用問的方法引導讀者往自己的陷阱裡走。而後拉“史學界”的大旗,做鼓吹襄陽隆中的虎皮??

  誰說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了,《故事會》還是《襄陽晚報》?

  史學界,又是哪個史學界?問主口中的史學界、隆中史學界、襄陽史學界還是湖北史學界?

  襄陽隆中是在諸葛亮去世一千多年後修建的設施:

  襄陽隆中,一個國務院認定的明清建築,被吹成“史學界沒有爭論的諸葛亮躬耕地”,還想碰瓷南陽武侯祠?

  注意:以後說謊吹牛逼,編瞎話不要上升到國家層面,國家文件、資料、史書等,你有別人也有。吹牛逼只會糊弄吃瓜群眾,有心人查查資料就明白了!

  其實,真正的在國家層面,在學術界,是認可諸葛亮躬耕南陽的:


  吹“學術界都是認定諸葛亮躬耕苦讀於襄陽隆中”,只能說你坐井觀天,夜郎自大,鼠目寸光。只告訴你,不但普通史學工作者,許多史學大家也都支持南陽說。

  號稱“南譚北史”的史學泰斗史念海、中國秦漢史學會會長王子今、社科學歷史所王震中院士等等,都持堅定的南陽說,其實在襄陽,也有持南陽說的專家學者,比如黃玉泉,王雄等,更不要說在湖北,在全國了!


  無知不是錯,但是無知還出來瞎叫喚,亂顯擺,不但更加暴露你的無知,也更加顯得粗俗猥瑣了。

記住,好好學習,才能天天向上!


零品公僕


這個問題提得很好!“諸葛亮躬耕於今襄陽隆中”“劉備三顧諸葛亮於今襄陽隆中”,1800年來在史學界確實沒有爭議!僅舉幾個權威的例子:



  • 南北朝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記載“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注引《漢晉春秋》雲:“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正史裴注《三國志》為“躬耕隴畝”做注說躬耕地就是襄陽西二十里南陽郡鄧縣隆中的亮家!這是躬耕地最早的記載,也是唯一寫入正史的記載。
  • 南北朝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沔水又東徑隆中,經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沔水又東經襄陽縣北。”古代著名權威歷史地理著作《水經注》明確記載劉備三顧地就是漢江南岸、襄陽縣西的隆中。而該書中完全沒有提到淯水和梅溪水邊還有個什麼臥龍崗和武侯祠
  • 其實最權威的史料,還是歷代南陽學者編撰的南陽地方誌
  1. 《明嘉靖鄧州志》記載“十二年,備三顧諸葛孔明於隆中。本傳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薦諸葛孔明家於南陽之鄧縣號曰隆中。”
  2. 《清乾隆新野縣誌》記載“建安十二年……是年(劉備)三顧諸葛亮於隆中。”又說“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寓居襄陽隆中….”
  3. 《清光緒南陽縣誌》記載:“或謂侯實家襄陽,南陽之祠非是。考三國志亮隨其叔父依荊州牧劉表,是時表軍襄陽,亮宅在襄陽為信。水經注謂沔水經亮舊宅是也。”又載:“然漢荊州八郡南陽居首襄陽(隆中)四為鄧縣實隸南陽,故侯自表謂‘躬耕南陽’。漢晉春秋亦謂亮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以此推之,南陽祀侯固宜歷代,迄今築居以像之,與隆中並稱……”“南陽府城西五里,臥龍岡草廬舊址。漢史稱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即今鄧州而襄陽(隆中)實在其界故也。”

  4. 《明嘉靖南陽府志校注》“三國志侯傳注引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此漢隆中確屬鄧縣,不屬宛。漢時襄陽為南郡屬縣,縣境西止十一里,故水經注謂襄無西。”“漢荊州刺史治襄陽,所領有南陽郡。亮家於襄陽城西二十里屬南陽郡鄧縣,故亮自稱躬耕南陽。”
  5. 南陽市黨委編撰的《諸葛亮小傳》“諸葛亮……便在隆中蓋了幾間草屋,和姐弟一起定居下來。隆中在襄陽城西北二十里,當時屬南陽郡鄧城管轄。”



從以上史料看,無論是正史還是南陽曆代本地史都明確承認諸葛亮躬耕地是今襄陽隆中,三顧地是今襄陽隆中!連歷代南陽本地史都承認的事,那自然是史學界公認的史實!

今天某些南陽人推翻自己數百年的地方史記載,除了為了經濟利益別有用心外,想不出還有其他理由!


