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史学界没有争论,为何南阳民间争论这么大?

襄阳甜


唉!名人之地谁不争。争来了,可以发展旅游业,为南阳争光!



本来诸葛亮一直定居在襄阳,可就是他的出师表说了句“亮躬耕于南阳”。这下被南阳人抓住了命根子,反驳襄阳说,大声驳斥道:“南阳怎是襄阳?南阳就是我们河南南阳嘛,再说南阳离湖北不远,诸葛亮经常去襄阳不足为奇!”

拜托了南阳某些人,你想争诸葛亮出山之地,这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三国时的南阳就是今天的南阳?三国时的荆州也不是今天的荆州,它管六郡,今天的长沙在三国时就属于荆州呢!难道在三国时期长沙出生的名人要算到今天的荆州?


古代的郡制和今天的城市区划是不完全一致的。解放前有的地方本来属于一个县,解放后又把它划到另一个县。比如小编的家乡,1954年以前属于阳新县,因离阳新县城远,而离大冶县城近,就划到大冶了。如果诸葛亮是我们老家的人,你说他出生地在阳新还是大冶?

诸葛亮出山的地方肯定是南阳,但不是今天的南阳市。它应该在襄阳不远的地方,但今天属于湖北襄阳管辖。有南阳人会反驳说:“小编说得不对,襄阳城外不远处怎可能归南阳管辖。”那么小编拿自己的家乡告诉你,解放初,曾经阳新县从东管到大冶县城城门。我们老家人所说的“阳新管到大冶县城屋檐滴水处,大冶县城里的人一出东门,就到阳新县界地。”

如果南阳人还认死理的话,我不想多说,也不想拿东晋人习凿齿的理论来反驳南阳人。《三国志》是比较真实的,也就是真实才被列入24史之中。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陈寿也在。他不可能搞错诸葛亮的出山地。《三国志》里明确记载了诸葛亮家在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说明什么,在三国时期,襄阳城西二十里就是隆中,这地方属于南阳邓县管辖!(说明:三国志是裴松之注的,历来史学家认可,他是个认真求证的人,比如魏书造假刘禅失散被卖,诸葛亮被司马懿击败等,反复验证。所以诸葛亮出山地的注解,是他认可的,也就是陈寿三国志的原意。)



就倒算古人计算里数不准确,今天的襄阳城西五十里的地方也不属于今天的南阳管辖呢!诸葛亮的家能飞到今天的南阳去?

其实,对于诸葛亮的出山地的争论是好事,证明诸葛亮的人生价值观,我们都认可。如果换个奸人,比如秦木会的故里,大家都抢着争,那就悲剧了!欢迎交流,指出不足!


老姜聪蒜


诸葛亮的躬耕地在这几年,南阳市与襄阳市一直在争,这个显然,是在争旅游资源,我也谈谈个人的看法,我先说结论吧,我认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在现在的襄阳市,而不在南阳市,历史上是属于南阳郡。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相关记载吧。

三国志的诸葛亮传里的出师表,提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里的南阳,显然,是指南阳郡,这个想必大家都没有争议。

然后,还有一段,诸葛亮躬耕陇亩,然后在裴松之注引了汉晋春秋说,诸葛亮的家在南阳的邓县(这里的南阳还是南阳郡),襄阳城西二十里,叫做隆中。

我们也知道当时襄阳城是属于南郡,而隆中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属于当时的襄阳城的,也当然不属于南郡,还是属于南阳郡。

当是,历史上的行政区域是有变化的,就是某一个时期属于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时期会划归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情况太正常了,三国时期隆中不属于襄阳城,但是,现在确实是属于襄阳市的。

而历史上的南阳郡跟现在的南阳市不是一个概念,要知道历史上的郡是介于现在的市与省之间的,也就是说南阳郡的范围要比现在的南阳市要大。

那么,以前属于南阳郡的地方,而不属于南阳市的那是很正常的。

另外有些人,认为不能叫隆中对,而叫做草庐对,这个改名字,就很没有意思了,因为隆中是个地名,草庐呢,是诸葛亮他家的称呼,即使叫做草庐对,他的家还是在隆中呀。

当然,除非有人能够拿出更有利的证据证明,诸葛亮的家压根儿不在隆中,而是在现在的南阳市卧龙岗区,但恐怕这个比较难。

另外,我之所以认为诸葛亮的家确实是在襄阳城,因为襄阳是当时荆州的治所,诸葛亮虽然说是躬耕,但那个显然是自谦的说法,诸葛亮自己娶了荆州黄氏,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蒯家,一个是庞家。要知道蔡黄蒯庞是当时的四大家族。

诸葛亮一直没有远离荆州的中心的,否则他的信息将是极其的闭塞的。


历史简单说


  首先,提问者是抱着用问的方法引导读者往自己的陷阱里走。而后拉“史学界”的大旗,做鼓吹襄阳隆中的虎皮??

  谁说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了,《故事会》还是《襄阳晚报》?

  史学界,又是哪个史学界?问主口中的史学界、隆中史学界、襄阳史学界还是湖北史学界?

  襄阳隆中是在诸葛亮去世一千多年后修建的设施:

  襄阳隆中,一个国务院认定的明清建筑,被吹成“史学界没有争论的诸葛亮躬耕地”,还想碰瓷南阳武侯祠?

