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說:「舜逼堯,禹逼舜」,堯、舜禪讓難道是假的?

雲水禪心居


在哲學的概念裡,歷史有兩種,一種是發生的歷史,一種是描述的歷史。

顯然,無論是《史記》還是《竹書紀年》,都不能作為完全的證據,而是隻能當成描述歷史的一種觀點。

我們能做的是多方考據和求證,儘量讓描述的歷史去更接近發生的歷史。

堯舜禹的時代,是部落合作制的,其實這種制度下首領的產生還是有跡可循的。史學家徐中舒老師曾經在著作裡介紹過一種方法,當你想知道一個區域裡一些失傳的原始風俗,可以看看現在這個區域周邊比較落後的地區,往往這些周邊因為開化得晚,會保留一些原始的文化。

所以當考據中原地區的堯舜禹部落時代,匈奴、東胡、羌人、包括蒙古等少數民族就成了很好的參考組。因為這些民族和中原有文化上的交通,同時文明發展又相對慢。

這些民族都是很多部落、群落進行合作的,而部落的合作則需要一個大首領,這大首領通常是推舉產生的,當他死了或退位以後,則需要所有部落重新共同推舉一人。而堯舜禹時代所謂的“禪讓”,實際上就是這種推舉制。“禪讓”裡包含的禮讓道德,實際上是後來的儒家強加上去的理念。部落推舉的人,未必一定要是儒家要求的道德完人,但一定是強力、並且讓所有部落相信在他帶領下能抵禦自然災害、野獸騷擾和戰爭侵襲的。

所以《史記》和《竹書紀年》對於堯舜禹的描述,應該都是中原文化發展進化以後,用當時人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一種結果,都是比較偏頗的。

另外,推舉制後來伴隨著私有制的發展,逐漸成為世襲制,但剛開始的時候並不一定傳給兒子,而是傳給弟弟,傳給兒子的時候也會選擇幼子,而讓兄長離開部落出去自行發展。這種習慣直到商朝時仍有,周部落的太公的長子次子去往南方吳地和當地人生活,由三子繼承位置,應該也是這種習俗的體現。甚至在更後來的蒙古,仍然保留著傳位給幼子的習慣,可為例證之一。


東土大唐三俗和尚


粉飾歷史自儒、墨始。堯舜禹全是一個家族的,都是黃帝的子孫。嚴格來說,禪讓制也是世襲制,內禪也是世襲!更何況他們的世襲充滿了鐵和血、智與謀。歷史上除翟讓李密以及蘭芳伯江戊伯外,所謂讓賢不過是讓強,堯舜禹也不例外。若非《竹書紀年》的發現,還不知堯舜禹湯聖賢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真相只有一個——

真実(しんじつ)は いつも ひとつ!

【堯舜禪讓】

堯位是世襲而來的,就是這樣,也是得位不正。堯名放勳,其父帝嚳,帝嚳乃黃帝(帝一代)之孫,為帝二代。多年以後,帝嚳(俺們商丘人)崩。堯不是老大自然當不了老大,但他很想很想當老大!老大摯即位,不久摯就攤上大事了——再也不老大了,讓賢(弟)——內禪給了堯,終於當上老大了。

舜是堯的女婿是黃帝的庶裔,看看堯是怎麼禪讓給舜的吧。重華(舜名)本是歷山老農之子,但他是陳勝的老師——胸懷大志。舜會種地會打魚會製陶會經商而且人品好,就連長相也奇異——四隻眼(珠,相連)。根據現在醫療研究:重瞳,是早期白內障臨床表現,與雙瞳不同的是重瞳相連。有說法是重瞳和雙瞳影響壽命,歷史上項羽、李煜、王莽、呂光等都是四隻眼。堯見舜長相、德才都非同一般,驚為天人,將兩女嫁給了他。風燭殘年的堯逐漸被年富力強的舜架空,尾大不掉取而代之。禪讓讓賢后的堯被舜放逐,不久而崩,而堯的兒子丹朱,舜給封地,以延續堯的祭祀,此乃滅人之國不絕人祀是也。從此,堯的大唐的國號改成了大虞,故後人稱之為虞舜。

【舜禹禪讓】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天下你怎麼得來的就怎麼失去,堯如此,舜也如此。到了禹就不如此了,因為一誤再誤豈能三誤?!先看禹的天下是怎麼來的吧。堯、舜對禹有殺父之仇而不共戴天,但因力小勢弱只能戒急用忍,君子報仇幾十年都不晚。當年河水氾濫,民不堪其苦。堯苦無對策,命令大家舉賢治水,都是鯀(禹父)是治水專家。堯感覺鯀不行,大家說反正都這樣了,萬一能解決的呢,解決不好也能丟卒保帥。結果鯀盡心盡力也沒能萬一,於是鯀命舜殺鯀,這還不完,讓他的兒子禹接著幹!