飄逸的歷史


國家文物局認定了:“襄陽隆中是諸葛亮故居”。並且認定:“傳說南陽武侯祠是諸葛亮躬耕地”。


襄陽南陽之爭,史學界沒有爭論,那是不客觀的,那是過去。但是,八十年代以後,國家文物局認定了襄陽隆中是諸葛亮故居後,除非”磚家”、”叫獸”才與國家不保持一致,與國家叫版。


在八十年代初,國家文物局組織各省文物局,認真對全國的名勝地進行了認定。包括河南省文物局也參加了,也完全同意:“襄陽隆中是諸葛亮故居”、”是《隆中對》發生的地方。” 現在,我把文件公開,把照片也放這裡,請廣大網友細看,做出自己的判斷。


另外,國務院1986(104)號文件,也是這樣認定的。國務院的文件是公開發布的,請大家在網上查找,也可以查到。



此書《中國名勝詞典》是國家文物局組織全國各省文物局一起編寫的。




請看上面,河南省文物局參加了編寫。難道河南省文物局的專家都是啞巴,不替河南南陽人說話?難道河南省文物局的專家都被襄陽人收買了?

國家文物局給南陽武侯祠定性為:“傳說是諸葛亮的躬耕地”。記住,傳說就是不確定的事情。



而對襄陽隆中的認定非常準確:古隆中是諸葛亮的故居,是《隆中對》發生的地方。


大家看看今天在這裡發表文章的河南南陽人,大家數一數,從寫“大文章”的到寫“一句話”的,有多少罵人的,簡直像“怨婦”。誰對誰非,一目瞭然。廣大網友心裡自有一本賬。




峴山石頭


史學界沒有爭論不確切。從魏晉至八十年代中期,的確沒有什麼爭論。因為諸葛躬耕地問題,在史學研究中屬小問題。陳壽(233年~297年)本蜀漢舊臣,甚至見過諸葛丞相(181年~234年),其《三國志》已指明荊州襄陽。而晉人習鑿齒(328年~412年)作為襄陽侯習鬱之後,憑几代人的口傳也知亮家在哪兒。南朝宋裴松之(372年~451年)也沒見聞任何不同意見。而北朝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472年~527年)更是定位了亮家一一隆中。以至南陽清代《鄧州志》、《南陽縣誌》直至解放後河南官方也不認同南陽說。



八九十年代南陽不幹了!原因大家都懂得的。近些年發表南陽說的磚家又沉寂了。但在民間,那可是大事,為什麼呢?襄陽人過早吃牛肉麵時,就夾兩筷“孔明菜”、喝一碗黃月英所傳的“黃酒”,宛城搶諸葛亮,幹嘛?反過來,南陽老鄉吃饃喝湯之時,也要擺幾句古話,“南陽諸葛亮”成襄陽的了,幹嘛?

人文情懷、地域情結使然。儘管回答這個問題的朋友,進隆中風景區、南陽武侯祠還是要買票的,甚至連自家老祖宗從山西大槐樹來還是江西來都沒搞清楚,也要爭個臉紅脖子粗!

但罵習鑿齒我不同意,因為有“白眼狼”之嫌。下面談幾點兒我的意見,望批評指正:

一、全國武侯祠對先賢史家習鑿齒應有感恩之心


在“躬耕地之爭”中,近三十年來,一些南陽說的朋友對東晉習大國史可謂“挫骨揚灰”也不解恨!因其一句“(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被裴松之引入《三國志》注中;而北魏酈道元(公元472~527年)在《水經注》中,對其所言“亮家”做了精準地理定位。此三著,讓如今襄陽隆中成為諸葛躬耕地,讓“躬耕於南陽”之“南陽”成為類同如今之省名,坐實“南陽武侯祠”為躬耕地無疑成為一個夢想。

其實,我說一句,沒有習鑿齒,哪有全國九大武侯祠千餘年的香火!遑論三國旅遊熱的興盛。如下幾點,與讀者諸君商榷。

1、尊漢的《漢晉春秋》讓《三國志》公正

作為蜀漢亡國臣民而入仕司馬氏晉朝的史家陳壽,為個人身家利害計,寫“三國史”沒有尊崇其生於斯、長於斯,並曾仕於斯的蜀漢故國,而毅然選擇了尊崇司馬氏之所出、併為其所“禪代”的曹魏為正統。此正所謂尊魏所以尊晉也。《三國志》六十五卷,魏卷三十,吳卷二十,蜀卷十五最略;體列曹魏用夲紀,吳、蜀之主僅用列傳。由來對其指責有四:尊魏為正統,帝魏不帝蜀;曲筆太多,迴護曹魏過甚;挾怨作史,對歷史人物(特別是諸葛亮)評價不公;作史索賄(即向丁儀和丁廩的兒子索米),有缺史德。