  注意:以后说谎吹牛逼,编瞎话不要上升到国家层面,国家文件、资料、史书等,你有别人也有。吹牛逼只会糊弄吃瓜群众,有心人查查资料就明白了!

  其实,真正的在国家层面,在学术界,是认可诸葛亮躬耕南阳的:



  吹“学术界都是认定诸葛亮躬耕苦读于襄阳隆中”,只能说你坐井观天,夜郎自大,鼠目寸光。只告诉你,不但普通史学工作者,许多史学大家也都支持南阳说。


  号称“南谭北史”的史学泰斗史念海、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社科学历史所王震中院士等等,都持坚定的南阳说,其实在襄阳,也有持南阳说的专家学者,比如黄玉泉,王雄等,更不要说在湖北,在全国了!

  无知不是错,但是无知还出来瞎叫唤,乱显摆,不但更加暴露你的无知,也更加显得粗俗猥琐了。

记住,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零品公仆


这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谎言。襄阳说盲从者误导视听、浑水摸鱼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襄阳说前赴后继,拿一个在诸葛亮去世170年后、由襄阳人习凿齿杜撰出来的地名‘’南阳之邓县‘’隆中‘’套路‘’出师表‘’躬耕于南阳‘’,与南阳卧龙岗大打泥巴战,让世人莫辩真伪,不能不说是史界一大奇观。

题主说‘’史学界没有争论‘’,依据大摡是网上流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1992年7月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称《92结论》,该结论‘’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决不可能‘’在南阳卧龙岗。

此《92结论》满纸情绪化语言,活脱脱一篇声讨南阳卧龙岗的檄文,缺少了专家结论的平实、严谨;而且迄今为止只看到襄阳说网友一遍遍PO出文字版给自己壮胆,从未见到原件照片(带红章)贴出,社科院资料库也检索不到,很是诡异。


真的是‘’一致认定‘’、‘’决不可能‘’吗?我们来看看包括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委员刘庆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震中、人大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王子今等内的国字号史学专家等怎么说:

一、刘庆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汉代四百年间,长安与洛阳为两京,南阳为“南都”。汉代文学家除著有《两都赋》、《两京赋》之外,还著有著名的《南都赋》。这个“南都”就是南阳。东汉时期刘氏家族及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多在南阳。东汉一代,南阳成为中国继洛阳之后的第二政治中心,权贵云集,文化发达,学风浓厚。……从逻辑推理和实物资料分析,现在的南阳就是当年诸葛亮躬耕的’南阳。‘’(原文见光明日报2013年5月27日15版《汉之南都,时势英雄》)

二、王震中(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南阳是天下名都,宛就是南阳郡治所在地,即现在的南阳市。……南阳位于伏牛山之南,汉水之北,因此称南阳。当时南阳郡与南郡划分时,是以汉水为界,汉水之北称南阳郡,汉水之南称为南郡,在历史上很明确。因此,历史上南阳的地理沿革很清楚。……南阳决定了诸葛亮一生的事业,正像《草庐对》所说的那样,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原文见光明日报2013年5月27日15版《汉之南都,时势英雄》)

三、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诸葛亮选择南阳作为居所,以眼观天下,分析形势,等待时机,显然注意到了南阳集中交汇四方信息的优势,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诸葛亮躬耕的卧龙岗下边几十米就是当时的南北交通要道宛襄大道,诸葛亮正是利用南阳的这种交通、信息优势,观摩时局的变化,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时刻把握天下大势,从而才能提出《草庐对》这样的正确的应对时局的方法。‘’(原文见光明日报2013年5月27日15版《汉之南都,时势英雄》)


(全文请自行百度,无任何障碍)

这些包括社科院重量级史学家在内的学者观点,是对襄阳说群体动辄拿来混淆视听、吹哨壮胆的所谓《92结论》一次不点名回击。襄阳说‘’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史学界没有争论‘’的说法不攻自破。

知耻近乎勇,襄阳说盲从者当自省。

我是望峰鸢,谢谢大家。


望峰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诸葛亮躬耕于今襄阳隆中”“刘备三顾诸葛亮于今襄阳隆中”,1800年来在史学界确实没有争议!仅举几个权威的例子:



  • 南北朝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记载“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注引《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正史裴注《三国志》为“躬耕陇亩”做注说躬耕地就是襄阳西二十里南阳郡邓县隆中的亮家!这是躬耕地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写入正史的记载。
  • 南北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东径隆中,经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沔水又东经襄阳县北。”古代著名权威历史地理著作《水经注》明确记载刘备三顾地就是汉江南岸、襄阳县西的隆中。而该书中完全没有提到淯水和梅溪水边还有个什么卧龙岗和武侯祠
  • 其实最权威的史料,还是历代南阳学者编撰的南阳地方志
  1. 《明嘉靖邓州志》记载“十二年,备三顾诸葛孔明于隆中。本传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荐诸葛孔明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
  2. 《清乾隆新野县志》记载“建安十二年……是年(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又说“诸葛亮字孔明,本琅琊人,寓居襄阳隆中….”
  3. 《清光绪南阳县志》记载:“或谓侯实家襄阳,南阳之祠非是。考三国志亮随其叔父依荆州牧刘表,是时表军襄阳,亮宅在襄阳为信。水经注谓沔水经亮旧宅是也。”又载:“然汉荆州八郡南阳居首襄阳(隆中)四为邓县实隶南阳,故侯自表谓‘躬耕南阳’。汉晋春秋亦谓亮家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以此推之,南阳祀侯固宜历代,迄今筑居以像之,与隆中并称……”“南阳府城西五里,卧龙冈草庐旧址。汉史称侯躬耕南阳又曰寓居襄阳隆中,盖秦南阳郡即今邓州而襄阳(隆中)实在其界故也。”
  4. 《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三国志侯传注引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此汉隆中确属邓县,不属宛。汉时襄阳为南郡属县,县境西止十一里,故水经注谓襄无西。”“汉荆州刺史治襄阳,所领有南阳郡。亮家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属南阳郡邓县,故亮自称躬耕南阳。”
  5. 南阳市党委编撰的《诸葛亮小传》“诸葛亮……便在隆中盖了几间草屋,和姐弟一起定居下来。隆中在襄阳城西北二十里,当时属南阳郡邓城管辖。”



