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中國媚外辱僑的磕頭外交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110年中舊中國派到美國去的外交人員，辦的都是“磕頭外交”。他們丟盡中國僑胞面子，只會討好美國人，只會騙僑胞的錢，華僑有了事，這些人不特一概不聞不問，反而落井下石。在美國六七十年，我是常常跟這群傢伙“搗蛋”的一個，我在僑團集會里常常痛斥他們的無恥。
李鴻章之流的“苦力貿易”
早在100多年前，清朝政府派到美洲的外交人員，除了賣國簽約以外，就是向新大陸的大農場老闆、大礦場場主、大工廠企業家提供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如1810年巴西的茶工，1844年秘魯和圭亞那清除鳥糞層的苦力，1847年古巴的蔗工，1852年美國加省的淘金工人、築路工人，1858年哥倫比亞的農奴與礦工，1881年加拿大的築路工人，再如巴拿馬運河的挖河工人等等。
自1847年至1874年間，赴美洲各地華工約為50萬人。中國勞苦大眾的血，灑滿了當時是荒蕪而今是繁華的美洲。美國人蘇華特(Seward)也不得不承認：“使加利福尼亞得有今日之富庶繁榮者，成就之速，實非當時所預料，而該省所痛惡嫉視之中國移民，則為造成此種美滿結果之要素……”這些中國勞工，就是所謂“苦力”或“豬仔”。美國大老闆缺人，清廷的“欽差”就如數送到。華工的生命與生活，“欽差”卻一概不管。
“豬仔華工”的血淚帳
現在，我來詳細談談早年被所謂“苦力貿易”協定出賣給美國的華工情形。
很巧，敝親司徒喬最近從美國搭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他途經檀香山時，遇到了三位幸而生還的老華工。他特別為他們作了速寫像，這真是可寶貴的資料。
他們三位是由檀香山中華會館資助歸國的。在船上，司徒喬用盡方法請他們談了畢生為美國資本家剝削的血淚史。
原來這三位老華工，都是廣東珠江三角洲人，一個叫鄭進祿(中山縣人)，一個叫李東號，一個叫湯心海(新會人)。年紀都差不多已是七十三四歲，老態龍鍾，眼瞎腰曲。談起作“豬仔”的生活時，他們一邊談，一邊掉淚。他們因為53年被隔絕在一個與外界少有接觸的蔗園中，對世界的變動，毫不知情，又由於長期的殘酷的“農奴”生活，使他們成為只會鋤地，不會思想的“會說話的畜生”，記憶力極差，腦筋怎樣也開不動；結結巴巴地一個單音一個單音地講，構不成一句完整的話。司徒喬與他們同船半月，才把他們的身世弄明白。
53年前(1897年)他們正是20歲左右的青年小夥子，在家裡無以為生，跑到香港瞎撞，被一個姓袁的“豬仔頭”給賣了。受了美國宣傳“到金山發財”的騙，一同被賣的有600多人，同坐一艘火船在海天茫茫中航行20多天，向“金山”前進！有一天船靠了岸，地名叫做考愛島(Kauai I.)。姓袁的豬仔頭騙他們說：“金山到了……”大家被趕入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去“開闢農場”，一做就是53年苦工，計19000多天。直到今日，600多人除他們三人幸而被僑胞救濟回國，六個住在考愛島繼續為奴，十多個人逃亡不知下落外，都死光了，葬身荒野。他們能夠回到解放了的祖國真是萬幸。原來考愛島並不是什麼美國“金山”，只是美國屬地檀香山外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
當時，美國老闆對他們說：“你們開荒吧，開多少都是你們的。不過田裡的收穫要賣給我，你們應用的東西，也由我賒借。”於是600多個華工不分日夜地在開天闢地。美國老闆偶爾坐著汽艇登岸監督這些“農奴”們種甘蔗、稻米。甘蔗和稻米收割時，美國老闆去過磅運走，交給“豬仔頭”一張賬單。甘蔗的付價只比水價高一點點，而美國老闆供應的農具卻貴得像銀子打的，再加上墊支的伙食費，兩相抵算，“豬仔頭”倒要欠下美國人的債。
美國老闆是用包工制，由豬仔頭承包。豬仔頭還要負債，豬仔就更活不成了。大家當時很氣憤，美國老闆向大家拍胸膛說：“好好幹吧，開荒頭一兩年都是不免虧本的。你們的困難，我知道，可以借點錢給你們，利息少算些。”
