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萧卿
这句话是《大明王朝一五六六》里面弥留之际的嘉靖皇帝对要承继大统的裕王的临终遗言，这个场景被陈宝国和郭广平拿捏得非常到位。 雄才大略又放纵半生还有点壮志未酬的老皇帝，战战兢兢又踌躇满志还有点诚惶诚恐的新皇帝，在刘和平的妙笔之下，管中窥豹勾勒出了一个王朝行将没落的身影。
不管这个场景是否历史上实有其事，可以说这一版电视剧深刻把握住了封建社会运转逻辑，对传统社会尤其是皇权、朝廷百官、百姓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洞若观火，这部剧作为经典，也让人看到了职场、道德、做人的方方面面。
帝王术是啥呢？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好一个帝王的学问，叫术是着眼具体执行层面，而不是雄才大略的战略层面。是坐定了天下以后，怎么保全位置、统驭百官的方法。最早明确论述这个内容的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在《主道》里面韩非指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他还归纳了七术，参观、必罚、赏誉、一听、诡使、挟智、倒言。韩非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深深研习，也有很多的人想掌握这门学问，然后成为帝师。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近代人物杨度，这位老兄一生追求进步，思想多变，帝王术、金铁主义、民主共和等多种思想中进进出出，师从王闿运也就是劝曾国藩称帝未遂那位，后来还热衷于袁世凯称帝。
嘉靖这位皇帝，刚继位的时候励精图治，一扫明武宗留下的阴霾，但是后来因为自己亲爹的名分，与群臣“大议礼”四年，虽然让自己的亲爹有了皇帝的名分，但也与百官彻底决裂。后面二十多年不上朝，但还是牢牢地把天下把握在自己手里。财权、人事权紧紧攥住不放，电视剧给他刻画了一个细节，临终前安排裕王的事情，有一个是楚王的封田退还百姓，他清清楚楚记得数字。
可能他自己总结出了一套帝王术，那就是由着我性子来你们也得听，必要的是给你们点底线就行了。这与朱元璋“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道理相通。
与嘉靖这句互为注脚的是他另一句，“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他还说甭管黄河、长江，好好灌溉田地就罢了，只要泛滥就立马要被干掉，所以严嵩势力再大也是一朝就被干掉，徐阶再老谋深算，也是很容易就被斩草除根。
可是，在历史进程中，他的帝王术却把握住了多少呢？
何殊我
嘉靖对裕王说：“你太弱了，让六部九卿多担着担子，让贤臣为首辅”
裕王问：“我大明朝贤臣何人？”
嘉靖说：“没有所谓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嘉靖帝在给裕王最后的指点，并且说了“徐阶、高拱和张居正”这三个人都可以做未来的大明朝首辅，裕王可以次第用之。
没有所谓真正的贤臣
徐阶（1503年10月20日－1583年6月7日），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汉族，明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代名臣，在嘉靖朝后期至隆庆朝初年任内阁首辅。
高拱（1513年1月19日—1578年8月4日），字肃卿，号中玄。开封新郑人。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朱载垕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隆庆五年（1571年）升任内阁首辅。
张居正（1525年-1582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 ，湖北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今湖北荆州）。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这三位都是一代名臣，是不是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贤臣了呢？
