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特色风光丙烯画
在第一次进军海南之前，李书福已经算是比较成功的企业家。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才推进十几年，李书福就已经创办了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日后，他又嗅出了逐渐富裕的人民，在住上对装潢的需求，于是又创办了装潢材料厂。尽管中间有所波折，但他创办什么，就大卖什么。所以，当他踏进海南的土地时，兜里揣的是数千万的资金。要知道，那可是在1992年，基层公务员的工资也才两三百一个月。
海南却给这位企业家当头一棒，同时也对他那抑制不住扩张的冲动，亮出了一张黄牌。
让他血本无归的，正是海南在1990年代初的“房地产大跃进”——在1988年脱离广东独立建省之后，海南吸引了大批的人前来淘金。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环境背景下，以四大银行为首的资金，包括大型国企以至乡镇企业和民营资本的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当时流传着“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的口号。
这也导致了总人数不过160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短短三年，房价增长超过4倍。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
李书福以为自己又遇见了一片“蓝海”，结果却成了接盘侠。倒是先他而进入海南的潘石屹、冯伦等人，早早地嗅出了市场上一股不对劲的气味，赶紧风大扯呼，从而从泡沫破裂之后的死人堆中爬了出来。
今天，再回忆起当年的经历，潘石屹依旧觉得惊心动魄，也暗自庆幸当年有机会靠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从当地规划局查到了这样的数据——海口常住的15万人，加上他这些跑去的没户口的，差不多三十来万人。然后，他再将海口市规划批了的面积，也就是市政配套费都递交了的，加起来，除了一下海口的人口，记得数字是四十九平方米，而当时的北京，人均住房只有七点四平方米。
谁能相信，一个刚刚建省，就连红绿灯都少有的地方，房子建得比首都还超前，所以，再不跑，一定会出问题。于是，潘石屹就赶紧跑到北京来，做了第一个项目，在阜成门这边，万通新世界广场，一下子赚了不少钱。相反，海口的大多数企业家，基本上全军覆没，出来的很少。
这无疑是李书福创业史上的一次“滑铁卢”。在回顾自己前半生的创业经历时，李书福对此有意无意地进行淡化处理。但是，它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它让李书福认识到了，自己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做，“我只能干实业！”
很庆幸，中国因此少了一个很平庸的房地产商人，却多了一个杰出的制造业能人。
当然，这次投资对李书福而言也不全无是处。也正是在参股三亚东方大酒店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自己日后从事汽车制造的几位好帮手——一个是桂生悦。当时他还在香港华润，正代表华润来承建东方大酒店；一个是刘金良，曾作过东方大酒店的常务副总。机缘巧合，他们都因此结识，并互相认可。
多年后，前者协助李书福成功运作吉利在香港上市，并担任上市公司——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及CEO；后者则和尹大庆、赵福全以及安聪慧一起成为李书福的“四大金刚”，并成为吉利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线的重要开辟者之一。
这应该是海南“房地产大跃进”送给李书福为数不多的好处了。只是，谁也不曾预料的是，在这个曾经跌倒的地方，李书福会换一个方式爬起来。
海南，既是传奇的黑洞，也生长传奇。
海南，简称“琼”，省会海口。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 东南和南边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
省内的三沙市是中国地理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含海域面积）、陆地面积最小且人口最少的地级区划。
上图为一个儋州人眼中的海南地图。儋州，也就是琼F，汉时儋耳郡所在地，今天海南省下辖不设区的市（地级）。处海南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人常常会读错儋州的儋，其实它读的是[dān]。
1.>>>汉弃珠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主动放弃领地统治权的先例<<<
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送他去海南；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也请送他去海南。
通读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旧时的赵家，大多是这样对待它看不顺眼的，或者反叛它、挑战它权威的子民。
海南岛曾经在好长的时间里都作为流放谪贬官宦和罪臣的地方。可以考知姓氏的第一人是隋代的杨纶。到了唐宋，更是达到了高峰。直到清朝，政府改变了口味，喜欢将犯人流放到东北，或者新疆伊犁。
今天，在省府海口美兰区，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海口市青少年德育基地——五公祠。它正是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来此的李德裕（唐朝宰相）、李纲和赵鼎（均为宋朝宰相）、李光和胡铨（均为宋朝的大学士）五位历史名臣而建。当然，最为知名的，是另一位大咖，苏东坡。