从以上史料看,无论是正史还是南阳历代本地史都明确承认诸葛亮躬耕地是今襄阳隆中,三顾地是今襄阳隆中!连历代南阳本地史都承认的事,那自然是史学界公认的史实!


今天某些南阳人推翻自己数百年的地方史记载,除了为了经济利益别有用心外,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


飘逸的历史


国家文物局认定了:“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并且认定:“传说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躬耕地”。


襄阳南阳之争,史学界没有争论,那是不客观的,那是过去。但是,八十年代以后,国家文物局认定了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后,除非”砖家”、”叫兽”才与国家不保持一致,与国家叫版。


在八十年代初,国家文物局组织各省文物局,认真对全国的名胜地进行了认定。包括河南省文物局也参加了,也完全同意:“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是《隆中对》发生的地方。” 现在,我把文件公开,把照片也放这里,请广大网友细看,做出自己的判断。


另外,国务院1986(104)号文件,也是这样认定的。国务院的文件是公开发布的,请大家在网上查找,也可以查到。



此书《中国名胜词典》是国家文物局组织全国各省文物局一起编写的。




请看上面,河南省文物局参加了编写。难道河南省文物局的专家都是哑巴,不替河南南阳人说话?难道河南省文物局的专家都被襄阳人收买了?

国家文物局给南阳武侯祠定性为:“传说是诸葛亮的躬耕地”。记住,传说就是不确定的事情。



而对襄阳隆中的认定非常准确:古隆中是诸葛亮的故居,是《隆中对》发生的地方。


大家看看今天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河南南阳人,大家数一数,从写“大文章”的到写“一句话”的,有多少骂人的,简直像“怨妇”。谁对谁非,一目了然。广大网友心里自有一本账。




岘山石头


史学界没有争论不确切。从魏晋至八十年代中期,的确没有什么争论。因为诸葛躬耕地问题,在史学研究中属小问题。陈寿(233年~297年)本蜀汉旧臣,甚至见过诸葛丞相(181年~234年),其《三国志》已指明荆州襄阳。而晋人习凿齿(328年~412年)作为襄阳侯习郁之后,凭几代人的口传也知亮家在哪儿。南朝宋裴松之(372年~451年)也没见闻任何不同意见。而北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72年~527年)更是定位了亮家一一隆中。以至南阳清代《邓州志》、《南阳县志》直至解放后河南官方也不认同南阳说。



八九十年代南阳不干了!原因大家都懂得的。近些年发表南阳说的砖家又沉寂了。但在民间,那可是大事,为什么呢?襄阳人过早吃牛肉面时,就夹两筷“孔明菜”、喝一碗黄月英所传的“黄酒”,宛城抢诸葛亮,干嘛?反过来,南阳老乡吃馍喝汤之时,也要摆几句古话,“南阳诸葛亮”成襄阳的了,干嘛?

人文情怀、地域情结使然。尽管回答这个问题的朋友,进隆中风景区、南阳武侯祠还是要买票的,甚至连自家老祖宗从山西大槐树来还是江西来都没搞清楚,也要争个脸红脖子粗!

但骂习凿齿我不同意,因为有“白眼狼”之嫌。下面谈几点儿我的意见,望批评指正:

一、全国武侯祠对先贤史家习凿齿应有感恩之心


在“躬耕地之争”中,近三十年来,一些南阳说的朋友对东晋习大国史可谓“挫骨扬灰”也不解恨!因其一句“(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被裴松之引入《三国志》注中;而北魏郦道元(公元472~527年)在《水经注》中,对其所言“亮家”做了精准地理定位。此三著,让如今襄阳隆中成为诸葛躬耕地,让“躬耕于南阳”之“南阳”成为类同如今之省名,坐实“南阳武侯祠”为躬耕地无疑成为一个梦想。

其实,我说一句,没有习凿齿,哪有全国九大武侯祠千余年的香火!遑论三国旅游热的兴盛。如下几点,与读者诸君商榷。

1、尊汉的《汉晋春秋》让《三国志》公正

作为蜀汉亡国臣民而入仕司马氏晋朝的史家陈寿,为个人身家利害计,写“三国史”没有尊崇其生于斯、长于斯,并曾仕于斯的蜀汉故国,而毅然选择了尊崇司马氏之所出、并为其所“禅代”的曹魏为正统。此正所谓尊魏所以尊晋也。《三国志》六十五卷,魏卷三十,吴卷二十,蜀卷十五最略;体列曹魏用夲纪,吴、蜀之主仅用列传。由来对其指责有四:尊魏为正统,帝魏不帝蜀;曲笔太多,回护曹魏过甚;挟怨作史,对历史人物(特别是诸葛亮)评价不公;作史索贿(即向丁仪和丁廪的儿子索米),有缺史德。