《三國志》在此之前已有史稿,當時魏、吳兩國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曜的《吳書》,此三書應當是陳壽依據的基本材料。《吳書》則是東吳官修的一部國史,始撰於孫權末年,其間韋曜(又名韋昭)曾主其事,最後由薛瑩“終其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均有著錄,後亡佚。蜀漢無史,西晉滅亡之後晉室南渡,恰恰正是這位習鑿齒先生,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改尊蜀漢為正統,彌補了《三國志》的缺憾。


專聽則昏,兼聽則明,習史有助於後世廓清歷史真相,功莫大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至今讀來,仍振耳發瞶。

2、習以半人之力、小部《漢晉春秋》之功催生《三國演義》

從《漢晉春秋》現存佚文我們不難看出,習鑿齒不僅“史才不常”(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語),不僅敢於以蜀漢為正統書寫歷史,而且能超越時代的侷限,秉持正義、揚善除惡,打破過往史學“為尊者諱”的潛規則。作為司馬氏東晉臣子,他對於晉朝開基之祖司馬懿發動政變濫殺曹爽等人、司馬昭謀弒魏帝曹髦等宮廷血案,皆據事直書,概不避諱,特別是他借曹髦之口說出“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這一驚世駭俗之語,足以使得歷史記述能夠以文學樣態活靈活現地讓人過目不忘,繼而流播千古。而且,如果沒有習鑿齒對《三國志》曲諱諸葛亮南征北伐事功的矯枉和補足,諸葛公一生事功將不可能得到完整展現,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光輝形象將大打折扣,《三國演義》的風雲故事亦將大為遜色!


習鑿齒著作看似簡簡單單的“蜀漢紀年”,實際非常不簡單——由此,歷史上所謂的“三國鼎立”其實從歷史道德角度就不復存在,既然有了蜀漢為正統、曹魏為僭偽的歷史座標,那麼三國史自然就成了“漢春秋”——由此,忠與奸,順與逆,賢與愚,自然昭然而判!在晉室東渡、五胡亂華的大歷史背景下,在桓溫權利慾望膨脹的小政治生態環境中,習鑿齒的“正統”歷史敘述,體現了一個正直史家的卓爾不群的道德理念和不畏強權的價值取向。進而才影響到日後《三國演義》作者的歷史道德觀念,使得劉備英雄和曹操奸雄這樣的歷史臉譜,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心目中流傳下來。

正是因為有了習鑿齒的正本清源,“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唐劉知幾《史通》語),三國這樣我國曆史上的“小時代”,才終於成為波瀾壯闊的歷史“大舞臺”;正是因為有了習鑿齒對蜀漢正統地位的認知和大力張揚,劉關張這樣叱吒風雲、偏居一隅的豪傑,諸葛亮這位奮戰一生、志在興漢的志士,最終成為了中國百姓耳熟能詳的超越時代的英雄楷模、智慧化身!而習鑿齒,也恰恰因為他所秉持的“蜀漢正統論”,恰恰因為他所求信諸葛武侯形象的貢獻,被後世稱為諸葛亮的異代相知,在“錦官城外柏森森”的丞相祠堂,與前朝君臣“千秋同祀”!


3、《漢晉春秋》大部亡佚確為史界憾事

毋庸置疑,《漢晉春秋》在唐末五代之際亡佚,僅剩一百餘條文字散見於歷代典籍之中,乃中國史學史上一大憾事。自清代起,若干有志學者孜孜鉤沉,廣泛輯佚,諸家輯本迭次推出,才使得人們對這部古佚名著終於可以窺豹一斑。若《漢晉春秋》存世,三國史豈非明朗如鏡,習鑿齒焉有“野史家”之名!

所以,習鑿齒這種追尋“正統”的政治歷史觀念,自斯時伊始,對中國史學和文化界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故此明代才子張春才說:“(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謂晉雖受魏禪而必以承漢為正,此乃千古綱常之大論也!”中華文明五千年,“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多少年不是在內訌、爭鬥中,數百年一漢,有何不可?“寧作太平犬,莫作亂世人”,我中華祖祖輩輩何其不幸!

二、對古鄧國、鄧縣的考證印證了習鑿齒對隆中躬耕地的記述



七十年代襄陽市樊城西北鄧城遺址的出土,成為當時全國轟動性的考古事件。1980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石泉教授發表《古鄧國、鄧縣考》,釐清了各種史料,為後來考古、出土大批珍貴文物指明瞭方向。而十一年後,河南大學黃有漢教授發表的《古代鄧國、鄧縣地望考》,有為河南鄧州背書之嫌,一直為中華鄧氏宗親詬病。

1、關於鄧國的都城所在,漢魏六朝時期的記載都說是在當時的鄧縣。但究竟在今何處,則有河南鄧州說與襄陽鄧城說。已故石泉教授鮮明指出河南鄧州說不能成立:

【主張古鄧國在今河南鄧縣之說的,可以舉顧祖禹的名著《讀史方輿紀要》(以下簡稱《方輿紀要》)和乾隆《鄧州志》、嘉慶《南陽府志》作為代表。近人著作中主此說者亦頗不乏人,但卻未見提出什麼有力的論據。《方輿紀要》雖在卷51,河南六,南陽府,“鄧州”總論中說是“春秋時鄧侯國”,但在後文分條論述鄧州的山川城邑沿革時,卻毫未提到鄧國和漢晉的鄧縣;而在卷79,湖廣五,襄陽府“鄧城”條中雖然說是“府東北二十里,本春秋鄧國地”,但所引史事則包括有關秦漢時鄧縣的材料,卻又未指實就是漢晉時鄧縣。乾隆《鄧州志》和嘉慶《南陽府志》在“沿革”部分,把春秋時鄧國和戰國秦漢直到晉宋時的鄧縣,都列入鄧州範圍,但在“古蹟”部分又只舉出穰縣等,而全未提到古代的鄧縣(2)。《鄧州志》在“沿革表”的漢代州、縣一欄中,列舉了鄧、穰、涅陽、朝陽、棘陽、淯陽、冠軍七縣之後,卻又加註說:“舊志皆鄧境內。今按:各史志,惟穰、涅陽、冠軍確係今鄧地無疑。餘尚侯考” (見卷1,頁4下)。這些都足以說明鄧州之說並無確據。近人著作中主此說者,也未見有任何認真的考釋。


其實,今河南鄧縣從戰國以來直到明初,一千多年間一直是穰縣所在。北魏至隋初曾在這裡設荊州;隋滅後梁取江陵以後,荊州移治江陵,始於穰縣設鄧州。至明初,廢穰縣,這裡才專稱鄧州。民國以後,廢除府、州,於是鄧州始改稱鄧縣,以迄於今。這一沿革情況前人是有明確記載的(3)。穰縣既一直在這裡,則戰國至漢晉與穰縣並存的鄧縣,自不可能也在此。古代記載直到唐宋,也還未見有把穰縣(鄧州)同古代鄧國聯繫起來的(4)。然則是否可把古鄧國和漢晉六朝鄧縣,定在今鄧縣(鄧州) 南境 ?這也不可能,因為南境是漢晉至劉宋時的朝陽縣地,縣城就在今鄂豫兩省交界處的湖北境內(1),無法在這裡再安下一個鄧縣。

據上所考,古鄧國在今河南鄧縣(舊鄧州)之說,是站不住的。】

2、石泉教授一一考證了古鄧國(漢晉宋齊鄧縣)在湖北襄陽市樊城北的不同說法 ,論斷樊城西北鄧城遺址為古鄧國與宋齊前鄧縣所在:

【認為古鄧國( 宋齊以前鄧縣) 在漢水北岸今湖北襄樊市附近的記載,比上述河南鄧州說要多得多,也早得多。現存史料對於古鄧國、鄧縣在漢水北岸的具體位置,大致有三種說法:


一說在襄樊市西北的鄧城遺址;一說在襄樊東北,唐白河下游西北岸;還有一些記載則只籠統說在襄樊北。

這三種說法,以襄樊西北說為最早。劉宋時人盛弘之所作《荊州記》( 成書於元嘉十四年)雲: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餘里,鄧侯吾離之國,楚文王所滅,今為鄧縣。鄧城西百餘里,有谷伯綏之國。(原書已佚,此據光緒十九年曹元忠輯本卷3,內容轉引自《太平御覽》卷192)

這是今存史料中有關古鄧國及鄧縣地望最早的較明確記載。下至清代,乾隆《襄陽府志》卷5古蹟,襄陽縣“鄧城”條雲:“縣西北二十里。春秋時鄧國地”。又“易城”條雲:“在鄧城南七里”。同治《襄陽縣誌》第二冊,卷 1,古蹟,“鄧城”條雲:“縣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基尚存,高丈餘,壕淤成田。”又“鄾城”條雲:“在鄧城東南十餘里”,與《府志》所記大致相同。特別是《縣誌》 描述較具體,應是當地人根據實地調查所得。這同現在襄樊市西北的鄧城遺址位置、特徵也基本相符。

襄樊東北說,在今存史料中,最早見於今本《水經注》,卷引淯水篇雲:

【經】(淯水)南過鄧縣東。

【注】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淯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經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逸鄧塞北,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濁水東流,注於淯。淯水又南,遷鄧塞東,又通鄾城東。……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為好,封人奪其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為鄧之鄾聚矣。