嘉靖帝的看法更高明：“没有所谓真正的贤臣”
徐阶贪腐
大家以为徐阶扳倒了大贪官严嵩，可能下意识的就认为徐阶清廉，严嵩贪腐了。但是实际上徐阶的贪腐有过之而无不及。
徐阶作为“廉吏”，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加上他的子弟、家奴为非作歹，致使告他的状纸堆积如山。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办案，惩治了他的家人。徐阶用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命令给事陈三谟罢免了海瑞和蔡国熙。所以当时人称他：“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有人因此把他称为“权奸”。
而严嵩呢？
当世宗（嘉靖帝）令将严嵩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时。根据资料，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严嵩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由此可知，严嵩的贪，恐怕是被严世藩挥霍的更多。
严嵩的“贪”，是世人皆知；而徐阶的“廉”，却令人不齿。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贪腐200余万两（剧中则有所夸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嵩的十五倍（最后几集中借裕王的口隐晦的提到了这点）。谁贪谁廉，谁贤谁不贤，恐怕也难以一下子说清。
高拱专横
相比较于严嵩和徐阶二人的贪腐，高拱确实是个廉政楷模。明代理学家孙奇逢评价高拱不仅功绩卓著，而且也是廉洁自律的清官：高拱“秉心易直，确有执守，夙夜惟以国事为念。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中州家范之严，咸称高氏。”
但是否高拱就没有缺点了呢？就是真正的贤臣呢？
答案也是不尽然。高拱确实有宰相之才，也做出了许多的政绩，隆庆时期，明朝面临着南倭北虏、东蛮西夷的入侵之势，边疆岌岌可危。由于高拱决策正确，用人得当，遂使“西虏稽颡称臣，东番投戈授首，贵彝詟服，岭寇抵宁”，边境安宁达三十年之久。同时在隆庆朝时期，他和张居正力行挽刷吏治的颓风，揭开了隆万大改革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张居正对高拱的志向和事功最为熟悉和了解。隆庆五年(1571)十二月十三日，是高拱六十岁寿辰。张居正为此撰有两篇寿序，其中对高拱的军事改革、疏通漕河、恢复海运等方面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但是除去为政方面的功绩，为人处事方面，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睚眦必报”。
明代王世贞评价高拱：“拱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议论蜂起，而性急迫，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有敢抗者。”“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
纵观高拱在隆庆朝后期重新入阁之后的一些做法，可见其为人处事上面有巨大的性格缺陷，动辄排斥异己，甚至追踪报复，以泄私愤。
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当时殷士儋入阁辅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时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隆庆五年（157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在报复“徐阶”的一事上，尤其显得高拱气量狭小、睚眦必报。首先是推翻徐阶代嘉靖帝拟定的遗诏，将一干被徐阶昭雪平反的大臣重新罢免。嘉靖死后，徐阶的遗诏中，称是方士害死了嘉靖，把这些人统统下了监狱，准备处死。高拱也要来插一脚，他上奏说：“先帝在位四十五年，六十岁去世，可谓寿终正寝。如果按照某些人假托遗诏所说，说是被这些方士所害，岂不是在给先帝脸上抹黑么？”于是把这些方士也改判为流放。徐阶的子弟横行乡里。高拱任命以前的知府蔡国熙做监司，将他的子弟立案侦查，都流放戍边。所有遏制徐阶的事，没有不做的。等到高拱离职，徐阶才得解脱。