《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史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曜的《吴书》,此三书应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吴书》则是东吴官修的一部国史,始撰于孙权末年,其间韦曜(又名韦昭)曾主其事,最后由薛莹“终其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后亡佚。蜀汉无史,西晋灭亡之后晋室南渡,恰恰正是这位习凿齿先生,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改尊蜀汉为正统,弥补了《三国志》的缺憾。


专听则昏,兼听则明,习史有助于后世廓清历史真相,功莫大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王矣”,至今读来,仍振耳发瞆。

2、习以半人之力、小部《汉晋春秋》之功催生《三国演义》

从《汉晋春秋》现存佚文我们不难看出,习凿齿不仅“史才不常”(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语),不仅敢于以蜀汉为正统书写历史,而且能超越时代的局限,秉持正义、扬善除恶,打破过往史学“为尊者讳”的潜规则。作为司马氏东晋臣子,他对于晋朝开基之祖司马懿发动政变滥杀曹爽等人、司马昭谋弑魏帝曹髦等宫廷血案,皆据事直书,概不避讳,特别是他借曹髦之口说出“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这一惊世骇俗之语,足以使得历史记述能够以文学样态活灵活现地让人过目不忘,继而流播千古。而且,如果没有习凿齿对《三国志》曲讳诸葛亮南征北伐事功的矫枉和补足,诸葛公一生事功将不可能得到完整展现,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形象将大打折扣,《三国演义》的风云故事亦将大为逊色!


习凿齿著作看似简简单单的“蜀汉纪年”,实际非常不简单——由此,历史上所谓的“三国鼎立”其实从历史道德角度就不复存在,既然有了蜀汉为正统、曹魏为僭伪的历史坐标,那么三国史自然就成了“汉春秋”——由此,忠与奸,顺与逆,贤与愚,自然昭然而判!在晋室东渡、五胡乱华的大历史背景下,在桓温权利欲望膨胀的小政治生态环境中,习凿齿的“正统”历史叙述,体现了一个正直史家的卓尔不群的道德理念和不畏强权的价值取向。进而才影响到日后《三国演义》作者的历史道德观念,使得刘备英雄和曹操奸雄这样的历史脸谱,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流传下来。

正是因为有了习凿齿的正本清源,“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唐刘知幾《史通》语),三国这样我国历史上的“小时代”,才终于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舞台”;正是因为有了习凿齿对蜀汉正统地位的认知和大力张扬,刘关张这样叱咤风云、偏居一隅的豪杰,诸葛亮这位奋战一生、志在兴汉的志士,最终成为了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超越时代的英雄楷模、智慧化身!而习凿齿,也恰恰因为他所秉持的“蜀汉正统论”,恰恰因为他所求信诸葛武侯形象的贡献,被后世称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在“锦官城外柏森森”的丞相祠堂,与前朝君臣“千秋同祀”!


3、《汉晋春秋》大部亡佚确为史界憾事

毋庸置疑,《汉晋春秋》在唐末五代之际亡佚,仅剩一百余条文字散见于历代典籍之中,乃中国史学史上一大憾事。自清代起,若干有志学者孜孜钩沉,广泛辑佚,诸家辑本迭次推出,才使得人们对这部古佚名著终于可以窥豹一斑。若《汉晋春秋》存世,三国史岂非明朗如镜,习凿齿焉有“野史家”之名!

所以,习凿齿这种追寻“正统”的政治历史观念,自斯时伊始,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故此明代才子张春才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中华文明五千年,“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多少年不是在内讧、争斗中,数百年一汉,有何不可?“宁作太平犬,莫作乱世人”,我中华祖祖辈辈何其不幸!

二、对古邓国、邓县的考证印证了习凿齿对隆中躬耕地的记述



七十年代襄阳市樊城西北邓城遗址的出土,成为当时全国轰动性的考古事件。1980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发表《古邓国、邓县考》,厘清了各种史料,为后来考古、出土大批珍贵文物指明了方向。而十一年后,河南大学黄有汉教授发表的《古代邓国、邓县地望考》,有为河南邓州背书之嫌,一直为中华邓氏宗亲诟病。

1、关于邓国的都城所在,汉魏六朝时期的记载都说是在当时的邓县。但究竟在今何处,则有河南邓州说与襄阳邓城说。已故石泉教授鲜明指出河南邓州说不能成立:

【主张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之说的,可以举顾祖禹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方舆纪要》)和乾隆《邓州志》、嘉庆《南阳府志》作为代表。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亦颇不乏人,但却未见提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方舆纪要》虽在卷51,河南六,南阳府,“邓州”总论中说是“春秋时邓侯国”,但在后文分条论述邓州的山川城邑沿革时,却毫未提到邓国和汉晋的邓县;而在卷79,湖广五,襄阳府“邓城”条中虽然说是“府东北二十里,本春秋邓国地”,但所引史事则包括有关秦汉时邓县的材料,却又未指实就是汉晋时邓县。乾隆《邓州志》和嘉庆《南阳府志》在“沿革”部分,把春秋时邓国和战国秦汉直到晋宋时的邓县,都列入邓州范围,但在“古迹”部分又只举出穰县等,而全未提到古代的邓县(2)。《邓州志》在“沿革表”的汉代州、县一栏中,列举了邓、穰、涅阳、朝阳、棘阳、淯阳、冠军七县之后,却又加注说:“旧志皆邓境内。今按:各史志,惟穰、涅阳、冠军确系今邓地无疑。余尚侯考” (见卷1,页4下)。这些都足以说明邓州之说并无确据。近人著作中主此说者,也未见有任何认真的考释。


其实,今河南邓县从战国以来直到明初,一千多年间一直是穰县所在。北魏至隋初曾在这里设荆州;隋灭后梁取江陵以后,荆州移治江陵,始于穰县设邓州。至明初,废穰县,这里才专称邓州。民国以后,废除府、州,于是邓州始改称邓县,以迄于今。这一沿革情况前人是有明确记载的(3)。穰县既一直在这里,则战国至汉晋与穰县并存的邓县,自不可能也在此。古代记载直到唐宋,也还未见有把穰县(邓州)同古代邓国联系起来的(4)。然则是否可把古邓国和汉晋六朝邓县,定在今邓县(邓州) 南境 ?这也不可能,因为南境是汉晋至刘宋时的朝阳县地,县城就在今鄂豫两省交界处的湖北境内(1),无法在这里再安下一个邓县。

据上所考,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旧邓州)之说,是站不住的。】

2、石泉教授一一考证了古邓国(汉晋宋齐邓县)在湖北襄阳市樊城北的不同说法 ,论断樊城西北邓城遗址为古邓国与宋齐前邓县所在:

【认为古邓国( 宋齐以前邓县) 在汉水北岸今湖北襄樊市附近的记载,比上述河南邓州说要多得多,也早得多。现存史料对于古邓国、邓县在汉水北岸的具体位置,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说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一说在襄樊东北,唐白河下游西北岸;还有一些记载则只笼统说在襄樊北。

这三种说法,以襄樊西北说为最早。刘宋时人盛弘之所作《荆州记》( 成书于元嘉十四年)云:樊城西北,有鄾城。……鄾城西北行十余里,邓侯吾离之国,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百余里,有谷伯绥之国。(原书已佚,此据光绪十九年曹元忠辑本卷3,内容转引自《太平御览》卷192)

这是今存史料中有关古邓国及邓县地望最早的较明确记载。下至清代,乾隆《襄阳府志》卷5古迹,襄阳县“邓城”条云:“县西北二十里。春秋时邓国地”。又“易城”条云:“在邓城南七里”。同治《襄阳县志》第二册,卷 1,古迹,“邓城”条云:“县城西北二十里,今城基尚存,高丈余,壕淤成田。”又“鄾城”条云:“在邓城东南十余里”,与《府志》所记大致相同。特别是《县志》 描述较具体,应是当地人根据实地调查所得。这同现在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位置、特征也基本相符。

襄樊东北说,在今存史料中,最早见于今本《水经注》,卷引淯水篇云:

【经】(淯水)南过邓县东。

【注】县故邓侯吾离之国也。楚文王灭之。秦以为县。淯水右合浊水,俗谓之弱沟。水上承白水于朝阳县,东南流,经邓县故城南。习凿齿《襄阳记》曰:楚王至邓之浊水,去襄阳二十里,即此水也。浊水又东,逸邓塞北,即邓城东南小山也。……浊水东流,注于淯。淯水又南,迁邓塞东,又通鄾城东。……盖邓之南鄙也,昔巴子请楚与邓为好,封人夺其币,即是邑也。司马彪以为邓之鄾聚矣。

【经】(淯水)南入于沔。

从这段记载看,显然是把古代邓国和汉魏邓县,连同古代的鄾城,都定在今襄樊市东北的唐白河西岸了。下至唐宋,以及明清,这个东北说一直相当流行。例如《元和志》卷21,襄州“临汉县”条云:临汉县,本汉邓县地,即古樊城。……县城南临汉水……故邓城,在(临汉) 县城东北二十二里,春秋邓国也。

《太平寰宇记》卷145,襄州“邓城县”条云:汉邓县地,即古樊城。……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以襄州为襄阳府,徙临汉县于东,古邓地。乃改为邓城县。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31,淯水篇按语云:秦置邓县,属南阳郡。两汉、魏因。晋属义阳郡。宋为京兆郡治。齐因。梁废。今在襄阳东北二十里。

以上是东北说的一些较明显记载。

还有一些记载只说在襄樊北面,例如唐初的《括地志》云:“故邓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二十里,春秋之邓国。” (2)安养县,唐天宝以后改名临汉县,故地在今襄樊市之樊城,已见上引《元和志》。

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4,襄州“邓城县”条原注云:“(襄州襄阳县)北二十三里。”(3)下文云:“汉邓县地,……古邓地。”并云鄾城也在县南境(1)。