这是一位一辈子都在政治漩涡中打转的诗人，曾位极人臣，也曾被一撸到底，花甲之年还被赶到了海南的昌化军（今儋州），给他的职位叫做“琼州别驾”——几乎是从一个国家总理，被断崖式降职为偏远地区的一位市长助理。
这种打击，尚不如海南本身给他带来的冲击。从广东的雷州半岛渡海前，他心如死灰，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
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等到他望着茫茫无边际的大海，想到此去将与家人生死两隔、自己将要客死在这座被海水囚困的荒芜凄凉的孤岛，更是老泪纵横，连连发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的悲叹感慨。
刚被贬到海南时的苏轼，想送首《凉凉》给自己。不过，海南却给了苏轼温暖的怀抱。可以说，苏轼在海南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一个重要阶段，不管是海南对于苏轼，还是苏轼对于海南，相互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他在作别海南时，发出了另一种慨叹：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没办法，谁叫此时的海南，还不是游人如织的度假天堂，而是一块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这个远离大陆的岛屿，从陆地面积上来说，不大，本岛，加周边的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只有3.54万平方公里，未必能入统治者的法眼。
更重要的是，它四面皆为海水所隔，和北方之间还横贯着一条琼州海峡。在唐虞三代，它被称为“南服荒缴”（缴：边界），在秦代，它还是被称为“越郡外境”。
直到西汉元封元年，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声望以及大汉帝国的国运达到其历史巅峰之际，海南岛才正式纳入中国政治版图，设立郡县——一为珠崖郡（治今琼山），另一为儋耳郡（治今儋州），属交州刺史管辖。
这是海南岛归入中国版图最早的两个行政地名，标志着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直接统治的开始。
日后，汉武朝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司马迁在他那部旷世巨著《史记》中，专列《封禅书》一章，其中有“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一句。据考证，这是我国现存典籍中首次出现“海南”一词。其时的原意应该是指“船沿着渤海向南航行”，但司马迁这一笔，却让这个在他父亲去世那年才进入中国政治版图的海岛，有了自己的专有名词。
海南却没有因此走进那被宠爱被关怀的灿烂日子。仅仅过了64年，到了汉武帝的玄孙汉元帝时，海南竟然被当作无用之地，被朝野上下一并舍弃。
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的曾孙、时任金马门待诏的贾捐之曾为此作出《弃珠崖议》，就像一把匕首，扎在海南的心窝。
在这篇对海南赤裸裸的歧视文中，贾捐之劝汉元帝不要再劳民伤财去平定海南岛频繁发生的民间叛乱了，还不如直接放弃那块领土——因为关东的百姓生活问题还没有解决，“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还操心什么海南，简直是吃饱撑的。再说，舍弃海南，又没有什么损失，无非就是一些“珠、犀、玳瑁也”，这些又不是从别的地方搜刮不到。
另外，区区独居大海之中的州岛上，雾露潮湿，又有很多有毒的植物、昆虫、蛇类以及水土环境的危害，敌人还未被俘虏，战士就自己死亡了。所以为了海南劳师远征，有些得不偿失。
如果说这貌似有理，但《弃珠崖议》的其它观点就让人匪夷所思，比如贾捐之认为，珠崖岛上的骆越人，父子同河洗澡，还习惯用鼻子喝水，与禽兽没有不同，原本就不值得设置郡县；还认为，那里的百姓就像鱼鳖一样，哪里值得贪取？
不得不说，罢郡虽避免了汉王朝与当地黎族先民的冲突，但在海南被弃的背后，一方面是源于统治者对偏远地区能否进行很好的控制缺乏自信，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对海洋文明的排斥。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它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陆地小省，但是，今天的海南，却在我们中国300万平方海里的海洋面积中，就管辖了200万平方海里。
这种视野的缺失，让海南的长期开发受到了影响和制约。同时，汉弃珠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主动放弃领地统治权的先例，此后历代王朝面临类似困境时，弃珠崖之事都会被一再提及。
幸运的是，岛内与大陆的交往却没有停止，甚至，很多大陆人民还不断迁往岛上，既增进了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往，也让当地的生产力得以提升。
因朋党之争被流放到海南的李德裕就写下这样的诗句：“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尊。” 这说明了海南在唐朝的时候，至少在物质基础上并不是最差的。
题外话一句，也正是因为这些名动一时的人物的到来，意外地让海南“躺名”——很多外人对这座岛屿开始有了深刻的关注。
更重要的是，他们来到海南之后，兴修地方公益事业、传播中原文化和培养人才，像苏东坡就培养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唐佐、第一位进士符确。
当地百姓感恩于此，所以才建了一座五公祠予以纪念。而在五公祠左侧，就有苏公祠。其中最占便宜的是李纲，他到海南岛仅仅三天，就接到了朝廷的赦令，来去在这个岛上不过十天，却与李德裕一样，在五公祠里享受着琼崖百姓的香火。