【經】(淯水)南入於沔。

從這段記載看,顯然是把古代鄧國和漢魏鄧縣,連同古代的鄾城,都定在今襄樊市東北的唐白河西岸了。下至唐宋,以及明清,這個東北說一直相當流行。例如《元和志》卷21,襄州“臨漢縣”條雲:臨漢縣,本漢鄧縣地,即古樊城。……縣城南臨漢水……故鄧城,在(臨漢) 縣城東北二十二里,春秋鄧國也。

《太平寰宇記》卷145,襄州“鄧城縣”條雲:漢鄧縣地,即古樊城。……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以襄州為襄陽府,徙臨漢縣於東,古鄧地。乃改為鄧城縣。

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卷31,淯水篇按語云:秦置鄧縣,屬南陽郡。兩漢、魏因。晉屬義陽郡。宋為京兆郡治。齊因。梁廢。今在襄陽東北二十里。

以上是東北說的一些較明顯記載。

還有一些記載只說在襄樊北面,例如唐初的《括地誌》雲:“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 (2)安養縣,唐天寶以後改名臨漢縣,故地在今襄樊市之樊城,已見上引《元和志》。

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記》卷4,襄州“鄧城縣”條原注云:“(襄州襄陽縣)北二十三里。”(3)下文雲:“漢鄧縣地,……古鄧地。”並雲鄾城也在縣南境(1)。

(1)關於漢晉至劉宋時朝陽縣。參閱《漢書》卷28上,地理志6上。南陽郡“朝陽”縣:《續漢書.郡國志》(殿本《後漢書》32) 荊州南陽郡“朝陽”縣:《晉書》卷15,地理志,荊州義陽郡“朝陽”縣:及《宋書》卷37,雍州“順陽太守”條及“朝陽令”條。關於古朝陽城地望,參閱同治《襄陽縣誌》(民國石印本第二冊)卷1.地理志,古蹟。“朝陽城”條:光緒 《襄陽府志》卷5,輿地志5,古蹟。“朝陽城”條。據湖北省博物館內部調查報告:在今襄陽縣西北六十里,靠近河南省邊界的石橋公社史李大隊李百戶灣北,仍有朝陽城遺址在,與上引襄陽縣誌,府志所記合。

(2)見《史記》卷40,楚世家,張守節《正義》轉引《括地誌》。

(3)按:《太平寰宇記》(光緒金陵書局本)說鄧城在襄陽北十三里,但乾隆《一統志》卷270,“襄陽府古蹟,鄧縣故城”條引《寰宇記》 則雲鄧城縣在襄州北二十三里。光緒《襄陽府志》卷五古蹟,襄陽縣“鄧城故城”條據《通志》(按:當是嘉慶《湖北通志》)引《寰宇記》,以及民國《湖北通志》(商務印書館精裝本) 頁667,卷18,《輿地志》十八,古蹟四,襄陽縣,“鄧城”條跟《寰宇記》都說 是“在襄州北二十三里。”據此,局本《寰宇記 》當脫“二”字)。

乾隆本《大清一統志》卷270湖北襄陽府,古蹟,“鄧縣故城”條,也說是“在襄陽縣北。春秋時鄧國” 。

這個襄樊北面之說,與東北說及西北說都可大致相通,可能也就是調和前二說的產物。】

3、石泉教授進一步論斷襄樊東北說實際是晉、唐、宋時的鄧城縣:

【《晉書•地理志》在這方面向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晉志》(卷15)荊州義陽郡有鄧縣,原注云:“故鄧侯國”。同卷荊州襄陽郡又有鄧城縣和鄾縣。當時的義陽郡共有十二個屬縣,東起隨縣經隨棗走廊,西至南陽盆地南部,包括新野、穰縣(今河南鄧縣)、朝陽和鄧縣等。襄陽郡則在義陽郡西南鄰!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帶有兩個以“鄧”為名的縣。鄾縣,據《左傳》桓公九年杜預注所記,是位於漢水北岸鄧國南鄙的鄾邑故址。古今於此,並無異詞。此縣與鄧城縣同屬襄陽郡,又都在沔北,自必相近。《晉志》又指明義陽郡的鄧縣是“故鄧侯國”,則鄾縣自必又在這個鄧縣的南鄰,鄧城縣與鄧縣既都與易縣鄰近,則彼此亦當相近。鄧縣既如上考,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鄧城遺址,則此晉代鄧城縣就只能在鄾縣東北方。鄾縣自晉時一度設縣後,即未再見有設縣的記載;鄧城縣在宋、齊兩《州郡志》和《隋書•地理志》中亦皆未見,可知這期間亦未設縣。直到中唐時期,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始又重設鄧城縣於今樊城以東偏北的古鄧城(已詳上考)。這個“古鄧城”位置與上考晉鄧城縣的方位正合(1)。北宋沿襲之。南宋初,廢為鄧城鎮,以後未再設縣。