禹殫精竭慮,想方設法,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群策群力下,終於成功完成治水。此時禹功蓋天下,而舜已是垂暮之年,於是趙匡胤版的黃袍加身提前了一千多年——禹建夏,同樣冊封了堯舜的兒子——商均。周朝的陳國就是舜的後代,還有田齊,王莽都是!這個套路為周朝所繼承,並傳至清朝,這就是傳說的二王三恪。

【新至宋禪讓】

從此,禪讓就變成了權臣改朝換代的套路。不少還通過聯姻,接受前朝冊封來實現。西漢末年外戚王莽效法堯舜榜樣建立新朝,東漢末年聯姻接受封號曹丕建魏、司馬炎建晉。不過他們還是比較厚道的,至少對讓賢的前朝遜位皇帝給封個王或公玩,並且級別很高——位在諸王之上,不稱臣,給你塊封地,讓你高度自治,咱倆名義上平起平坐。用曹丕的話來講就是:“天下之珍,吾與山陽(劉協)共之。

這種只要位不要命,還留後路的厚道方式被劉裕給破壞了。劉裕起自寒微,文治武功,無往不勝,東晉皇帝讓賢於他後,他弒二帝,又殺異族兩帝。這種很壞的榜樣一直持續到後周,二王三恪做得很不好。宋代後周後,對先君還算厚道,可宋滅於異族,也就沒任何禪讓的意義了。但冊封還是存在的,元朝封宋恭宗趙㬎(xiǎn)封為瀛國公,洪武帝封元皇孫買的裡八剌為崇禮侯,雍正帝封明裔朱之璉為延恩侯。這些不過都是逗你玩,當真你就輸大發了。最後說一句翟讓真心讓,然後被李密密謀要了命。還是蘭芳共和國做得好,關鍵是做的早,比美國都早。

謝謝大家。


福垊


禪讓制最大的矛盾和紕漏所在之處就是有利的證據為自己說話,不利的證據簡而略之,一筆帶過。這就是以儒家為首的禪讓學派自嗨的一個過程,當然也並不說明韓非和《竹書紀年》就一定是正確的,但是這卻更加反映出人性的必然選擇來。

首先,我們一起確認一個觀點,那就是三代以前是什麼社會形態或者政治體系。歷史學和科學的說法,夏商周三代以前屬於原始社會末期,根據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這個時期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在這個時期,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個人私產的出現導致階級的產生,部落也好族群也罷,開始有剩餘的資源,部落之間的戰爭過後,俘虜不再被直接殺死,而是用來奴役或者祭祀。所以堯舜禹的時代應該是這種社會面貌。

第二,堯舜禹的性別,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會反駁吧,無論哪種史料都不會說這三位先賢是女性的。有人說這有什麼好辯證的,其實這很重要,因為部落時期母系氏族社會和父系氏族社會根本性的一個不同就是血緣關係的確立和私有財產的分割。母系氏族應該還是公天下,因為只知其母不知有父,就難以確認血緣的純粹性,大家懵懵懂懂都是一家人,不分你我也就共有財產。這個時期應該就是史料中神農氏和燧人氏等記載時期,這個沒有確切名字的某某氏,指代的不是某個人,而是一個母系氏族,以這個氏族最為擅長的某方面或族群圖騰來區分。後來轉化為父系氏族後,血腥的部落兼併戰爭就開始了。黃帝和炎帝大戰後,兩族合併,黃帝和蚩尤大戰後,九黎部落核心成員戰死,其餘的要麼成為奴隸,要麼被放逐到南方。古代有個詞,叫黎民百姓,現代人誤解了這個詞的原意。黎民百姓指的不是普通大眾,而是血統純正高貴的貴族階級。也就是說,黎民百姓都是奴隸主,大土豪的代言人。黎民是南方被放逐的九大蚩尤系部族,百姓則是北方炎黃體系中的諸多部族,這個百姓可能是個虛數詞,指代炎黃體系中的部落很多,幾乎有一百個左右。這樣延續到堯舜禹時代,就更加清晰明瞭了,三代以前,我們可以確認是奴隸制社會體系,但沒有統一的國家概念,部落以聯盟的形式存在,聯盟的酋長被尊號為帝,男性是部族中的主導,部落間可以通過通婚來建立血緣聯繫,成為部落聯盟或合併兩個小部落形成一個大部落。