今天“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这样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用俏皮的口吻书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琼崖人士有奇缘。
2.>>>宋子文意在海南岛举办实业，将其再造为“太平洋的天堂”<<<
海口，因海而盛。别称“椰城”，海南省省会，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城市，北部湾城市群中心城市。由本岛海南岛（部分）、离岛海甸岛、新埠岛组成。与雷州半岛上的广东湛江市徐闻县隔琼州海峡相望。
今天海南的省城是海口，而海口的前身，只不过是老首府琼州（今海口琼山区即为琼州府的所在地）边上最为不起眼的外港，位于南渡江的出海口处。宋开宝五年（972年），当地在此建浦，因此起名“海口浦”。
一开始，这个地方作为海南香料外运的起始站，以及一个远航船只的补给站而存在。随着宋代海口港口业的兴起，海口浦渐渐地繁华起来，从四面八方来居住的人增多，逐渐形成了新的城区，“海口”也因此而得名。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始筑海口所城，辟四门。明弘治初年，城市发展形成五条街；清代海口城区进一步扩大，至清道光年间，海口的店铺比明代增加了10倍，城区街道也扩展至25条，形成“商贾络绎，烟火稠密”的局面。从海口林立的关帝庙，以及源自福建的妈祖信仰（天后庙），可见海口的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兴盛。
只是，海口港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因为海南岛北部的海岸平坦，水深不足，而南渡江每年又携带大量的泥沙入琼州海峡，最后只能靠飓风助力才勉强成津。在历经千百年泥沙冲积后，海口港也只能应付应付小帆船。
既耻辱也幸运的是，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连连失守，继上海、南京等地之后，又在1858年，于《天津条约》中被迫增开多出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琼州。
就如上海，虽然抹不去其耻辱的痕迹，但是它曾经的耻辱却成了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外在推动力。没有这段中洋杂糅、八面来风的历史，上海也很难成其为今日的上海。
事实上，海口也因通商而盛——为了应付西洋大轮船的进出，海口港一再被改良。与此同时，随着船只频繁出入和停靠，最终的结果便是，“琼州虽然仍是全岛的首府，却全然破旧；而海口作为全岛的骄傲，在不停地改变，不断地美化，成了岛上真正的首府。”
某种意义上，被增辟为通商口岸，是西方对海南的“认可”。对法国来说，它不仅处于日本与马六甲航线的中点，而且与印支半岛的法属安南（越南）隔海为邻；对英国来说，它与自己的租借地——香港水程只有268海里，是近在迟尺的市场。
随着外籍税务司管理的琼州海关（俗称洋关）在1876年4月1日于海口正式成立，海南岛也脱离粤海关，正式成为一个单独的关区。显然，琼州的开放通商并独立设关，促进了海南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海口商埠的繁荣发展，使之成为海南对外贸易商品的集散地。
今天的海口，除了五公祠、天后庙，还有一组建筑，正逐渐成为海口生长过程中的标志记忆。那就是集中于得胜沙路、中山路、博爱路、新华路、长堤路和解放路这几条街道的骑楼建筑——此楼所骑的，正是人行道。
行人打人行道经过，头顶上便是楼房建筑。穿行其间，不怕风吹雨打。而其外形，同样精美，有着细致的浮雕和洋派的装饰，充满巴洛克风格。
据说骑楼最初是西班牙和英国人在南洋殖民的时候传到了南洋，鸦片战争后，下南洋回来的华侨又把骑楼的形式带回了我国的华南沿海地带，并逐渐的流行了起来。正好海南这些地方夏季炎热而且雨水很多，骑楼恰恰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
人行道上骑个楼
这种门户开放，以及对西方新技术、新形式的拥抱，让这个当年的莽荒未开化之地，变得有异样的风情。更重要的是，随着西方列强的蚕食，尤其是越南沦为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海南岛的战略意义终于得到了重视。
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爆发，法国企图侵略中国西南，同时，东南海疆也受到威胁。晚清重臣张之洞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
时任兵部侍郎曾纪泽向光绪皇帝曾如此加以申述，“琼州情形，较台湾尤为吃重，该处孤悬海外，逼近越界，应如何未雨绸缪，扼要布置，着张之洞、倪文蔚酌度情形，会商妥筹。”
这也让海南又有了一次“奇缘”，迎来了又一个风云人物。在1884-1889年任两广总督期间，张之洞对海南的政治、治安、开发、文化等社会层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治理，并建置海南各处炮台。
今天，这些炮台只剩下海口秀英炮台这一遗迹，供人瞻仰，成为中华民族抗击侵略、不畏强暴的历史见证。其建于琼州海峡南岸控制海峡咽喉的秀英村两边的金刚岭，用银10万余两，历时4年完工。有大小炮台五座，五门产自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大炮卧于炮台，炮口朝北面向大海镇守着琼州海峡。
尽管中法战争再次让中国蒙羞，战场上取胜（镇南关大捷），却签订了城下之盟（清政府承认法国吞并安南，中国西南门户大开），但秀英炮台的存在，却世世代代保护着海口的平安，直到1939年，它还向侵琼的日军发出了怒吼。