张居正擅权
张居正结合了徐、高二人的优点，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放大了二人的缺点。张居正权谋深重似徐阶，务实干练又可以媲美高拱；但张居正穷奢极欲又比徐阶更为严重，同时他擅权专权方面，和高拱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居正的功绩我们不用重述，可以用“千古一相”来形容。
按说这样的张居正，可以作为贤臣的楷模了，但是实际上大大的错了，历朝历代皇帝最痛恨的就是张居正这类的权臣，只要言官一说“行伊霍之事”，保管所有的皇帝都汗毛倒竖、如坐针毡。
因为张居正，实际上是比伊尹、霍光还要厉害的权臣。如果说高拱的专横只是性格上的缺陷，那么张居正的擅权，则已经踏入了封建社会禁忌的雷池。
吾非相,乃摄也！
按照明太祖的规定，阁臣只是顾问，对一切政事，既没有决策权，更没有行政权；对大小官吏也没有任免权；六部直接受皇帝领导，内阁无权干涉。但对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史书愤愤不平地写道：“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
甚至于张首辅还直接肆无忌惮地要求言官们“毋议及冢宰”，不许他们议论、弹劾自己。
一些阿谀奉承之徒给他送了副黄金制作的对联，上面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大明朝后面有个死太监称自己九千岁，让天下人到处立生祠的，也差不多也混到了类似的高度，当然，下场是同样的，破家灭族。
《明史》之后还有一句说张居正： “
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说得相当透彻。张居正的穷奢极欲也是不遑多让的。据明代文人焦叩 《玉堂丛话》，说到他奉旨归葬，沿途州县为如何供应他老人家的吃喝伤透了脑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
据野史记载，以前张居正当宰相时，晚年蓄养了很多姬妾，无法杨枝遍洒，就专门用海狗肾来做壮阳药剂。这些海狗肾都是蓟州元帅戚继光（一说谭纶）奉献的，戚继光原是登州文登县人。张居正服用海狗肾虽然有奇效，但后来发了热病，在严冬时都热得戴不住貂帽。文武百官在冬天上朝，虽然有皇上赏赐的暖耳皮帽，但因张居正不戴，大家也都不敢戴。后来，张居正竟因此得病而一命呜呼。(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张居正死后被文官集团反攻倒算，抄家所得银两、地契等巨万，令万历皇帝愤怒至极，下令削尽其宫秩，收回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被逼饿死一十七口，其余或自杀或流放或逃亡。
嘉靖帝为什么高明
在《大明王朝》一剧中，裕王的政治水平在嘉靖帝眼中简直是小学生级别，和他这种翻云覆雨的政治强人根本无法相比。在他的眼中，他是认为自己这个性格懦弱的儿子是根本无法驾驭群臣的，因此才连用谁做首辅这种大政方针都给裕王提前拟好了。
嘉靖帝朱厚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大明王朝》这个电视剧中，甚至是明代历史上最聪明的皇帝，他看人之准、御下之狠、手段之辣，都足以称为标杆级别。
面对东南倭患，他能重用胡宗宪，能洞察严嵩、严世藩的政治阴谋而不为所动，保住了胡宗宪和海瑞，足以证明他看人之准；
任由陈洪把老实人黄锦整得死去活来半条命，他能洞若观火，既教训黄锦多嘴，又暗留伏笔，说：“将来能杀陈洪者，必此人（冯保）”，至于廷杖打死周云逸，没有嘉靖帝的首肯，东厂太监有这个胆吗？甚至连几十年的老管家也是说放逐就放逐，嘉靖帝的御下之狠，可见一斑；
至于手段之辣，让严世藩、罗龙文、鄢懋卿先暴露自己，疯狂敛财，欲使其灭亡，必令其疯狂，最后实际成熟，一网打尽。手段之老辣，是徐、高、张三人心向往而不能之的。
贤与不贤也由不得他们
一句话解读完毕：“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使人腐败。”
嘉靖帝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腐败下来的，纵观嘉靖帝的一身，有聪明睿智的初为皇帝的时候，也有贪婪黑暗、横征暴敛的晚期和末期。