第三,說明三位先賢禪讓中的阻礙與原因,以及禪讓後的善後諸事。堯的血統據說來源於黃帝,所以堯的首領地位與禪讓關係不大,堯選擇禪讓給舜,其原因是什麼呢?首先可以從兩人的血緣關係來入手,舜也是黃帝的後代,只不過應該是旁系,可見倆人有一定的親緣關係。從第二點可以看出,兩人是在同一個部落體系之下的,進而說明堯舜都在一個姓氏當中。這就揭示出,堯舜禪讓是內部禪讓,這與今天的公司體系類似,一家公司是家族企業,總經理是副總經理的姐夫,總經理準備退休不幹了,把總經理的位置禪讓給了自己的小舅子,副總接替。內部分配美其名曰禪讓,但有人就說後世的家天下可以繼位給兒子的,堯又不是沒有兒子,為啥便宜外人。這就是部族聯盟體系制約的存在了,那個時期並不是一個朝代,有人說了唐堯虞舜,是有國號的,堯只不過是出生在唐地,舜出生在虞地而已。兩人的部族根基在這兩處,上面還說了,百姓才是炎黃體系中的中堅力量,天下可不是黃帝血脈一家獨大,其他部落首領的面子要不要給啊?堯沒有直接傳給兒子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其他部落的阻撓,防止黃帝一系越做越大,而考慮讓舜來繼承位置的原因我認為有兩個,第一是兩人有一定的親緣關係,而且還會親上加親,堯把兩個女兒嫁給了舜,兩人有翁婿之情;第二是舜所在的部落屬於弱小部落,堯認為自己或者未來的兒子可以掌控。對於舜的描寫可以看出這兩點,舜有個後媽,還有個姐姐,家庭不是很和睦,如果舜不繼承堯的地位,那麼舜的部族很可能就會分崩離析,或者被別的大部族吞沒。記載中堯舜禹幾乎都是同一時期的,但是我認為其年齡差距應該是三代人左右,在堯的後期,正是舜的壯年,此時也應該是禹的父親鯀的壯年。所以堯建立的舊體系就要崩潰了,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善於隱忍的舜正式接替堯來處理部落聯盟的事情,將堯的兒子冊封成一方諸侯。這裡注意,劃重點考試要考。諸侯,是後世的說法,並不符合當時實際情況。國家都沒有,哪來的諸侯?所以這肯定是古人以當時的條件引申出的替代詞彙,來解釋說明當時堯的兒子處在什麼地位。與後世諸侯相等同地位的,就應該是獨立的部落首領。由此可見,堯的家族從各部族的首領變成了普通百姓的一員,可見所謂禪讓不可能安然平滑過度,所謂的無縫銜接背後一定還有很多黑暗權謀或者血腥鎮壓。堯禪讓給舜,開了一個不好也不壞的頭,即其他百姓看在眼裡記在心上,以後咱都能這麼幹,天下有德者居之。舜在位期間,最大的問題是黃河水患,鯀這個部族負責去處理這個問題,結果不是很得力,舜就殺了鯀,但是這是個不好的開頭,沒有功勞還有苦勞,這樣擅自殺戮百姓之一的部族首領會激起民變,於是為了安撫各方,舜讓鯀的兒子禹接替地位。沒想到禹是個比舜還能隱忍的主,一心埋頭苦幹,治理洪水有功,三過家門而不入。獲得了基層的一致好評,積攢了不少人脈,從九州劃分上就能知道禹在各地治水的同時也沒閒著,拉攏了九州各地的百姓,就等著時機成熟,依樣畫葫蘆,也來個禪讓。之後就是類似的橋段,壯年的禹架空了年邁的舜,也將舜的後代象徵性冊封為百姓首領,讓其遠離權力中心。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堯舜禪讓,是這個樣子,舜禹禪讓又是這個情況,到了大禹,瞭解基層民眾動態和各部族情況的他怎能讓自己也重蹈覆轍?勘定九州疆域,收天下之銅,鑄造九鼎。這一手和後來秦始皇統一後收天下之兵鑄造金人十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新時期時代晚期,先賢們已經能夠鑄造青銅器了,所以銅就是一種戰略資源,不但能製造武器,還能製造農具,擴大生產力。禹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斷了百姓效仿三位禪讓賢者的根源。各部族百姓力量開始衰弱,禹的中央直系力量逐漸龐大,拉開的差距成就了禹的兒子啟,第一個國家和朝代夏朝也就此產生了。從此家天下,血緣統治和傳承。