(1)关于汉晋至刘宋时朝阳县。参阅《汉书》卷28上,地理志6上。南阳郡“朝阳”县:《续汉书.郡国志》(殿本《后汉书》32) 荆州南阳郡“朝阳”县:《晋书》卷15,地理志,荆州义阳郡“朝阳”县:及《宋书》卷37,雍州“顺阳太守”条及“朝阳令”条。关于古朝阳城地望,参阅同治《襄阳县志》(民国石印本第二册)卷1.地理志,古迹。“朝阳城”条:光绪 《襄阳府志》卷5,舆地志5,古迹。“朝阳城”条。据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调查报告:在今襄阳县西北六十里,靠近河南省边界的石桥公社史李大队李百户湾北,仍有朝阳城遗址在,与上引襄阳县志,府志所记合。

(2)见《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转引《括地志》。

(3)按:《太平寰宇记》(光绪金陵书局本)说邓城在襄阳北十三里,但乾隆《一统志》卷270,“襄阳府古迹,邓县故城”条引《寰宇记》 则云邓城县在襄州北二十三里。光绪《襄阳府志》卷五古迹,襄阳县“邓城故城”条据《通志》(按:当是嘉庆《湖北通志》)引《寰宇记》,以及民国《湖北通志》(商务印书馆精装本) 页667,卷18,《舆地志》十八,古迹四,襄阳县,“邓城”条跟《寰宇记》都说 是“在襄州北二十三里。”据此,局本《寰宇记 》当脱“二”字)。

乾隆本《大清一统志》卷270湖北襄阳府,古迹,“邓县故城”条,也说是“在襄阳县北。春秋时邓国” 。

这个襄樊北面之说,与东北说及西北说都可大致相通,可能也就是调和前二说的产物。】

3、石泉教授进一步论断襄樊东北说实际是晋、唐、宋时的邓城县:

【《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晋志》(卷15)荆州义阳郡有邓县,原注云:“故邓侯国”。同卷荆州襄阳郡又有邓城县和鄾县。当时的义阳郡共有十二个属县,东起随县经随枣走廊,西至南阳盆地南部,包括新野、穰县(今河南邓县)、朝阳和邓县等。襄阳郡则在义阳郡西南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带有两个以“邓”为名的县。鄾县,据《左传》桓公九年杜预注所记,是位于汉水北岸邓国南鄙的鄾邑故址。古今于此,并无异词。此县与邓城县同属襄阳郡,又都在沔北,自必相近。《晋志》又指明义阳郡的邓县是“故邓侯国”,则鄾县自必又在这个邓县的南邻,邓城县与邓县既都与易县邻近,则彼此亦当相近。邓县既如上考,在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则此晋代邓城县就只能在鄾县东北方。鄾县自晋时一度设县后,即未再见有设县的记载;邓城县在宋、齐两《州郡志》和《隋书•地理志》中亦皆未见,可知这期间亦未设县。直到中唐时期,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始又重设邓城县于今樊城以东偏北的古邓城(已详上考)。这个“古邓城”位置与上考晋邓城县的方位正合(1)。北宋沿袭之。南宋初,废为邓城镇,以后未再设县。


这里需要进一步作一些分析的,是如何看待上引《水经注•.淯水篇》有关邓县的记载。《淯水篇》的经文(反映汉魏时地理)说邓县在淯水下游(今唐白河)西岸。从大体看,与本文所考的襄樊西北说可以相合,因为经文是大处着眼,而今邓城遗址也是位于今唐白河以西的(虽然中间还隔一条较小的“清河”)。这段《淯水篇》的注文说发源于朝阳县的浊水,是东南流,经过“邓县故城”(《水经注》成书时,邓县当已废,故称“故城”)南,又东流,经过邓塞(邓城东南的小山)北,与淯水(流过邓塞东)会合。杨守敬《水经注疏》卷引认为这条浊水即今之清河,因为清河上源也在今襄阳西北境及豫陕边界地带,东南流,过清河店,转南流,在樊城东北入汉(咸丰十一年唐白河下游改道前,是入唐白河(2))。看来,杨守敬就是依据《水经注·淯水篇》,对照有关的方志与当时地图,设想清河下游古代曾于樊城东北面,转东流,入唐白河,以而定邓县故城以至邓国于襄阳东北二十里。】

4、石泉教授的考证有力地印证了习凿齿关于隆中躬耕地的记述:

【(1)《三国志·蜀志》卷5 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郡)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萧统所编《文选》卷37诸葛孔明《出师表》,唐李善注引《荆州图副》亦云:邓城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

隆中山在今襄阳城西约二三十里,北过汉水不远就是邓城遗址。这同上引《汉晋春秋》和《荆州图副》所记,邓县(邓城)南与隆中的诸葛亮宅隔沔相望的位置正合(里数过近,可能有脱误),从而证实了当时邓县当在襄阳的西北方的今邓城遗址。

(2)《宋书》卷37,州郡三,雍州京兆太守属县有邓县,云是’‘汉旧县”,而有“京兆太守”条总序则指明:“(宋孝武帝)大明土断,割襄阳(郡) 西界为实土。”邓县当时虽然属犷京兆侨郡,但它是汉以来的旧县,因而是有实土的。据“京兆太守”条所记,当时京兆郡属县中只有邓县不是侨县,可以想见:同郡的其他诸侨县必然寄治在邓县附近。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土断”之后,划给京兆郡的实土是在襄阳郡的西境。这也就反映出:当时邓县必然也邻近襄阳西境,才能与其他侨县的新得实土连接成一片。这样邓县自当在襄阳西北,而不可能偏在东北方。