辛苦一年，鄭進祿他們600多位“農奴”，除兩頓吃不飽的粗飯而外，每人只得到年薪美金8元(平均每月6毛6分6)。即使工資只8塊錢，美國老闆還要從中再撈回一點：他在農場開了一家日用品的鋪子，賣燒酒和菸捲。鋪子裡東西貴，而且不賒賬，華工買一根縫衣服的針也貴得出奇。
五年過去，每年結賬，袁豬仔頭仍然搖頭嘆氣，美國老闆仍然拍著胸膛，解釋“理由”。農奴們仍然是年薪美金8元，他們仍然被禁止與外界接觸。老闆強迫他們“好好幹活”，因為據說：“在美國，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變成百萬富翁。”
第六年，原來的兩個老闆不再來了，派來了一個美國管家。這個管家比老闆還兇，手拿馬鞭，罵華工是懶鬼，並強迫多開荒地，延長工作時間。他指著豬仔頭的鼻子大罵：“難怪你虧本，這麼一大群懶鬼不好好做工，要嚴厲地管束他們！你不學學我們那位美國主人，他從前是三幾千塊錢的小商人，五六年後是檀香山大名鼎鼎的‘蔗糖大王’了。”於是豬仔頭更加兇狠地壓迫華工，希望榨得更多些好去還債。華工每日不分晝夜地勞動，晚上12點才準睡覺，第二天早5時就要下床。
因為檀香山天氣熱，大家沒有錢買衣服，索性光著身子在烈日下幹活。這麼再一迫一打，不少農奴都生病或積癆吐血死掉了。15年後，美國老闆滿載而歸，成了紐約的富翁。過了20年，田莊易手。換來換去，但每一個老闆都發了財，至於華工的年薪，僅從每年8元加到10元。袁豬仔頭也還不清美國老闆的債，而且越欠越多。他雖然當了走狗，殘酷到沒了人性，華工恨之入骨，但這個狗也並不怎樣吃得飽。
在以人為畜的凌辱壓迫下，大家受不了，強悍的人組織反抗或開始逃亡。考愛島是個與世隔絕的荒島，怎樣能逃出去呢？據說：有的人會泅水，就浮著一根木頭在茫茫大海中前進，如果不被偶然過路的商船漁船所救，他們必然精疲力盡，沉入海洋。有的人在島上向過往船隻呼救，可能被救走。有的人雖然逃出蔗園甚至上了船，但被豬仔頭髮覺，就去追回，在農奴面前由美國管工苦刑拷打直到斷氣，或剝光衣服，給烈日曬死，或用麻袋系後，拋到海里喂鯊魚去。總之是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逃走的人，以恐嚇其他農奴。
組織反抗的下場，亦是如此。弄得大家“服服帖帖”，斷絕一切思念。53年中，他們名叫“去金山”，但不曾與“金山”見面。他們不識字，不看報，世界變成怎麼樣，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沒有親人，沒有老婆，他們聽天由命，只好怪“運氣很壞”，壞了50多年，直至像一隻螞蟻那樣無聲地死掉。牛馬還有人疼愛，他們是做牛馬一樣的工作，卻連牛馬也不如。
華工們每五年左右有的可能積到二三十元美金。他們懷念家鄉，每每託美國商店替他們匯回去。家裡卻從來不曾有過迴音，是豬仔頭把來往書信都扣留焚滅，以絕歸念。家裡的人在兩不相知的情況下也死光了。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無可留戀，沒有希望，他們是被世界遺忘了的一群。
1935年，農場新的美國主人派律師來跟袁豬仔頭清算舊債，連本帶利，數目大到嚇人。豬仔頭沒有辦法，只可另外重寫一張限期清還利息加重的欠單。一世為狗的豬仔頭老袁，氣憤交加，迫得自己吊死。他的百萬富翁的好夢也完蛋了。這是個“小騙子遇著大強盜”的收場。
後來美國人親管農場，華工活得更像一條狗。到了1950年夏天，美國管家認為鄭進祿他們三人“老而不死”，只吃飯不能“榨油”，死去時又多少要花一筆錢，就通知檀香山中華公所，說有這麼三個老華工，要你們救濟，送回中國。中華公所才發動捐助，把旅費寄去。他們從考愛島坐飛機抵達檀香山，在檀香山押入木屋，請求出街買些用具，卻被揍了一頓。辦好手續由移民局木屋押他們上威爾遜總統輪大艙裡去。這樣，從香港去的，又從香港回來。檀香山的面貌，他們都無緣看一眼。船抵香港，他們口袋裡仍然放著不曾用掉的檀香山中華公所給的四十幾元美金。這是53年來，他們最大的一筆財產。
他們說：“考愛島最初有土人千餘，他們很好客。打野獸回來便叫我們去吃，晚上有時還請我們去看他們的集體跳舞和唱歌。這些年來，土人已經絕跡了。怎樣會絕跡呢？美國人繼續開荒，把森林砍掉了，把土人趕到深山裡，漸漸死光了。”是的，土人死光了，這就是美國所吹噓的“民族自由”。
考愛島還有華工嗎？還剩六個，他們還有點力氣，美國老闆不讓走。