現代考古學發現,三代斷代工程發現殷商時代的青銅器非常精美,且禮器都比較龐大,很是厚重。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青銅器也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如此發達。都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是夏朝考古並沒有得到青銅器出土,而九鼎的傳說基本都來源於大禹。我們知道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如果商代的青銅器是集大成者的成熟之作,那麼初級階段的證據又在哪裡呢?我個人覺得,這個秘密就在消失在歷史長河裡的九鼎身上。中國人有個歷史傳統,那就是喜歡把豐功偉績記錄下來讓後世子孫瞻仰,大禹鑄造九鼎可能是集全天下之力,那九鼎上就不應該只雕刻九州各地的風俗物產,大家可以參照天安門廣場中間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面不是刻畫了自1840年到1949年的革命歷史麼,九鼎也應該也有這個作用。無論九鼎是一個鼎還是九個鼎(本人認為應該是九個),上面一定刻畫了大禹時代的歷史,甚至包括堯舜禹三代人禪讓的事情,在夏朝時期,九鼎就應該是傳國玉璽一樣的存在。商朝後周朝繼承,而周公旦又是推崇堯舜禹的人,九鼎上的故事就被美化成為禪讓制的經典了。就好比埃及的那些象形文字,使用這些文字的人死了,那麼後人也就喜歡怎麼翻譯就怎麼翻譯了。關於大禹還有一個傳奇,就是河圖與洛書,可能這個是大禹時期乃至夏朝的一種文字系統,就像商代的甲骨文一樣,只不過是夏滅亡後失傳了。而周公旦則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解釋九鼎上的河圖文字,才有儒家經典中的禪讓故事。


風羽青陽


堯舜禹禪讓的故事來源於儒家經典的體系,千百年來這些故事一直以來為人們津津樂道,在殘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這看上去簡直是一道特別溫暖的亮色,但是很難肯定地說,這就是事實。“舜逼堯,禹逼舜”這句話的來源是《韓非子·說疑》。《韓非子》是戰國末期思想家韓非撰寫的一本書籍,一共有55篇,《說疑》是其中的一篇。


其實這種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西晉年間,盜墓賊在戰國魏襄王的墓地中取出了一本名叫《竹書紀年》的書籍。這本書內容豐富,記述了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歷代所發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衝突。因為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毀壞了大量的史籍,這本書彌足珍貴,於是宮廷開始進行整理,這本書也在歷朝歷代傳承下來。裡面有這樣一段文字,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窺見當時權力鬥爭的殘酷性。



鑑於奴隸制社會的原始性,以及人性本身的缺陷,我還是相信韓非子和《竹書紀年》的說法,而儒家經典篡改歷史的目的可能是方便封建君主的統治,讓社會安定和平和,畢竟封建君主都希望自己的國家穩定,政權交替比較順暢,不會出現動盪。有堯舜禹的案例放在桌面上,就擁有了強大的說服力,可以間接遏制那些野心家的慾望。


科壇春秋精選


司馬遷《史記》中記錄了“美好的禪讓”,西晉出土《竹書紀年》卻是講的奪權,但真偽之辨也無定論。至於韓非子的那段話,並不是贊同“奪權說”,僅是舉例子進行分析。

其《說疑》中一段文字:

夫奸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眾,又有奸邪之意,則奸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逼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




翻譯一下大意。

權臣身邊黨羽會經常勸說他篡位,並舉例說明。指責那些上古帝王禪讓都是虛假宣傳,實際情況是“舜逼迫堯,禹逼迫舜”,與“湯放桀,武王伐紂”是一樣的一樣的,使用暴力奪取王位。但是因為他們勝利了,所以就各種洗白,掩蓋了真相。





韓非子這段分析很透徹,“歷史是任打扮的小姑娘”。各種非正常的權力交接,都要找出來一套理論,證明我是對的,是歷史潮流,是民心所向。

說到底,堯舜禹的禪讓到底如何呢?個人觀點,暴力奪權的概率較大,因為人性如此。


幾葦渡


《韓非子》、《竹書紀年》札記——堯舜禪讓考證

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有堯舜禪讓的詳細記載。聖王堯舜不但一心為萬民謀福祉,更有禪讓的高風亮節。並因此被世人傳誦。但《竹書紀年·五帝紀》卻記載: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竹書紀年》與《史記》不同的記載,使得個別人對儒家大肆批判,稱儒家虛偽,篡改歷史。還有更多不堪入耳的謾罵之聲。 笨笨今獻拙文一篇,以揭開堯舜禪讓的歷史懸案。