海瑞在《治安疏》大胆直言当时官场的弊端和统治阶级的罪责，同时劝谏嘉靖帝改正过失，实行改革，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由于这封奏疏直戳明世宗之要害，海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便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世宗在看过《治安疏》之后大怒，将海瑞逮捕下狱，问成死罪。然而世宗也被海瑞为国为民的刚正和忠诚所触动，因此至死不杀海瑞。
嘉靖帝之所以说“贤与不贤也由不得他们”，其原因便是如此。
谈者无语
《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值得刷好几遍的历史剧，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看懂了这部电视剧，也明白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病——唯道德论。
道德是古代中国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可是道德只能要求君子，不能要求小人。当遇到“大奸似忠”的小人时，道德往往无法下结论，这就造成了很多历史人物无法盖棺定论的原因所在。
比如严嵩，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在道德的指引下与众君子一起阻止嘉靖帝的“胡作非为”。结果呢？被打了屁股，这顿屁股将严嵩打醒了，洗去了年轻时的幼稚。就拿“大礼议”事件来说，从道德角度看，嘉靖帝既然继承了皇位自然继承了弘治帝的法统，认弘治帝做爹顺理成章。但自己的亲爹怎么办？道德也告诉我们“光宗耀祖”的道理，儿子当了皇帝，自己的爹追封个皇帝也在自然不过了。
君臣双方就因这件小事陷入了道德困境，双方谁都没错，只不过“大礼议”已经从道德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而在大明朝，嘉靖帝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严嵩拥护嘉靖就是政治正确。用我们今天的评判标准，你敢说政治正确是错的吗？严嵩就是不贤的？如果说严嵩不贤，张居正、高拱、徐阶就是贤臣？
徐阶退休回南京后，家里人依靠他当年在朝廷的威势在南京胡作非为，大肆逼迫苏南地区的农民贱卖自己的土地，其兼并的土地居然有5000顷之巨！多少小农因此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就是贤臣该做的事？
而且，在严嵩倒台后，《大明王朝1566》旁白中提了一句话：虽然严嵩倒台了，但嘉靖朝财政依然没有好转。百病丛生的大明王朝，不是一两个贤臣能拯救的，也不是一两个奸臣能推倒的， 套用易中天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严嵩的丑恶是嘉靖帝的丑恶，嘉靖帝的丑恶是帝国制度的丑恶。”在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嘉靖朝每个人做出的事情都跳不出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就是运行了上千年的“帝国制度”，他们只是在这个制度下扮演贤臣或奸臣：严嵩年轻时是贤臣，老了成奸臣；徐阶上朝时是贤臣，退休后是奸臣；张居正活着时是贤臣，死了后是奸臣。
如果从传统文化的道德角度，对于这些人我们讨论不出任何结果，他们都是复杂的人，都有两面性或多面性，脸谱化的人物只有在戏剧舞台上才能看见。
所以说，嘉靖帝可能是整个明朝最聪明的皇帝，他早就一眼看穿了大臣们的本质，深知人性的复杂。外界俗人所说的“贤与不贤”根本就是伪命题，搞政治是要妥协的，是要变通的，是要讲实际的，不是拿着高头讲章，诵读几句圣贤教诲能解决的。大明朝的危局就算孔子再世也拯救不了。
我们爱历史
这是活成人精的嘉靖皇帝在弥留之际对自己儿子交的底，他真正的把政治是什么看明白了。他知道权力会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凡人是抵抗不住权力诱惑的。他也知道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人会变，也许会不择一切手段，嘉靖才会说没有人是真正的贤臣。