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生產的“文明”嗎？是的，正是他們的“文明”，在那麼一個不為世人所知的荒涼的考愛島上，這600多個華工勞動到死，而幾個美國老闆藉此而成為富翁。他們的“幸福生活”，染滿著中國工人的鮮血！百餘年來幾十萬到美國去的華工苦力就是如此。鄭進祿三人的生活史，不過其中的一個眼前實例。
又有一位親戚，他向我講述過他本人身歷的苦力生活。
他是一個屢試不第的秀才，也曾到北京考過試。落第歸來，處處遭白眼，他就以“自由身”名義參與了美國加省築鐵路的中國苦力行列。同伴們很尊重他這“老童生”、斯文人。但到達加省，美國工頭不客氣，要他和其他華工一樣掄起鶴嘴鋤，披荊闢土。這就苦壞了這位從未勞動過的書生。他氣喘汗流，筋骨痠疼，頭昏眼花，手掌流血，每天工作14小時，月賺美金26塊。與山林居，與鹿豕遊。熬下去眼見送掉老命，回唐山，沒有路費，不到金山好夢已破，而且陷於進退兩難，搶地呼天的淒涼境況了。於是他改變宗旨，因為過去讀熟了一些《三國志》、《水滸傳》、《聊齋志異》、《紅樓夢》，就用娓娓動聽的方法講述故事來解除華工同伴的疲勞，並且免費代寫家信。
華工們歡迎這個好辦法，每天叫他把無窮盡的故事講下去，不必再鋤地。為應付美國工頭，仍然手執鋤頭，另用一個人去“放哨”，遠望工頭來了就咳嗽為號，停了演講，照常工作。如是者兩年，等到路費有著，一溜煙跑返祖國去了。他又說：小時頗聰明，算命的批他說必中“翰林”，到了加利福尼亞的酷日曝曬中，汗淋如雨下，他才對人長嘆道：算命先生還準，原來我在美國中了“汗淋”。他用駢四驪六的句子作了一篇《美洲遊子賦》，描寫深刻、悽悲，目下仍在唐人街中傳誦，可惜我已忘掉。
蔣介石的使領館酒會從來不請華僑
舊中國在美的使領人員是看不起普通華僑的。國民黨統治20多年來，每次使領在美國的雞尾酒會或什麼慶祝會的請柬，多送給外國人，華僑休想在大使館宴會上與外國人接觸。這些反動官僚名義上是“中國人”，但怕中國人出場丟了他們的“面子”。他們見到中國人就生氣。“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中國的官員也瞧不起華僑，你叫美國流氓怎不加倍來凌辱我們？
不過，美國人也並不怎樣瞧得起這些奴才。1945年4月聯合國開會之時，我也被聘作中國代表團的“華僑顧問”，恭逢其盛。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出席了大會。人家各國代表在會上演講是用本國語言，然後由翻譯轉達，宋子文卻用英文發言，而且其中還加上些美國俚語。當時我在旁聽得“毛骨悚然”，美國的華僑大為不滿，美國的報紙也對此事冷嘲熱諷。
還有中國在美的大使館，是用減免的庚子賠款蓋的，聽說建築物上有石刻說明此事。美國強盜搶了我們的錢，“施捨”一點給蔣介石政府蓋大使館，還強迫我們歌功頌德，他們也真的這樣做了（一說後來又拆掉。不詳）。除華盛頓那一座可恥的大廈和檀香山華僑捐了一座領事館以外，美國各城市的中國領事館都是租美國房東幾間房弄成的，太玷辱人。例如紐約，在一所大廈的14層樓上幾間小房就是領事館，望見了使華僑喪氣。不過，華僑永遠不去14層樓那裡去找他們，他們也不找華僑。我們華僑好像從來沒有過祖國。有苦無處訴，心也碎了。
中華公所的“外交”和羅斯福
既然舊中國這些外交官見美國當局只會磕頭，又看不起中國人，華僑在美國的“外交”方法就只有自己組織社團，團結自衛……如商人有中華公所，各姓有宗法會館，各籍有區域會館，洗衣工人有衣館聯合會，青年有青年會，在較老和較大的組織上有致公堂和安良堂。遇有什麼事情，就由各公所、各會社去花錢請美國律師，求得在“法律”上伸冤。也就是說，華僑本身自辦“外交”。打官司是難得勝利的，不過送幾個錢有時會生效。美國的“法律”是看在錢面上的法律。
美國前總統羅斯福還是當律師的年代，安良堂聘他做長年法律顧問，遇有案情，逐件講價，多少不定。他老人家也還克己，不會強要太多的錢，我因此和他建立了友誼。我是安良堂負責人，常常見面談案情。這樣一直到他做了總統，才辭了安良堂的法律顧問職。他的總統一當就是三任十多年，華僑有什麼事，我同他通信辦理交涉時，他很快就有親筆信答覆，能幫的也幫。至於我們寫信給中國使館的呈文，大多是石沉海底，少有迴音，回的信也不過敷衍敷衍，決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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