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产品,还是先有技术?看北大教授怎么说

“所有高速增长留下的东西,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都指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在经济过程当中,更多的运用科学、运用技术,也就是我们讨论的创新驱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3月24日召开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如此表示。

周其仁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来推进经济增长的实践活动,主要沿着两条路线在展开:一条是从已有的产品开始,产品做不出来就去找技术,技术解决不了就去找科研单位、找院士,从原理角度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另一条是把研发倒过来从原理出发,这个原理是对自然界某些因果联系的发现,看发现能不能有技术让它变成产品,然后做成产品推向市场。

以下为发言实录——

先有产品,还是先有技术?看北大教授怎么说

周其仁:谢谢各位!

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因为持续时间很长,高速增长还给我们留下很多东西。好的东西如果只讲一件,那就留下了非常大的国际市场,而且由于一些需求满足,新的消费需求正在升级。当然负面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比如环境压力会持续很长时间。另外,像我们同质的产能还是严重过剩。

所有高速增长留下的东西,无论面还是负面的,都指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方向,那就是在经济过程当中,更多的运用科学、运用技术,也就是我们讨论的创新驱动。如果我们观察今天的中国经济,发现更多的利用科学技术来推进经济增长已经有很多实践活动,主要是沿着两条路线在展开:一条路线是中国经济非常熟悉,因为是后发的经济,从已有的产品开始,产品做不出来就去找技术,技术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去找科研单位、找院士,从原理角度来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如果说有什么新的方向在这个路线上呢?那就是我们现在不仅仅从现成产品出发,而是要改变这个产品的某些特性和品质,所以要研发新的技术,就要深入更新的原理级的科学发现当中去。所以可以看到商业企业家跟科研单位、技术研发单位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第二条路线现在非常少,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把研发倒过来从原理出发,这个原理是对自然界某些因果联系的发现,产生看发现能不能有技术让它变成产品,关键技术、辅助技术,然后做成产品推向市场。这两方面都有无数的案例可以看,限于时间我不能一个一个来讲。

像第一条路线,大家看中国人吃鱼很简单,但是由于环境大量污染,现在要找一条很好的干净的水养鱼并不容易,我访问了成都的一家通威公司,研究的技术是改善水质、电解水,这个技术得到科技部进步二等奖,这个水里养的鱼鱼质非常好,所以市场上比同样的鱼贵过一倍价钱。

第二个例子,深圳我们访问过柔宇公司就是柔性的显示材料,不是硬硬的显示屏,0.01毫米的超薄显示材料充当IT显示的载体,这个技术开始不是有技术产品,开始是先有原理的产品发现,中国留学生刘自鸿在斯坦福大学一个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先有课题,有应用前景申请专利,然后获得风险投资,然后生成落地,然后变成一个产业一个产品。类似这样的第二条路线虽然很少,但是开始了。

所以,我想中国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沿着这两条路线在进行,这也是我们作为研究者观察这个世界变化的两条主要的线索。我想说如果哪条线索,最后都会要求在经济活动当中不是更多运用投入,而是更多运用智力,运用科学发现和技术,这样就对我们国家下一步改革提出要求,因为这些资源所在的体制,40年高速增长,40年改革开放,受到的触动相对来说还比较小,因为中国大量科学家和教授是国有单位,这些在国有单位里的教授承担、发现、发明,这些资源的载体体制状态可能还需要有更大的改变,可能两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所有原理级的发现最原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想法,一个idea,所以中国需要氛围刺激这些idea的涌现,目前看不是人口和idea有正向的关系,人口数量大产生想法一定多,不一定。想法跟什么有关呢?是跟一些科学家人群所在的氛围有关,你是不是鼓励敢想,是不是对各种各样想法的产生没有很多禁忌,无论这个禁忌来自于神学的还是政治的还是世俗的,政治要少鼓励人敢想,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这些想法一旦产生变成原理级的东西,走向市场时有没有足够的激励,让这些科学家愿意把这个想法跟实业界做企业的做市场的资本更好的连接起来,用什么方式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的创新要从实践当中提炼出这些基本的问题,作为今后进一步观察和思考的题目。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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