為了捋清堯舜之事,須先明晰中國的三個時代:傳說時代,半信史時代和信史時代。夏朝建立之前是傳說時代;夏朝與商朝是半信史時代;周王朝之後是信史時代。

以信史時代的東周時期為例:若發生君主被弒或放逐,諸侯會盟,大規模戰爭等重要歷史事件。各國史書皆會記載。下面舉兩則事例: 在《左傳·僖公七年》傳文中,有管仲之言: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左傳·文公十五年》傳文記載:華耦來魯國聘問。魯文公與之宴,被華耦謝絕,並稱其曾祖父華督曾弒君,其事見於諸侯之策。作為逆臣的子孫被國君宴請,是對貴國的侮辱。在此可參照《桓公元年》和《桓公二年》的傳文:因孔嘉之妻美而豔,華督殺孔嘉而娶其妻,遂殺宋殤公。

堯舜並非處於信史時代,而是原始社會的傳說時代。人們過著食不果腹的生活。更沒有專職的史官。傳說時代的歷史故事有一個鮮明的特點:越簡略的歷史故事,可信度越高;越詳細的歷史故事,推測的成分越大,可信度越低。

先秦典籍中最先提及堯舜禪讓的,是墨家弟子根據先師遺教編輯而成的《墨子》。墨子提出此論有其必然性。首先堯舜皆為明君。天子之位由堯及舜,再由舜傳禹。並非傳子,而是傳賢。這與墨家尚賢的主張不謀而合。墨子便以此推測——堯舜禪讓。並讓堯舜成為墨家尚賢思想的代言人。 墨家提出堯舜禪讓之論後,在墨家的大力宣傳,以及其他學派的附和下。此說被世人普遍接受。

於是,才有了公元前318年,燕王噲效法聖王堯舜,將燕君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之事。

下面,再看看《竹書紀年》的舜囚堯之說。 《竹書紀年》在晉代被盜墓者發現。它在戰國後期被埋葬於魏安釐王的墓裡,得以僥倖避過秦火。對於書中所記載之事,有三點需要明晰:

一是此書並非嚴謹的史書。《竹書紀年·五帝紀》記載: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並出。此事顯然不可信。《殷紀》記載:仲壬崩,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但根據考古出土的甲骨文顯示,直至商朝末年,商王朝仍然堅持對伊尹的祭祀。《竹書紀年》對此事的記載可信度亦不高。

二是書中堯被舜囚的觀點產生應當晚於燕王噲。否則燕王噲斷不會效法堯舜禪讓。

三是作者當為法家學者。作者根據簡略的史料,進一步推測出舜囚堯,以及伊尹放太甲自立,太甲殺伊尹之說。與法家宣揚“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君主必須獨攬大權的思想十分匹配。君主若不能駕馭群臣,即使聖明的堯舜,亦會被逆臣囚禁。 《竹書紀年》作者提出此論與墨子類似,皆是依據本學派的思想,對聖王堯舜之事作出進一步的推測。

由上可知,《竹書紀年》的可信度遠不及《左傳》,甚至不及準史書《國語》。其可信度與《戰國策》大體相當。

儒家大師荀子的學識可比肩孔子,他指出: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荀子的弟子韓非則對此事持兩可之說,韓非稱:堯在位之時,食不果腹。為了百姓,不辭辛勞,與苦役無異。韓非認為堯舜禪讓並非道德高尚,而是躲避苦勞之舉。 然後韓非又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 通過荀子與韓非之言,可知在先秦時代,對於堯舜是否禪讓,是否囚禁。

沒有具體的史籍記載。這更進一步證明了鄙人之言:墨家提出的禪讓說與法家提出的囚禁說,皆是作者依據本學派的思想,對堯舜之事作的進一步推測。 我們通過三國時代,曹丕逼漢獻帝禪讓之事。可知堯舜禪讓之說,包括了法家的舜逼堯之說。即堯舜禪讓可能是自願禪讓,亦可能是被迫禪讓。墨家認為是自願,而法家認為是被迫。

至此,我們在回顧荀子的觀點。荀子在否定了墨家的禪讓之說的同時,也否定了法家的囚逼之說。但荀子只否定他人之論,卻沒有提出自己的觀點。因為堯舜時代“歷史故事越簡略,可信度越高;歷史故事越詳細,推測的成分越大,可信度越低”。

對此,荀子依據“舍詳細,取真實”的原則,而不願多言。 笨笨今天就與荀子大師唱一次反調,推測堯舜之事的幾種可能性。

一種是堯舜禪讓,包括被迫禪讓和自願禪讓。前者可視為法家與《竹書紀年》的觀點。後者可視為墨家與《史記》的觀點。

二是選拔和推舉。我們先看孔子對堯舜時代的描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選賢與能。孔子未詳細解析堯舜之事,但大致可知,堯、舜和禹皆為選拔和推舉產生。