(3)《元和志》卷21,山南道二,裹州襄阳县“万山”,条云: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

这说明在襄阳城西不远 (包括汉水南岸的万山以西)也就是邓县县境。而隆中也正在这里,因而《元和志》所记,与上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说“隆中”属邓县,又正相合。《元和志》这段记载,与前文所引本书的另一段,说“故邓城”在当时临汉县 (今樊城) 东北二十二里,即古邓国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但这段记载的内容较具体,并引古谚语为证,又有上述充分旁证,较之另一段的笼统说法,自更为可信。邓县治所在汉水以北,这是古今皆无异辞的。上引《荆州图副》并进而指明邓县就在沔水北岸不远,与隆中诸葛故居隔沔相望。】

三、邓城遗址的深度考古发掘为史学考证提供了实物证据



邓国故址位于襄阳市樊城北约6公里处,邓城土城墙略呈长方形,东墙长766米,南墙长896米,西墙长713米,北墙长858米。墙厚10至15米。墙残高3米左右,四角稍高,最高处6.3米。四面均有城门。护城河宽40米左右,现为水田。城东南角外有高约8米土台,俗称烽火台,也称阅兵台。城内有十字街道,西北角有明代建的宁国寺。邓城内外地下历史遗存十分丰富。相传城内偶有铜镞、金粒可拾,城内有时杀鸡还可取出金粒,故有"邓城不卖活鸡"之说。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秦汉及以后朝代都有,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离邓城北约3公里的丘陵地带,有两周时期墓葬群,"邓公乘鼎"和"吴王夫差"剑分别出于山湾和蔡坡墓地,出土大量青铜器。据考证,这些墓地与邓城密切相关,其中铸铭文的,就有邓、楚、吴、上鄀、蔡、曾等国器物,是研究楚文化及邓、楚和有关国家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邓城城址外围有西周至春秋早期(与邓国同一时期)较大规模的村落、作坊遗址,又有高级贵族、平民墓地,它们组成了完整的都市中心聚落群。1981年,邓城遗址被湖北省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发掘,发现了一些特殊遗存,出土了一批较重要的文物,为解决一些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特殊遗存有卞营遗址集中分布的水井群、周家岗遗址春秋早期大壕沟及宋代火葬墓、王家巷遗址制陶作坊区的灰坑及窑址群、贾巷墓地一主一侧室加祭台的墓葬等。这在本区域属首次发现,填补了此类遗存的空白。较为重要的文物有周家岗遗址新石器时代完整花瓣圈足陶碗、黑或红彩红陶杯,西周中期前段或西周早期后段陶鬲,宋代红绿彩花卉纹瓷枕、影青釉小鼎式瓷香炉;王家巷遗址春秋早期卜骨;卞营遗址春秋晚期陶鸟形双耳平底壶;贾巷墓地青铜小羽人等。发掘成果进一步证实了襄阳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一是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和周代遗存,佐证了邓城至迟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古邓国都城、春秋中期至汉代为邓县县治的史实,继而将襄阳早期城市的中心圈定在了邓城区域;二是周代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和融合性为寻找早期楚文化的来源积累了资料;三是较多大中型墓葬在贾巷、卞营墓地的发掘反映了邓城区域在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的繁荣程度,间接说明了襄阳当时所处地位的重要性;四是宋代火葬墓及具有北方窑系瓷器的发现,说明了宋代北方地区民众可能大量南迁并定居襄阳,为本区域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邓国遗址的发掘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及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位学者直接到发掘现场观摩和指导,进一步提高了襄阳历史文化的知名度。2009年7月14日,襄阳市考古队员为配合内环线建设进行考古时发现了两片春秋早期的卜骨。这两片卜骨出土在邓城遗址以南约600米处的王家巷遗址。据介绍,这是在邓城遗址附近首次发现卜骨,为邓国都城在邓城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据襄阳内环线工程考古项目执行负责人王先福介绍,在王家巷遗址出土的卜骨是用牛的肩胛骨制成,该卜骨上的孔上下左右排列整齐。商周时期,人们在决定某件较为重大的事情时,将制好的卜骨放在火上灼烧,根据灼烧后孔产生的裂纹走向判断吉凶,然后将整个占卜过程及其结果刻在卜骨上。此次出土的卜骨上没有文字并且没有灼烧过的痕迹,证明这两块卜骨没有被当时的人使用过。"发现卜骨的遗址在邓城城址以南约600米处,这里很可能为古邓城的作坊区。"王先福介绍,卜骨一般出土于较为重要的遗址,如都城殷墟、燕下都等地。

不妥之处,指正为谢!


