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伴隨著現代經濟學引入中國並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相互作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獲得者錢穎一在長期的求學、研究和任教工作中，與多位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有過密切合作與交往。這些學者對現代經濟學有舉足輕重的貢獻，其學術思想對中國改革有多種層次的重要影響。
我們從錢穎一教授的《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2017）一書第九章“經濟學家的思想”中選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錢穎一筆下的十位經濟學家》系列，每週三為讀者展示錢穎一教授筆下的一位經濟學家。
本期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是新經濟史的先驅者、開拓者，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由於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諾思於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思曾說：“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
諾思的遺產
（2015年12月28日）
諾思（Douglass North）於2015年11月23日在美國密歇根州去世。我最後一次見到諾思是在2010年2月17日，我與他和溫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斯坦福大學附近門羅帕克（Menlo Park）的Left Bank（左岸餐廳）一起午餐。諾思那時已經年近90。在此之前不久，他與沃里斯（John Wallis）和溫加斯特的新書《暴力與社會秩序：解釋人類有記錄歷史的概念框架》（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剛剛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溫加斯特是我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期間多篇論文的合作者，沃里斯是我在馬里蘭大學任教時的同事。所以我一直都清楚地知道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去完成這部著作。這也是諾思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
我們從他們的新書談起。這本書把人類社會歷史歸納成三種狀態：原始的無秩序狀態、“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access orders）的“自然國家”（natural states）狀態，以及“開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的“現代社會”狀態。自然國家狀態比無秩序狀態更有利於經濟發展，因為國家壟斷的暴力阻止了無秩序的暴力，這使得社會比較有秩序，有利於人們的生產激勵。但是，在自然國家狀態下，國家不受限制而個人受限制，因此私人產權在本質上是不安全的，市場競爭也不公平，經濟發展因此受限。在現代社會的開放准入秩序下，由於國家權力受到制約，私人產權得以免受國家的侵犯，由此私人有激勵進行投資和生產，市場公平競爭，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在每一種狀態中，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相互決定並互為增強的。比如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的開放准入與政治的開放准入並存，經濟上的競爭與政治上的競爭也一同出現。在人類歷史上，從自然國家到現代社會的轉型是一個非常偶然的事件，它首先發生在歐洲，並逐漸傳播到全球。
我們由此談到當代中國。中國在過去的30多年中，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和開放引發的高速經濟增長，讓諾思十分興奮。一方面，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印證了他關於產權、交易成本、激勵等一系列論說。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開放和政治開放上的不同步與他的“開放准入秩序”並不一致。諾思認為，中國目前正處於轉型時期，還不是一個穩定結構，一切都在發展過程之中，因此不能太快下結論。他推薦我閱讀摩爾（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書。這是一本社會學和政治學著作，並不是一本經濟學著作。但是他仍然對我不知道這本如此經典的著作感到驚訝，我也樂意承認自己的無知。
我最早認識諾思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1990年到斯坦福大學經濟系任教，在那裡結識了溫加斯特，並通過他認識了諾思。溫加斯特曾經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任教，與諾思曾是同事。諾思在20世紀60—70年代在華盛頓州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與張五常是同事。他在80年代到了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任教，與前面的華盛頓大學是在兩個不同州的兩所大學，前者是州立大學，後者是私立大學，儘管都叫華盛頓大學。進入90年代，諾思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任教的同時還兼任位於斯坦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該研究所獨立於斯坦福大學）的資深研究員，所以我經常有機會在斯坦福見到他。90年代初，先是科斯在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兩年後的1993年諾思又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制度經濟學研究是很大的促進。1997年我去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參加了新制度經濟學學會的成立活動。那次會議科斯、諾思、威廉姆森三位大師都到場，科斯當選第一任主席。之後諾思和威廉姆森分別也擔任過該學會主席。
90年代初我讀到溫加斯特與諾思1989年發表於《經濟史雜誌》上的論文《憲政與承諾》(“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 Century England”），印象非常深刻。他們運用博弈論和“可信承諾”來解讀17世紀英國光榮革命實現的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如何保護個人激勵，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也有利於君主的經濟利益。在他們的論文中，在君主與貴族或私人的博弈中，如果君主不受任何限制，他的任意權力太大，他事先做出的承諾（比如減稅）就是不可信的。在這種情況下，貴族或私人就沒有激勵去投資，因為害怕事後被君主剝奪投資回報。但是，當君主的權力受到限制後，承諾變得可信，貴族或私人的投資激勵上升，君主反而可以從做大的餅中通過稅收或發債獲得更大的利益。從數據中他們發現，在英國光榮革命限制君主權力之後，英國資本市場上的借貸利率下降，融資成本下降。這反映在英法戰爭中英國政府能以較低利率發行大量國債為戰爭融資，而法國國王的絕對權力則阻礙了他的發債能力。這是我最早讀到的運用博弈論解釋歷史和制度的論文之一。
諾思是經濟史學家，本科（人文學，1942年）和博士（經濟學，1952年）都畢業於伯克利加州大學。他在20世紀50—80年代研究經濟史，聚焦於產權、政府、交易成本和制度演變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他的幾本著作，比如1961年出版的《美國的經濟增長：1790—1860》（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與羅伯特·托馬斯合著），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都是開創性和奠基性的研究工作。他最為廣泛流傳的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總結概括了他的前期工作。這本書中的第一句話給出了他對制度的定義：“制度是社會的遊戲規則，更正式地說，制度是人類設計出來的規則用以規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其結果是制度提供了人們在交易中的激勵結構，不管是政治的、社會的、還是經濟的。制度變遷影響社會隨著時間的演變，因此是理解歷史的關鍵。”
英文原文：Institutions are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a societyor, more formally, are the 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 that shape humaninteraction. In consequences they structure incentives in human exchange, whether political, social or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 shapes the waysocieties evolve through time and henc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change. 這是目前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對制度的定義。