這裡需要進一步作一些分析的,是如何看待上引《水經注•.淯水篇》有關鄧縣的記載。《淯水篇》的經文(反映漢魏時地理)說鄧縣在淯水下游(今唐白河)西岸。從大體看,與本文所考的襄樊西北說可以相合,因為經文是大處著眼,而今鄧城遺址也是位於今唐白河以西的(雖然中間還隔一條較小的“清河”)。這段《淯水篇》的註文說發源於朝陽縣的濁水,是東南流,經過“鄧縣故城”(《水經注》成書時,鄧縣當已廢,故稱“故城”)南,又東流,經過鄧塞(鄧城東南的小山)北,與淯水(流過鄧塞東)會合。楊守敬《水經注疏》卷引認為這條濁水即今之清河,因為清河上源也在今襄陽西北境及豫陝邊界地帶,東南流,過清河店,轉南流,在樊城東北入漢(咸豐十一年唐白河下游改道前,是入唐白河(2))。看來,楊守敬就是依據《水經注·淯水篇》,對照有關的方誌與當時地圖,設想清河下游古代曾於樊城東北面,轉東流,入唐白河,以而定鄧縣故城以至鄧國於襄陽東北二十里。】

4、石泉教授的考證有力地印證了習鑿齒關於隆中躬耕地的記述:

【(1)《三國志·蜀志》卷5 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東晉習鑿齒《漢晉春秋》雲:亮家於南陽(郡)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蕭統所編《文選》卷37諸葛孔明《出師表》,唐李善注引《荊州圖副》亦云: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

隆中山在今襄陽城西約二三十里,北過漢水不遠就是鄧城遺址。這同上引《漢晉春秋》和《荊州圖副》所記,鄧縣(鄧城)南與隆中的諸葛亮宅隔沔相望的位置正合(裡數過近,可能有脫誤),從而證實了當時鄧縣當在襄陽的西北方的今鄧城遺址。

(2)《宋書》卷37,州郡三,雍州京兆太守屬縣有鄧縣,雲是’‘漢舊縣”,而有“京兆太守”條總序則指明:“(宋孝武帝)大明土斷,割襄陽(郡) 西界為實土。”鄧縣當時雖然屬獷京兆僑郡,但它是漢以來的舊縣,因而是有實土的。據“京兆太守”條所記,當時京兆郡屬縣中只有鄧縣不是僑縣,可以想見:同郡的其他諸僑縣必然寄治在鄧縣附近。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土斷”之後,劃給京兆郡的實土是在襄陽郡的西境。這也就反映出:當時鄧縣必然也鄰近襄陽西境,才能與其他僑縣的新得實土連接成一片。這樣鄧縣自當在襄陽西北,而不可能偏在東北方。

(3)《元和志》卷21,山南道二,裹州襄陽縣“萬山”,條雲:在(襄陽)縣西十一里,與南陽鄧縣分界處。古諺曰: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

這說明在襄陽城西不遠 (包括漢水南岸的萬山以西)也就是鄧縣縣境。而隆中也正在這裡,因而《元和志》所記,與上引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說“隆中”屬鄧縣,又正相合。《元和志》這段記載,與前文所引本書的另一段,說“故鄧城”在當時臨漢縣 (今樊城) 東北二十二里,即古鄧國的記載,是自相矛盾的。但這段記載的內容較具體,並引古諺語為證,又有上述充分旁證,較之另一段的籠統說法,自更為可信。鄧縣治所在漢水以北,這是古今皆無異辭的。上引《荊州圖副》並進而指明鄧縣就在沔水北岸不遠,與隆中諸葛故居隔沔相望。】