這與荀子的觀點互為印證。 孔荀二子皆認為,在堯舜時代,華夏元首是選拔和推舉產生的。而墨子及其弟子,以及《史記》中的禪讓之說,並未否認推舉,但更側重堯舜等人的高風亮節——禪讓。 孔子與荀子的觀點,側面體現了制度比人更可靠;墨子無疑認為堯舜主動讓賢的高尚道德才起決定性作用。側面體現了墨子認為,人比制度可靠。

讀文化典籍時,明白這一層,才是讀書為學的真正意義所在。 綜上所述,孔荀二子所言的堯舜之事,雖過於簡略,不夠詳細,但可信度卻高。姑且認為是90%(也視為100%,10%的可能是堯舜在選拔和推舉制度之下,禪讓給眾人推舉之人);墨子之論的可信性有9%;法家及《竹書紀年》的可信性有1%。 需要指出的是,墨家的9%與法家的1%是可以互換的。所謂世移則事異:若在三國時代,顯然法家之論可信度更高。如前文所言曹丕逼迫漢獻帝禪讓。若在原始社會,就如韓非所言,堯舜名為天子,但與苦役無異。禪讓帝位不過是把苦差事交給了他人。自願禪讓帝位的可能很大。 墨子堯舜禪讓之說可信度雖然不高,但卻是輿論的主流。否則,荀子也不會專門批之。

由於焚書坑儒,致使大量先秦典籍焚燬,對於堯舜之事缺少更多的佐證。最終司馬遷信服了墨子之論。孔安國在其偽造的《古文尚書》中,更是繼承了《史記》之論。 第一個提出堯舜禪讓的是墨家。毀滅中華文化,致使大量先秦典籍缺失的是法家。但個別人不分青紅皂白,對儒家大肆謾罵。

笨笨不由想起成都漢服事件:身為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所知,居然將華夏衣裳漢服當成日本和服。事後成都市公安機關認定肇事者並非是反日愛國分子,而是地痞無賴和人渣。那些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張嘴就批。甚至肆意辱罵自己的祖先,以傳統文化為恥者。與成都漢服事件中的肇事者無異。 鄙人只能對它們只有一句話——沒文化,真可怕!


楊朱學派


因為少有史料作證,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其實這涉及的是世襲制和禪讓制的兩種不同權力更替制度。



世襲或世襲制度是指某專權一代繼一代地保持在某個血緣家庭中的一種權力更替模式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禪讓制是指統治者把部落首領之位自願讓給有才華,有能力的人,讓更賢能的人統治國家。



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又說"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 又載:"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帝堯者,放勳。" 按此說法,在堯、舜之前的從黃帝到帝嚳時代,就是世襲制更替的,而帝堯世襲他爹帝嚳之位。那麼為何到堯舜禹三代偏偏又變成了禪讓制呢?




據《荀子·正論》中記載:"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而化順之,....夫有惡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所,.....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無厭焉……以堯繼堯,夫天下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尤復而振之矣.....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荀子最後的

結論是:"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也就是說荀子也認為這樣太假了,禪讓制不靠譜,不可信。



根據《五帝紀·正義》引用《竹書紀年》的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題中出現的那句話就是出自於《韓非子·說疑》的記載:"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而天下譽之"。也就是說司馬遷是認同舜囚禁了堯的,如果是謙讓囚禁又是何故呢?難不成要清算堯麼?顯然不是,應該是先囚禁然後再逼他謙讓的,否則對於謙讓的恩人,伯樂不應該這樣對他,這與後世所讚頌的堯舜禹的品德不符啊!這不是高尚的人該做的事。



根據唐·劉知幾註釋《史記·五帝紀》中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時也認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這裡的文命即是禹。同樣,也是認為禹為了鞏固他的王位,採用了"逼"和"放"的手段,迫使舜死於蒼梧之野。那麼,問題來了既然舜是通過逼迫得來的權力,為何晚年又如此掉以輕心呢?值得深思!