嘉会花艺


汉代历史学家习凿齿祖宗历经汉代、三国和晋代,如果习凿齿的权威得不到认证,那后面所有朝代的学者都更不能相信了。习凿齿爷孙三代,历史可以口传心授,而且习凿齿本就是襄阳本地人,周边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划分非常熟悉。南阳郡邓县隆中是汉代三级政府单位,有郡有县有乡镇,跟现在地级市、县和乡镇相似。据习凿齿有“亮家在南阳郡邓县隆中,襄阳城西二十里”最详细地址记载。习凿齿是记载诸葛亮年代最近的历史学家,应该认知感达到百分之百。

南阳宛城所谓的耕地是纪念馆形式存在,既然是纪念馆,当然有人去参观造访。莫说在河南南阳建造纪念馆,就是在黑龙江漠河建造个诸葛亮纪念,同样也有文人墨客去拜访。岳飞和南宋某个诗人等等就是去参观南阳诸葛亮纪念馆的,导致被南阳人误解成了真正诸葛亮躬耕地。

第一)襄阳地缘优势,隆中周围有黄家湾和南漳水镜庄,这是蜜不可分的地缘关系。

第二)襄阳有人缘优势,诸葛亮之妻黄月英,诸葛亮老师司马徽先生,诸葛亮朋友庞统,马良马谡兄弟,参军杨仪。

第三)诸葛亮叔子是投靠刘表的,而刘表不在宛城。

第四)除了在隆中对中提到过宛洛二字,诸葛亮没有在任何场合提到和文字记载过宛城。诸葛亮在宛城的资料几乎为零,唯独提到过躬耕南阳,可南阳当时是郡,汉代是郡县制。

第五)南阳郡被荆州管辖,而南阳郡所在范围没有一座城池名称为南阳城的。唯独有个宛城,而且宛城在汉代属于大都市,可以说世人皆知,如果诸葛亮在宛城,诸葛亮一定会提到自己在宛城躬耕地。

第六)诸葛亮朋友圈都在襄阳,如果诸葛亮独自躬耕于宛城,于当时的交通无法想象。

第七)诸葛亮说躬耕于南阳,当时有个南阳郡,而当时宛城也非现代南阳市。隋朝宛城才更名南阳县,晋朝与隋朝之间的大几百年几乎穿越时空。汉代的南阳郡与隋朝的南阳县被混淆概念,再有后来的岳飞去纪念馆拜拜诸葛亮,于是又被渲染气氛成了真事,真假美猴王让菩萨都无法辨别真伪。

第八)无论是地缘还是人缘,都跟南阳市扯不上一点关系。南阳只建造诸葛亮纪念馆没有用,应该还复制水镜庄、隆中和黄家湾。

智者见智,看到上面一些推理,全国人民应该相信襄阳才是诸葛亮躬耕之地。

下图为诸葛亮黄月英和黄家湾





襄阳论语


史学界到底是什么理论,何种根据呢?是指鹿为马,混淆视听嘛?诸葛亮在哪里躬耕是史界有权威还是诸葛亮本人说的算?诸葛亮的【出师表】都成了胡说八道,史家是胡说八道嘛?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是诸葛亮亲口所言,在史界,诸葛亮成了健忘症,神经不正常,不知道自己干过什么?_?多亏今天的史界看出了诸葛亮的病根,如果不是诸葛亮,刘备早就统一三国了。这个损失是诸葛亮脑子不好造成的,【三顾茅庐】已经被史界证明是【两顾茅庐】,如果刘备能晚点遇到史学家,一定大业早成。

诸葛亮躬耕襄阳纯属扯淡,不折不扣的神经论。【诸葛亮传奇】载,诸葛亮没躬耕隆中,也没躬耕南阳,是躬耕南洋。当时处于乱事,胸怀大志的诸葛亮只有出国求学,寻求救乱世良策,诸葛亮下南洋,毕业于【南洋橡胶军事学院】,【隆中对】就是当时诸葛亮的毕业论文。毕业后的诸葛亮看到汉室亡朝混乱的社会,没有回国。在南洋躬耕橡胶,发展经济,本来诸葛亮已经有经商的打算,后来刘备的姥姥游南洋,也就是刘姥姥去南洋讨饭,遇到诸葛亮,说明自己的外甥刘备正反乱复汉,刘备卖草鞋的钱已经花光,军费奇缺,希望海外华侨能帮助刘备匡扶正义。在刘姥姥的联络下,刘备三下南洋,希望诸葛亮能共创大业。

【诸葛亮档案】载:诸葛亮世代居住安徽凤阳小岗村,21岁留学国外,后回国帮助刘备建立蜀国,初恋情人小乔,诸葛亮为刘氏集团立下汗马功劳,死于北伐途中。


白这个颜色


诸葛亮哭了:“兄弟们,我不是残疾我有双脚好不好?社会动荡,前几年我在南阳住,后几年我在襄阳住。我对南阳(宛城)、新野、邓州、谷城、襄阳、樊城都很熟悉,不然我怎样火山新野?火烧博望坡?(其实都不是我干的,是刘备干的!)后人无聊,总在打着考古、史学旗号,读了几天《三国演义》《三国志》,就一会儿说我是南阳人,一会儿说我是襄阳人。在此,我郑重声明,我老家(祖籍)是山东,原本姓孔,孔仲尼的嫡系后人,因家族之争,我父母寻亲访友,迁移到邓州穰东附近,更改姓氏,独创为诸葛氏,假托先人为琅琊葛姓。我是地地道道的邓州人,糜方等人是我的发小。你们听明白了吗?!我为什么六出祁山?我也想家呀,我也想叶落归根。~~~后人真无聊。”(附:糜方,与其兄糜竺,史传为江苏人。实际上,是邓州穰城南糜渠村〔米渠〕人,其妹嫁给了刘备,也即糜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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