对海南来说，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源于文昌宋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1936年12月，时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宋子文和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的宋子良到海南视察——这是宋子文第一次回故乡，在文昌发表演讲时，他说到，“父亲嘱咐，做不成人，不能回去文昌认祖宗，见父老，现遵父之嘱，兄弟第一次回故乡，同父老兄弟众乡亲见面，非常高兴。”
事实上，这次回故乡，并非只是宋家兄弟的衣锦还乡，而是带着开发海南岛推动故乡发展的宏愿而来的。在引起各界对海南开发的广泛关注的同时，相应的开发计划和措施随之都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不过，可惜的是，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一次阻碍了海南的开发事业。如果说《弃珠崖议》是自弃，日本的侵略则是他伤。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被日本占领后，日本大本营的陆、海军部队逐渐向海南岛转移，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南岛，封锁南海海疆，掠夺海南的天然资源。
次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口。从此，海南相继被日本人占领达8年之久。
上面两图，为日军占领海南期间，以海南黎族生活画和海口风光画印刷的明信片。这不禁让人悲愤，大好河山，却拱手让人，成了别人的花园。
好在抗战胜利之后，宋子文辞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再次将开发受广东省管辖的海南岛，列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日后，有人曾远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查阅了档案馆里收藏的1947年至1949年间宋子文的有关档案，可以看到很多于海南岛开发相关的文件，如《关于海南岛发展的通报》、《关于月灵港的发展建议》、《关于海口建设的建议书摘要》、《海南岛农业以及轻工业发展计划》、关于在海南建设现代化盐场的指示文件……“宋子文意在海南岛举办实业、艰苦创业的宏图，在这些文件中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宋子文也有一个全盘计划，“经济特区”、“发展要惠及海南本土居民”、“农业是资源开发重点”等想法贯穿其中。
《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计划》中便提出，“海南岛处在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在国家提供支持下，由海南岛自己制定计划及发展自由企业。将海南岛建设成一个民主模范岛，在这片海岛上，每一寸土地都会被海南岛计划委员会利用。原始森林、荒山、洼地、河流、溪水都会被纳入这项宏伟的模范事业中———再造海南岛成为‘太平洋的天堂’。”
这样的计划，看上去殊为美好，即使在今天，也不为过。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在时代的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的命运常常被裹挟，被忽略。这让所有的一切还没来得及开封，便被匆忙打包，并顺手丢在了历史的角落。
直到台湾成了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海南岛的建设终于又被提上了议程。
3.>>>投机海南，是对海南的最大杀伤<<<
在很长时间内，台湾是作为海南岛的对标而存在的。
这俩同为中国这只“雄鸡”的鸡爪，因为政权走向的不同，而命运各异。
在大陆的各种运动此起彼伏，并与西方相抗衡的六七十年代，因为承接了美国的产业转移，且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台湾地区和韩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先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成为了亚洲的四小龙，直到今天，台湾对大陆还残存着一丝优越感。
1984年，中国召开了“扩大沿海开放14城市座谈会”，会上传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其中就有这样一点，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
此时就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区公署主任的是广西人雷宇。当年，中央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调派以思想解放的改革派著称的任仲夷到广东任第一书记，任仲夷随身除了他的秘书只带了一名随从，就是他。
在听到这句话后，雷宇的脑袋里就发热，“激动得夜不能寐。”他理解老一辈领导人的海南岛情结：“海南和台湾本是条件相差不大的岛，海南岛是3.4189万平方公里，台湾是3.57万平方公里，只差1500平方公里。如果按耕地面积，海南岛还要大。国民党是我们手下败将，龟缩到台湾，台湾为什么现在发展得这样快？海南岛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之下几十年，如果长期差距那么大，肯定觉得脸上无光。把海南岛经济搞上去，也证明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可以，经济上也可以。他们有这个紧迫感。”