正因為堯舜禹三代的史料記載缺失,所以謎團種種,按我個人認為,此三代以來應有完整記載,但正因為舜禹打破了原來世襲制,採用奪權的方式接收了最高權力,唯恐天下不服,又或者做了一些大量的清洗行動,所以只留下隻言片語或者口口相傳的記錄,後來的《竹書紀年》《世本》以及《尚書》等,又因為種種原因,有所爭論,如此一來這樣的謎團或許有朝一日可以解開,又或者無法解開了!因為誰都沒有更多更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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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禪讓是從五帝開始的,在讀《史記》的時候,我曾經被裡面的描述所震撼,我心裡一直有疑問世界上真有這麼無私的人嗎?後來看了五帝的出身之後我才明白,所謂的禪讓不過是血脈的傳承,因為傳來傳去還是在一個固定的圈子裡傳。堯舜禹的祖先都是帝王,就是帝王之後,因此我的觀點是“沒有禪讓,只有傳承”。

傳位是實力使然

大家都說堯傳位於舜是禪讓,可我看堯傳位於舜而不傳位於丹朱,不能不說是一種無奈吧。我相信做父母的第一個想法肯定是自己的孩子,儘管舜也有五帝的血統,但是如果考慮帝位承接的話首選肯定還是自己的兒子。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是舜呢?堯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不僅是丹朱一個人,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被滅族也說不定。正是為了避免武力奪權的發生,堯才將帝位進行了禪讓。本紀裡說堯將兩個女兒嫁給舜做妻子,讓自己的兒子和舜做朋友,目的不僅因為器重,還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把舜變成自家人,繼續延續五帝的血脈。還有一點就是舜也是五帝血脈,大家看原文就能發現這一點,傳給他還不算是傳給外人。

完美的都是故事

舜近乎是個完美的存在,在堯去世後,舜將帝位交給了堯的兒子丹朱,欲擒故縱這是我想到的,結果三年間所有的人都去找舜,沒有人去找丹朱。看到了吧,不是我舜要搶奪丹朱的帝位,確實是大家都支持我,這就是所謂的眾望所歸,四海歸心!

背後是什麼呢?孤立丹朱,因為舜一直在替堯治理天下,丹朱儘管是堯的兒子,但影響力遠不如舜,找他還是得交託舜去辦,還不如直接找舜,漸漸的丹朱的存在感就越來越低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沒有自知之明的話,那就要血濺五步了。丹朱儘管沒有大才,但還算知趣,求個安穩也不錯這是明智之舉,到了禹的時候也是一樣,舜也將位置禪讓給了禹。

讀史明智

看到了吧,人最應該具備的能力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環境和位置做出最恰當的選擇,讓自己的獲益最大,通過讀史我明白了這樣一些道理:

一、很多事情要欲擒故縱,不要一下子接受,以退為進你會獲得更多;

二、當所有資源都向你傾斜的時候,你距離目標就不遠了;

三、對身邊的人好一點,多幫助他人,多做一些似乎和自己無關的事,你會收穫信任、能力和支持以及社會的認同;

四、傳承的力量,讀五帝本紀會發現實際上存在那麼一個群體,禪讓不過是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本質和世襲差不多。

五、保持美德不僅有益於自己,同樣有益於他人,美德可以讓你化解仇恨,道不同者可以為謀,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六、你要通過持續行動讓人認識到你的價值,不能和牛人平等,那就讓他認可你的價值。

評價別人容易,認知自己很難。通過讀史,可以從先人的身上找到處世的哲學和人生的智慧,每天多一點思考,每天多一點變化。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一個人的歷史


孔子是一個保守的文化復古主義者,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繼承了堯舜禹夏商周時期的中華文明傳承,又開創了儒家這個深入中國人精神骨髓的學派。而堯舜禹時期,就是儒家的典範與源頭。


《尚書》是一本儒家必讀經典,也是中國歷史第一部史書。《尚書》記載的歷史從堯舜禹時期到夏商周時期,時間跨度近2000年。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後代儒家的增補,《尚書》的文化價值和道德價值提升,史學價值卻降低了。但它仍不失為一部研究中華民族歷史文明的重要著作。

另一個春秋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墨家,同樣奉堯舜禹為古代聖王和道德典範,言必稱堯舜禹。每立一論,必然引述《詩經》《尚書》。堯舜禹也是墨家政治主張“非攻兼愛”的源頭。


這兩部儒家經典同時又是墨家經典,可見並非儒家虛構。孟子言:“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就是《尚書》《詩經》的道德文化價值觀的延續。

春秋戰國時期的四大學派儒墨道法中的道家,重要人物莊子,也經常批評儒家和其他學派。作為反證,莊子經常從堯舜禹時期尋找問題的時代根源,卻從未對堯舜禹時期的歷史做出否定。

韓非子作為法家,四大家裡面最痛恨儒家。原因是儒家保守,法家進取,兩派誓不兩立。後世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凡是希望改革的法家最後全部被儒家扼殺。法家的最重要代表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卻儒家被打成暴君,2000年未得翻身。