嘉靖皇帝御极四十五年，前半生积极进取，广开言路，让大明王朝呈现出一派中兴之相。可是在后半生他一意玄修，避居西苑，任用严党。虽然不临朝听政，但他却能牢牢的掌握住朝廷的权力，那是因为嘉靖帝太清楚如何治人，太清楚如何治理这些不同派系的势力了。
刚开始朝局之中有三股势力，严嵩一党（严嵩和严世藩）、裕王为首的清流一党（徐阶、高拱、张居正）以及吕芳代表的司礼监（实际上代表嘉靖皇帝），这三股势力互不统属，而嘉靖的工作就是要做好这几股势力的平衡。只要这三股势力在互相缠斗，嘉靖的皇位就稳如泰山。
嘉靖皇帝当然知道严嵩一党贪墨横行，但是嘉靖还是加以重用，这是因为嘉靖需要有一个人挡在自己的前面，挡住那帮清流。比如说嘉靖要修宫殿，要修道观，要炼仙丹。这些事情清流是不会做的，但是严嵩会为自己做，所以嘉靖用严嵩。严嵩贪污，他自然知道，但是他就是不管，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在想拿下严嵩的时候就轻而易举的拿下。
嘉靖对严嵩自然不放心，所以他把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先后派给自己的儿子裕王做师傅，让他们替自己盯着严嵩。嘉靖又派司礼监替自己盯住两派，确保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可是随着裕王第一个世子的呱呱落地，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权力的天平开始向裕王一党倾斜，而随之而来的“改稻为桑”国策则成为两党斗争的焦点所在。嘉靖是怎么看待这两派的呢，他在第一集的时候，当着两派，他说：
嘉靖背了唐代诗人李翱的《问道诗》：“练的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又说：“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情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
这当然不是嘉靖的心里话，他只知道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棋子。有的是用来为自己敛财，有的是用来维持大明帝国的运转。这些人有的是云，有的是水，但是都得装在自己这个瓶子里，谁想泛滥，都会被自己修理。
他心里真正想说的是：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折里劝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所以这些臣子对他来说没有贤与不贤之分，只有能用不能用之说。他真的看懂了人心，他知道无论是谁做到了首辅这个位置上，都很难再做自己。自己想做个贤臣，可是
门生故吏，亲朋故友竞相依附，人人皆俯首称臣。这样下去，谁能放下自己手里的权力，又有谁能保证这个首辅不会变呢。
事情果然像嘉靖说的那样，在嘉靖废黜了严嵩以后，用徐阶为首辅。可是这位清流首辅的家人亦是圈地卖官样样都干，仅地产就有四十余万亩，比严嵩亦不遑多让。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贪腐200余万两。而徐阶担任六年首辅，所贪财产竟是严嵩的十倍有余。而张居正在裕王去世之后，实行新政，可是他却把持朝政，名为首辅，实为摄政。
嘉靖是活明白了，他太知道朝廷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才不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他。
以上。
逆流时代
分别举两个例子吧，夏言和严嵩。
夏言：
夏言
夏言字公谨（和周瑜的字很像），江西贵溪人。他性格机警，对时政极其敏感，而且文章写得也很漂亮。在被调为言官之后，恰逢嘉靖继位，他上书道：“正德年间的国家时局十分混乱，现在陛下您想要维新，请您每日临朝，并取文华殿批阅奏折，有问题召集内阁共同决策。如果事关重大，则要召集廷议。不要让身边的人钻了空子，以免圣德有损。”朱厚熜很高兴地采纳了他的建议，而后来的嘉靖新政乃至整个嘉靖朝宦官势力的势微，与这封奏折都有很大关系。
明世宗朱厚熜
由于这封奏折，夏言也获得了皇帝的信任，而他也没有辜负皇帝，在裁撤亲军、追回民田等工作上都表现的非常出色。这些还都只是副业，身为言官，名字里又有“言”，他在发言上更是屡有斩获：他救下冤枉的永平知府，又制止了无功受禄的官宦子弟，还恢复了将南北京大臣及外放官员履历呈递御前的制度，一时间在官场上很有些炙手可热。