諾思對我關於中國製度變遷的研究一直非常感興趣並熱情支持。199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出現高潮，經濟學家開始關注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諾思畢竟是經濟史學家，所以他對歷史上的大事件都不放過，儘管這是發生在中國的事件。這與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他們更多地關注發達經濟中某一個專門領域中的細節，並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做精緻的分析，卻較少關注其他經濟體中的重大變化。諾思對我研究的兩個問題特別感興趣：一是當時興起的鄉鎮企業中的產權問題；二是中國地方政府的激勵，特別是對地方官員熱衷於經濟發展的激勵與行為。產權和政府行為是諾思研究經濟歷史中的核心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也與這兩點關係很大，但是中國的具體形式卻與西方歷史上的發展又有不同之處。他雖然能夠理解中國許多制度安排的特殊性，但是他始終問一個最終問題：如果沒有正式的、基於法治的合同和制度安排，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長期來看產權在中國是安全的嗎？如果沒有安全的產權，中國經濟增長能夠長期持續嗎？我無法回答他的這個問題。
2007年7月12日諾思訪問清華經管學院，就“人類歷史與制度變遷”做學術報告。在那次報告中，他首次介紹了他同沃里斯和溫加斯特研究的主要思想，那時他們的書還只是手稿，尚未完成，但是基本思想已經形成。在那次會上，已經在清華任教的我、李稻葵、白重恩、王一江和正在清華訪問的李宏彬、楊濤以及北大的林雙林等與他對話，探討中國發展路徑的特點，引發學術爭論，十分有趣。
產權和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80年代開始張五常和楊小凱的介紹與推廣分不開。張五常和楊小凱認為產權、制度、交易成本是市場取向改革中的根本性改革。張五常是1969年諾思在擔任華盛頓大學經濟系系主任之時被聘前往任教的，直到1982年離開美國到香港大學任教，在華盛頓大學經濟系執教十多年。在我和諾思的交談中，多次聽到他讚賞張五常的才華和經濟洞見。科斯、諾思、威廉姆森三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各自的側重不同。科斯最為深刻，科斯關於企業實質的闡述第一次提出企業與市場邊界的問題，科斯定理則第一次闡述了產權、交易成本和效率的關係，對經濟理論和法律實踐都影響巨大。諾思的研究側重西方經濟發展史，用制度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解釋西方經濟的崛起，既有理論，也有實證。威廉姆森的研究重點在企業與市場的關係，企業內部結構，他把企業組織放到了經濟學的中心。這三人的貢獻奠定了新制度經濟學（這個名稱是威廉姆森發明的）的學科基礎，也使他們分別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的影響遠超出其他經濟學分支，諾思在中國的影響遠超出在美國的影響。這是因為制度在中國的改革和轉型過程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一般均衡理論，這一研究市場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價格理論，並沒有像制度經濟學那樣深入人心。這也形成一種現象，就是在中國，關於價格扭曲和市場扭曲的問題往往說不太清楚，而關於制度缺陷和激勵扭曲的問題卻能夠得到很多評論。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制度相對健全，激勵相對正確，所以多數的經濟學分析把制度作為給定的事實（taking for granted），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資源的市場配置以及市場扭曲帶來的成本上。中國作為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經濟，市場扭曲和制度缺陷同時出現，而後者更為根本。所以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影響更大，就不足為奇了。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中國已經從一個窮國成為一箇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也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樣大的社會變動時期，人們對歷史研究的興趣隨之增大，不僅對中國自己幾千年的歷史，也對世界歷史，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史和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轉型歷史特別關注。諾思以一個經濟學家的嚴謹，以經濟增長為切入點，研究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經濟、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以制度經濟學特有的視角和分析方法，獲得開創性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經濟崛起提出的一系列尚未解答的問題，都是留給我們的智識遺產（intellectual legacy）。可以預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隨著中國經濟從中等收入逐步邁入高收入，制度和制度變遷將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理論和現實課題。在中國的歷史性轉型過程中，諾思的遺產將不可避免地伴隨並幫助我們繼續探索。
本文原載於《財新週刊》2015年第50期
經濟學家簡介
道格拉斯·諾思
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 North），美國經濟學家、歷史學家。1920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薩州坎布里奇市。1942年、1952年先後獲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諾思是新經濟史的先驅者、開拓者，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由於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獲得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任《經濟史雜誌》副主編、美國經濟史學協會會長、東方經濟協會會長、西方經濟協會會長等職務。
生平著作：
《1790—1860年的美國經濟增長》
《美國過去的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
《制度變化與美國的經濟增長》（與戴維斯合著）
《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與托馬斯合著）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
《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
……
主要論文：
《經濟史》
《1600—1850年海洋運輸生產率的變化的原由》
《西方世界成長的經濟理論》
《第一次經濟革命》
《結構與績效：經濟史的任務》
……
錢穎一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生於北京，祖籍浙江。1977級清華大學數學專業本科畢業。畢業後留學美國，先後獲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斯坦福大學、馬里蘭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2006年9月起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學術榮譽包括：2012年當選為世界計量經濟學會（The Econometric Society）會士（Fellow），2018年當選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獲得2009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2016年度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中國經濟、中國教育。擔任《經濟學報》、《清華管理評論》、《教育》主編，《經濟研究》編委會委員。
中文書著包括：《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中信出版社）、《大學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老清華的社會科學》（與李強共同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走出誤區：經濟學家論說硅谷模式》（與肖夢共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與青木昌彥共同主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論文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經濟學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經濟研究評論》（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經濟研究》等國際國內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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