三、鄧城遺址的深度考古發掘為史學考證提供了實物證據



鄧國故址位於襄陽市樊城北約6公里處,鄧城土城牆略呈長方形,東牆長766米,南牆長896米,西牆長713米,北牆長858米。牆厚10至15米。牆殘高3米左右,四角稍高,最高處6.3米。四面均有城門。護城河寬40米左右,現為水田。城東南角外有高約8米土臺,俗稱烽火臺,也稱閱兵臺。城內有十字街道,西北角有明代建的寧國寺。鄧城內外地下歷史遺存十分豐富。相傳城內偶有銅鏃、金粒可拾,城內有時殺雞還可取出金粒,故有"鄧城不賣活雞"之說。從新石器時代到西周、秦漢及以後朝代都有,是研究歷史的寶貴資料。離鄧城北約3公里的丘陵地帶,有兩週時期墓葬群,"鄧公乘鼎"和"吳王夫差"劍分別出于山灣和蔡坡墓地,出土大量青銅器。據考證,這些墓地與鄧城密切相關,其中鑄銘文的,就有鄧、楚、吳、上鄀、蔡、曾等國器物,是研究楚文化及鄧、楚和有關國家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鄧城城址外圍有西周至春秋早期(與鄧國同一時期)較大規模的村落、作坊遺址,又有高級貴族、平民墓地,它們組成了完整的都市中心聚落群。1981年,鄧城遺址被湖北省列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6月25日,被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通過發掘,發現了一些特殊遺存,出土了一批較重要的文物,為解決一些學術問題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特殊遺存有卞營遺址集中分佈的水井群、周家崗遺址春秋早期大壕溝及宋代火葬墓、王家巷遺址製陶作坊區的灰坑及窯址群、賈巷墓地一主一側室加祭臺的墓葬等。這在本區域屬首次發現,填補了此類遺存的空白。較為重要的文物有周家崗遺址新石器時代完整花瓣圈足陶碗、黑或紅彩紅陶杯,西周中期前段或西周早期後段陶鬲,宋代紅綠彩花卉紋瓷枕、影青釉小鼎式瓷香爐;王家巷遺址春秋早期卜骨;卞營遺址春秋晚期陶鳥形雙耳平底壺;賈巷墓地青銅小羽人等。發掘成果進一步證實了襄陽曆史文化底蘊的深厚。一是發掘的新石器時代和周代遺存,佐證了鄧城至遲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為古鄧國都城、春秋中期至漢代為鄧縣縣治的史實,繼而將襄陽早期城市的中心圈定在了鄧城區域;二是周代文化內涵的複雜性和融合性為尋找早期楚文化的來源積累了資料;三是較多大中型墓葬在賈巷、卞營墓地的發掘反映了鄧城區域在東漢末年至西晉時期的繁榮程度,間接說明了襄陽當時所處地位的重要性;四是宋代火葬墓及具有北方窯系瓷器的發現,說明了宋代北方地區民眾可能大量南遷並定居襄陽,為本區域的民族融合創造了條件。




鄧國遺址的發掘還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有來自美國哈佛大學及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的多位學者直接到發掘現場觀摩和指導,進一步提高了襄陽曆史文化的知名度。2009年7月14日,襄陽市考古隊員為配合內環線建設進行考古時發現了兩片春秋早期的卜骨。這兩片卜骨出土在鄧城遺址以南約600米處的王家巷遺址。據介紹,這是在鄧城遺址附近首次發現卜骨,為鄧國都城在鄧城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據襄陽內環線工程考古項目執行負責人王先福介紹,在王家巷遺址出土的卜骨是用牛的肩胛骨製成,該卜骨上的孔上下左右排列整齊。商周時期,人們在決定某件較為重大的事情時,將制好的卜骨放在火上灼燒,根據灼燒後孔產生的裂紋走向判斷吉凶,然後將整個占卜過程及其結果刻在卜骨上。此次出土的卜骨上沒有文字並且沒有灼燒過的痕跡,證明這兩塊卜骨沒有被當時的人使用過。"發現卜骨的遺址在鄧城城址以南約600米處,這裡很可能為古鄧城的作坊區。"王先福介紹,卜骨一般出土於較為重要的遺址,如都城殷墟、燕下都等地。

不妥之處,指正為謝!


嘉會花藝


漢代歷史學家習鑿齒祖宗歷經漢代、三國和晉代,如果習鑿齒的權威得不到認證,那後面所有朝代的學者都更不能相信了。習鑿齒爺孫三代,歷史可以口傳心授,而且習鑿齒本就是襄陽本地人,周邊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劃分非常熟悉。南陽郡鄧縣隆中是漢代三級政府單位,有郡有縣有鄉鎮,跟現在地級市、縣和鄉鎮相似。據習鑿齒有“亮家在南陽郡鄧縣隆中,襄陽城西二十里”最詳細地址記載。習鑿齒是記載諸葛亮年代最近的歷史學家,應該認知感達到百分之百。

南陽宛城所謂的耕地是紀念館形式存在,既然是紀念館,當然有人去參觀造訪。莫說在河南南陽建造紀念館,就是在黑龍江漠河建造個諸葛亮紀念,同樣也有文人墨客去拜訪。岳飛和南宋某個詩人等等就是去參觀南陽諸葛亮紀念館的,導致被南陽人誤解成了真正諸葛亮躬耕地。