这么红的夏言自然会受到当时首辅张璁的注意，而且夏言对礼的研究不比他少，这就更让心胸有些狭窄的张璁对他忌惮不已。而夏言对张璁也不感冒，因为首辅大人没有把按资历他已经可以得到的太常卿的位置给他，两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来了。
张璁
恰好对自己刚研究出来的郊礼颇为得意的嘉靖很想把这套礼仪编成书，他选用了夏言作为编修，并将他提为翰林侍读，还参加经筵日讲，俨然一位帝师了。夏言再接再厉，帮皇帝修订了文庙的祭祀方式，皇帝也投桃报李地将他提为翰林掌院学士。不久，夏言又因为京城四郊的祭坛搭建完毕而被升为礼部尚书，这距离他刚被解除言官身份还不到一年。从六品的都给事中升任尚书者，明朝首人。
眼睛里已经要喷火的张璁找了个借口把夏言扔到大狱里面，结果不久就被皇帝亲自下令放了出来。而由于张璁过于专制，导致群臣对他都很讨厌，都寄希望于夏言能扳倒他。夏言此时不仅深受皇帝信任，还对下级官员很好，许多被冤枉的小官均赖他保全，他自然也就更受到大家的重视起来。皇帝都赐给他一个银章，刻有“学博才优”四字以示嘉许。
斗不过夏言的张璁渐渐淡出了政治中心，而与他同时因大礼议事件获得荣华的霍韬想要和夏言斗，结果也输得一塌糊涂。不久，夏言进入内阁，虽然不是首辅，但是首辅李时基本都听他的。随着李时的谢世，夏言也就顺利接任首辅，并被赐予上柱国的荣誉头衔，又是明代首人。
霍韬
终于爬到权力最顶端的夏言享受到了权力在手的快感，但他很快也感受到了前任张璁的不快感：身为首辅且圣眷方隆，不可能不招致别人的嫉妒。而对他有些想法的主要有三个：霍韬、郭勋和严嵩。
严嵩
霍韬是个没什么能力的人，他对夏言自然构不成什么威胁。而郭勋虽然是个世袭的贵族，但除了贪赃枉法就是吃喝玩乐，虽然极其嫉贤妒能，但其政治斗争的本事远在夏言之下。他趁着夏言回家丁忧的功夫想要扳倒夏言，结果反被拥护夏言的言官们狠狠参了一本，最后被扔进大狱，而这些事情背后的指使者正是在江西的夏言。此二人想要坑夏言一把，都被夏言轻松设计化解，而他真正的对手，则是他的老乡严嵩。
在一次皇帝祭奠完自己生父以后，礼部尚书严嵩请皇帝再下一份官方文件以表示自己的孝心，而夏言不同意，皇帝也就作罢了。严嵩立即火上浇油，表示应该下，皇帝说：“礼乐这些都要皇帝批准才行得通嘛！”由此，嘉靖对夏言就有些疏远了。
明显陵（嘉靖生父陵墓）
嘉靖是一个神经极度敏感的人，而且他一旦对一个人有了成见，就会找各种小借口来刁难他。夏言先后几次，仅仅因为对答的时候稍稍迟疑了一点，或是在奏章里面写错了字，就遭到极为严厉的申斥，甚至连那个银章都被皇帝要求归还过。尽管每次都能重归于好，但是他的圣眷渐渐就衰弱了。
更可叹的是，夏言竟然还被这位动辄称自己为“老先贤”、对自己态度极其恭敬的严嵩蒙骗，还把他推荐入内阁，甚至把他当做自己门生看待。这样做不仅没有让严嵩对他感恩戴德，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日日谋划要坐一坐首辅的位子。得知此事后的夏言勃然大怒，指使言官弹劾严嵩。严嵩忍下了所有的委屈，直到有一次独对皇帝的时候，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皇帝控诉了夏言对他的种种恶行。
嘉靖被彻底激怒了，再联想到自己赐给他道袍他不穿、要他骑马他坐轿的种种，立刻下诏大骂夏言无人臣之礼，夏言只好自己引咎辞职。严嵩美滋滋地成了首辅，但他此时的能力又不足以胜任首辅之位；而嘉靖不久也有些失悔，觉得夏言还是很能干的，很快又把夏言找回来继续干首辅，严嵩只能滚回次辅的位子。
严嵩已经下定决心要弄死夏言，而夏言还没有醒悟。不仅如此，他还得罪了权势熏天的锦衣卫都督陆炳，让陆炳也和严嵩结成坑死夏言的同盟；而那些因为他一纸奏折失去权力的太监，他从来没给过好脸色，让这些阉奴转而支持对他们很客气的严嵩，天天在嘉靖跟前吹风，夏言也就离死不远了。
陆炳
不久，朝议收复河套，夏言认为可行，并且向皇帝推荐了自己岳父的好友、陕西总督曾铣。曾铣喜不自禁，接到夏言的私人信件后就准备出征，不想天威无偿，突然降下圣旨被申斥了一顿。严嵩和陆炳立即抓住机会上书表示河套平原不宜收复，而且言辞间有弹劾夏言的迹象。夏言立刻反驳严嵩，表示内阁在做出决议时严嵩没有反对，现在却又来倒打一耙。
曾铣
可惜夏言糊涂一时，他没有想到的是皇帝最恨的是内阁勾结边帅，而这位边帅又是阁臣的姻亲！直到皇帝的判决书下来，夏言才恍然大悟，可惜一切都晚了。即使负责刑狱的刑部尚书和都御史都力言不可杀，嘉靖还是痛下杀手，将六十七岁的夏言斩首示众。
平心而论，夏言虽然上位手段也有些令人不齿，但在其任上立下了颇多功劳。虽然他把张璁排挤走了，但是嘉靖新政在他手上却到达了顶峰。不仅如此，他还不结党营私，以示清白。只是他算来算去，没想到自己当时扶进内阁的是个白眼狼。而严嵩继任后，嘉靖新政遂无疾而终，明代的国运也就由此走向衰落。