韓非子為了打倒儒家,做出一些驚人之語,其實並不奇怪。他的這段話:“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 和《竹書紀年》中說:”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與父相見。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相符。於是成為攻擊儒家源頭的最有力武器。

由此可見,作為法家政治手段,這句話可信度非常低,完全可以忽略。而《竹書紀年》作為歷史典籍,雖然有一定可信度,卻是一段孤證,只能參考存疑,不能作為論點,草率用來推翻中國歷史記載和道德文明根源。


滄海歷史春秋


所謂上古時期的禪讓,不過是後世儒家的粉飾而已,當不得真。曹魏受漢禪讓後,曹丕的那句“舜禹受禪,我今方知。”一針見血!



首先,從人類的本性而論,不論你承不承認,自私、貪婪是多數人類的本性,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能夠在沒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主動放棄權位、財富的人非常少。這一點,浩瀚的《二十四史》就是明證。上古之人也是人類,不可能因為所處時期不同,就忽然變得高尚起來。況且,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從矇昧、蠻荒逐漸過渡到文明時期的過程,時間越早,人類的本性越是赤裸裸的。因此,所謂的禪讓不太符合多數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即便其中的部分特例,也不太可能全部集中於上古時期,而且還是代代禪讓。



其次,因為時間太過久遠,加上秦始皇的那把大火,先秦時期的史料、典籍存世的並不多。後世能夠看到的先秦史料,除了一些孤本、殘本,很多都是秦以後的史家所編著或者轉載。而秦代距離商代都已經過去一千多年。至於上古時期,那就更加遙不可及了。所以,存世的史籍對於上古時期的記載,要麼是道聽途說,要麼是筆者編造,其真實度其實非常低,包括號稱史家之絕唱的《太史公書》亦然。



再者,秦亡之後,漢王朝經歷了高、惠、文、景幾代短短百年都不到的時間,即進去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代。非儒家的經典、史籍又一次遭到了來自政治權威的排斥和打擊,雖然沒有付之一炬,但被廢棄者亦甚眾。此後,儒家成為了思想界唯一的正統,而上古時期的所謂禪讓正是儒家始祖孔丘所推崇的,之後的史籍也就自然而然與其保持一致了。因此,就有了後世流傳兩千多年的所謂上古遺風。



那麼,事實究竟如何呢?因為年代太過久遠,根本沒有任何實物或當時的文字記錄傳世。又或許,當時根本就沒有文字記錄。我們只能從人性的角度以及殘留的與之相對較近時代的史籍,再結合後世君主們的行為模式來推測。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及那部著名的《竹書紀年》。



所謂《竹書紀年》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於西晉時期,被汲郡“土夫子”不準盜掘魏襄王(一說是魏安釐王)墓時發現,所以也被稱為《汲冢紀年》,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其內容與馬王堆漢墓所出土的古籍近似,其中諸多記載還可以與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等相互應證,可信度應當說是比較高的。不過,西晉發現的《竹書紀年》在宋代歷經了佚散後又重新收集整理的過程,而彼時的儒家思想已經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價值。但是,相對而言還可以較為可信的。



正是這部《竹書紀年》,其中就記載了一個與後世流傳版本完全不同的“禪讓”:“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德衰,好模糊的標準!或許只是一個牽強的藉口,又或許是史家為尊者諱而慣用的所謂春秋筆法。說白了,堯舜之間的所謂“禪讓”,其實就是赤裸裸的政變,與後世的西漢禪新、東漢禪魏等等如出一轍。與此同時,《竹書紀年》中一代名相伊尹的形象也出現了顛覆性的改變,變成了伊尹流放太甲而稱王,結果被太甲潛逃回來殺害。個人覺得,幼主被權臣廢黜、流放,而後私下蓄積實力、以武力奪權復位,這似乎更加符合歷史的真相和政治遊戲的規則。後世也不乏類似事件的發生,甚至可謂屢見不鮮。由此推論,《竹書紀年》中關於上古時期禪讓的記載,或許更加符合邏輯和現實。韓非子作為比較務實的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這樣的疑問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個人也覺得,《竹書紀年》的記載很有可能更加接近事實的真相。因為一來其逃過了秦始皇的那把大火,年代相對更加久遠、更加接近上古時期,雖然其間還是有一段較長的距離,但畢竟比後世更加接近。二來其沒有受到後世儒家思想的影響,對於禪讓的態度和看法相對後世更加公正一些。三來其內容似乎更加符合人類的本性和後世的政治遊戲規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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