第一)襄陽地緣優勢,隆中周圍有黃家灣和南漳水鏡莊,這是蜜不可分的地緣關係。

第二)襄陽有人緣優勢,諸葛亮之妻黃月英,諸葛亮老師司馬徽先生,諸葛亮朋友龐統,馬良馬謖兄弟,參軍楊儀。

第三)諸葛亮叔子是投靠劉表的,而劉表不在宛城。

第四)除了在隆中對中提到過宛洛二字,諸葛亮沒有在任何場合提到和文字記載過宛城。諸葛亮在宛城的資料幾乎為零,唯獨提到過躬耕南陽,可南陽當時是郡,漢代是郡縣制。

第五)南陽郡被荊州管轄,而南陽郡所在範圍沒有一座城池名稱為南陽城的。唯獨有個宛城,而且宛城在漢代屬於大都市,可以說世人皆知,如果諸葛亮在宛城,諸葛亮一定會提到自己在宛城躬耕地。

第六)諸葛亮朋友圈都在襄陽,如果諸葛亮獨自躬耕於宛城,於當時的交通無法想象。

第七)諸葛亮說躬耕於南陽,當時有個南陽郡,而當時宛城也非現代南陽市。隋朝宛城才更名南陽縣,晉朝與隋朝之間的大幾百年幾乎穿越時空。漢代的南陽郡與隋朝的南陽縣被混淆概念,再有後來的岳飛去紀念館拜拜諸葛亮,於是又被渲染氣氛成了真事,真假美猴王讓菩薩都無法辨別真偽。

第八)無論是地緣還是人緣,都跟南陽市扯不上一點關係。南陽只建造諸葛亮紀念館沒有用,應該還複製水鏡莊、隆中和黃家灣。

智者見智,看到上面一些推理,全國人民應該相信襄陽才是諸葛亮躬耕之地。

下圖為諸葛亮黃月英和黃家灣





襄陽論語


史學界到底是什麼理論,何種根據呢?是指鹿為馬,混淆視聽嘛?諸葛亮在哪裡躬耕是史界有權威還是諸葛亮本人說的算?諸葛亮的【出師表】都成了胡說八道,史家是胡說八道嘛?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這是諸葛亮親口所言,在史界,諸葛亮成了健忘症,神經不正常,不知道自己幹過什麼?_?多虧今天的史界看出了諸葛亮的病根,如果不是諸葛亮,劉備早就統一三國了。這個損失是諸葛亮腦子不好造成的,【三顧茅廬】已經被史界證明是【兩顧茅廬】,如果劉備能晚點遇到史學家,一定大業早成。

諸葛亮躬耕襄陽純屬扯淡,不折不扣的神經論。【諸葛亮傳奇】載,諸葛亮沒躬耕隆中,也沒躬耕南陽,是躬耕南洋。當時處於亂事,胸懷大志的諸葛亮只有出國求學,尋求救亂世良策,諸葛亮下南洋,畢業於【南洋橡膠軍事學院】,【隆中對】就是當時諸葛亮的畢業論文。畢業後的諸葛亮看到漢室亡朝混亂的社會,沒有回國。在南洋躬耕橡膠,發展經濟,本來諸葛亮已經有經商的打算,後來劉備的姥姥遊南洋,也就是劉姥姥去南洋討飯,遇到諸葛亮,說明自己的外甥劉備正反亂復漢,劉備賣草鞋的錢已經花光,軍費奇缺,希望海外華僑能幫助劉備匡扶正義。在劉姥姥的聯絡下,劉備三下南洋,希望諸葛亮能共創大業。

【諸葛亮檔案】載:諸葛亮世代居住安徽鳳陽小崗村,21歲留學國外,後回國幫助劉備建立蜀國,初戀情人小喬,諸葛亮為劉氏集團立下汗馬功勞,死於北伐途中。


白這個顏色


諸葛亮哭了:“兄弟們,我不是殘疾我有雙腳好不好?社會動盪,前幾年我在南陽住,後幾年我在襄陽住。我對南陽(宛城)、新野、鄧州、谷城、襄陽、樊城都很熟悉,不然我怎樣火山新野?火燒博望坡?(其實都不是我乾的,是劉備乾的!)後人無聊,總在打著考古、史學旗號,讀了幾天《三國演義》《三國志》,就一會兒說我是南陽人,一會兒說我是襄陽人。在此,我鄭重聲明,我老家(祖籍)是山東,原本姓孔,孔仲尼的嫡系後人,因家族之爭,我父母尋親訪友,遷移到鄧州穰東附近,更改姓氏,獨創為諸葛氏,假託先人為琅琊葛姓。我是地地道道的鄧州人,糜方等人是我的發小。你們聽明白了嗎?!我為什麼六出祁山?我也想家呀,我也想葉落歸根。~~~後人真無聊。”(附:糜方,與其兄糜竺,史傳為江蘇人。實際上,是鄧州穰城南糜渠村〔米渠〕人,其妹嫁給了劉備,也即糜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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