这种紧迫感对海南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这说明大家都很重视。但问题是，在自身经济条件欠缺，且未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急着与人争高下或短长，容易导致急火攻心，投机风行，到最后反而伤害了自己。
雷宇也因此在“海南汽车事件”中受到处分、黯然离琼。今天再回头看这一事件，不能说雷宇的本意不好，都是想借国家政策的东风，来急速完成海南的原始积累。只是在落实到执行层面上时，好经却被念歪。
“海南二十条”中规定，海南开发建设所需各种生产资料，均可免税进口，但“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之所以禁止向行政区外转销，是因为需要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不要影响到国内企业生存。然而，当时的海南却有意无意地打开方便之门，通过各种渠道将引进的汽车销往了内地——这意味着，只要谁弄到批文，哪怕转手一辆汽车，就是十足的利润。
于是，全国各地的采购人员一时云集海口，一批批各色豪华轿车跨过琼州海峡，通过雷州半岛的国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内地，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仅半年时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
这种现象在日后的“房地产大跃进”中又再次重演。这让1988年才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海南，不仅起步晚，而且摸着石头过河，却走错了路。
在这样的投机风潮中，这个宋子文想打造的“太平洋的天堂”，变成了诱惑的天堂，照见的是最原始的欲望，和最不堪的人心。
这给海南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国家对海南建设的计划和信心。
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围绕海南的建设策略还在各种争论中摇摆不定。有的主张贸易突破，有的坚持无工不富，有的认为旅游先行。还有一些干部群众在相当长时间里认为，海南应"吃小灶"，只要网开一面，放开“黄赌”，海南很快就可以赶上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区——这些调调，让人竟有些百感交集、哑口无言。
海南，到底要成为怎样的海南？
4.>>>海南的发展，必须放在中国南海战略的大背景下通盘考虑<<<
吾球君去过海南，在三亚的碧水蓝天以及艳阳中，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以及无处不在的东北口音。
这让吾球君坚信，海南一定得是中国人共同的海南，不然每一个东北人都不干。
尽管这个地方，生活中无数的黎、苗、回、藏、彝，但他们都是中国人中的一份子，不能像《弃珠崖议》那样，随随便便就给放在一边，甚至抛弃。
其次，海南，海南，无海则难（南）。我们天天念叨着这个名字，却偏偏没有留意到中间的那个“海”字。就像缘木求鱼、钻火得冰，对海南做得再多，也是事倍功半。
今天，我们要重新念诵自司马迁笔中冒出的刹那灵感，深刻领悟到海南的发展实质——要想发展，就必须要做好“海”文章。
对海南来说，虽然它只是一个陆地小省，在农业社会为主的封建中国，很难会受到重视。这情有可原。但是在越发注重“蓝海经济”的今天，有着巨大海洋面积的海南，却坐拥其他内陆省份不曾有的优势，这也注定它有后来居上的极大可能。
反过来，将“海南”的名字掉换一下次序，它就变成了“南海”。对海南而言，综观从2009年开始，特别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就逐渐变得清楚的中国南海战略——步步为营，绝对不放弃权利，让海南迎得了自己百年来未见一遇的真正机遇。
在南海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要地之时，作为南海的海上明珠，扼守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之要冲，并与东南亚诸多新兴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的海南，应该是中国南海战略中最为不可缺少的棋子。
它可以借助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完全有条件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发挥其独特优势，通过倡导和实施“泛南海经济合作”，以海洋合作为切入口，并逐步推进、全面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水平，以此迈出“把海南打造成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的第一步。
这也意味着，海南的建设和发展，一定得放在整个南海战略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量。它对中国的意味，绝非““珠、犀、玳瑁也”，也绝非开放一下博彩或赛马业。
把海南的开发放在南海开发的大背景之下，它的地位和作用便凸显出来。相比于内陆的自由贸易区而言，海南地缘优势是，是我国最接近东南亚的省份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性支点，还是南海运输的重要港口通道。
在海南建省30周年的2018年，海南重新确立了自己新的四大战略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同时又收获了国家送上的重磅利好：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这既是对海南做好“海”文章的信心，也为海南在未来国家发展中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尤其是在一旁的宝岛，这些年因为“台独”叽叽歪歪让人心烦之际，建设好海南这个“自由港”，其实也是敲山震虎。
这里还要再强调的是，做好 “海”文章，不仅是面向海洋，更需要的是面向海洋文明中所孕育的开放、冒险和创新。
事实上，建自由港之前，海南曾在1988年，于海南西北部的洋埔搞过开发——通过香港商人居间，将其租给日资，租期70年，由此把这个海深水阔，但遍地荒山乱石之地，变成一个较为现代化的治所，而政府还可以从中抽税分利。然而，被各种租界、侵略搞怕了的中国人民，将这个方案扣上了 “出卖国土”的帽子，皆喊可杀。最后，开发洋埔的优惠政策被陆续收回，外资也告退出。
海南洋浦的千年古盐田。这里的盐田十分独特，将海边大片的天然火山岩石削去一半，在石头顶部除四周留出凸边外，把中间打磨平滑，做成石槽。
平时在这些石槽中注入经海泥过滤后的海水（涨潮时海水就会自动漫入这些盐槽），靠阳光晒出高品质的食用盐。
由于这种方式开创了高产量的“日晒制盐”的先河，清朝乾隆皇帝曾御书“正德”赐给这些盐田人，后来人们也称这里为“千年古盐田”。
这个最终功亏一篑的案例，和“海南汽车事件”以及房产泡沫一起，成了海南内心的隐痛。但是两者却有着截然的分别。
也许是对此念念不忘，就有了今天开发自由港的回响。同时，它也告诉海南，要想脱颖而出，除了要秉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更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吾球君想说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这一战略正是为海南建设自由港在制度设计上所提供的重要思想配套。不全面深化改革，不对所在地区的经济运行的体制和制度设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管理能力进行全面提升，很难想像，我们能在基础条件薄弱的海南，成功创建目前国际上开放水平最高的经济特区。
做不好这些前提，海南自由港也将和国内其它一些雷声大雨点小的自贸区一样，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某种意义上，海南借国家之力发展自己，国家借海南来深化改革。
不管如何，海南的发展虽然充满着坎坷，但聪明的人总不会轻言放弃。
也正是在1988年的暑假，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书的郭广昌一路骑行来到海南，看到海南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从此认识到，商业也能带来社会进步。这改变了一个青年的命运。这个世界遂少了一位哲学大师，而多了一个商业精英。
2018年4月，海南省全岛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之后的首个世界级旅游度假项目——三亚·亚特兰蒂斯一站式综合旅游度假目的地正式开业，而这一大手笔正是源自郭广昌。
他的浙江同乡李书福，亦是如此。在被海南的房地产泡沫闪了一下腰，他最终退回到自己熟悉的实业领域之后，上下求索、锐志创新，终于在汽车领域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下。但吾球君想，他一定会永远记得1997年的海口。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功成名就，正面临着各种不解和嘲讽，以及政策、投资、经营上的各种不顺。这让他很郁闷。那一天，他在海口的家中来回踱步，而此时外面是狂风大做，把窗户打得霹雳啪啦的响，一股狂风卷进来，他脑子里面不知道怎么就蹦出了这句话，力量在风中回荡——后来他的解释是，只要你能掌握趋势，把握住规律，你就能感受到其中的力量。正是这一如同神赐的天启，支撑着他将汽车事业继续下去。
今天的海南，力量也在风中回荡。它是诱惑的天堂，投机的热土，但它更愿意对那些用心经营的人，给予自己最深厚的回报。
2005年，李书福和海南再续前缘。这次，他选择的是投资教育，在三亚创办了三亚学院。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其已名列中国民办高校前三甲，有效补充了海南教育的短板。同时，也为吉利和这个国家培养了产业人才。2012年，成功收购沃尔沃的李书福，又将全球型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放在了三亚学院。
“海南是我心中最美的宝岛。”多年以后，李书福这样慨叹。
本文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
《古代太平“宝地”》（《万科周刊》）、《汉代：从“初入版图”到“弃置珠崖”》（《海南周刊》）、《海南曾是流放地》、《海口港百年思变之路》（《海南周刊》）、《400年城市地标 从这里读懂传奇海口》、《苏东坡在海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宋子文曾想开发海南岛意在当地举办实业》（许春媚）、《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连心豪、谢广生）、《我与海南30年30人| 郭广昌谈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共成长》（《海南日报》）、《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从四大战略定位透析海南未来发展前景》、《海南自由港该是什么样》（菁城子）、《海南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以及海南汽车走私案和洋浦风波》、《如何评价1984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知乎）、《海南特色风光丙烯画》（张兴华）等文献/文章，以及绘画作品。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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