再说严嵩：
谈到明朝的著名奸臣，严嵩总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他独秉朝政近二十年，期间陷害忠良、贪赃枉法，可谓是坏事做尽，而鲜有人知的是，严嵩曾经也是个清誉满天下的名士，也曾经是一个敢当面顶撞皇帝的能臣。
严嵩
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而且这两人都是身材颀长、眉清目秀，音高而不带乡音。而且严嵩不仅长得帅、说话好听，成绩也很好，二十五岁就获得庶吉士出身的他在散馆后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编修，按部就班地在向成为一位阁臣的目标进发。
正当他前程似锦的时候，一场大病让他被迫回家休养，这一休息就是十年。这十年的养病时间里，他安心钻研诗文，不问世事，即使权宦刘瑾有意请他出山也不为所动，一时间他也因此名满天下。在他还朝后，很快就被提拔为翰林侍读，不久又被派去南京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而后他就在南北京间到处跑，并且出色地完成了祭拜显陵的任务，官职也就升到了南京吏部尚书。
刘瑾
南京的尚书虽然也是二品大员，但到底只是个闲职。在南京一呆五年后，严嵩终于熬出了头。这一年他借着庆贺皇帝生日的机会来到京城。此时朝廷要重修宋史，内阁认为此人足可以总理其事，恰好前任礼部尚书夏言刚刚入阁，因此严嵩就落得了个礼部尚书的实缺。
这时的严嵩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的内心大抵还是干净的。但有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就是在对待皇帝生父的问题上他站错了队：世宗皇帝想要把他的父亲兴献帝的牌位接进北京的太庙，身为礼部尚书的严嵩认为此事不合礼数，因而反对。很不高兴的嘉靖立刻写了一篇文章训斥群臣，其中不乏对严嵩的批评。
严嵩大为惶恐，立刻把自己之前的言论全部推翻，还亲自制定了有关兴献帝进太庙的章程，皇帝非常满意。而后严嵩又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等歌颂兴献帝的文章进呈，这一顿马屁拍的嘉靖更舒服，不仅赏了很多好东西，还把他的待遇提到了内阁成员的档次，隐然是候补内阁的身份了。
这件事虽然就这么过去了，但是却给了严嵩一个巨大的启示：在这位喜怒无常天威难测的皇帝跟前，本无所谓什么对错，顺着他的意思就可以荣华富贵，违逆他的意志就将卷铺盖滚蛋。在他身前的首辅们，张璁、夏言都是坐着火箭上位的，无非就是因为他们迎合了皇帝的心意；而那个四朝元老、立下无数功劳的杨廷和，就因为不让皇帝认亲爹就被赶回老家，杨家大少爷甚至差点被弄死！
张璁
弄明白这个道理的严嵩就决定做个交易：他拿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所有原则和正义感去换最高权力和荣华富贵，而与他做交易的那个家伙与其说是嘉靖皇帝，毋宁说是魔鬼。
皇帝喜欢别人捧他爹，严嵩就天天吹嘘那个一天面都没见过的兴献帝；皇帝喜欢道教，严嵩就把自己搞得比道士还道士；皇帝喜欢别人写青词，严嵩就天天苦练青词的功夫。不仅如此，严嵩还对那个出生年月和功名都比自己晚的首辅夏言行弟子礼，侍奉之恭敬让夏言都对他放松了警惕。在他第一次致仕前，竟然同意让严嵩进入内阁。
青词
终于迈入权利核心的严嵩也终于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已经六十多岁的他不仅没有耳顺，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盘剥起别人来。上至藩王恤典，下至官员升迁，不给他打招呼几乎就寸步难行。
而在对待上级和平级方面，严嵩的手段也是足够厉害。六十多岁的他每天都和皇帝一起住在西苑的板房里面，甚至都不回家洗个澡，让皇帝对这个老头的行为特别感动。而在嘉靖跟前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他面对同僚立刻露出了凶狠的爪牙：他不仅设计杀死了夏言，霸占首辅之位十数年，还和朝中的几位贵族勾结在一起把持朝政，从而使整个明代官场都在他脚下俯首称臣。
严嵩的这种行径自然不会逃脱负责纠察和监督的言官们的眼睛，他也成功地让南北京的两个都察院、十二科给事中，在每年弹劾官员的榜单上把他放在第一位。而很让人奇怪的是，这么多人弹劾严嵩，他却坐在首辅的位子上十几年，纹丝没动。这又是为什么呢？
都察院
因为严嵩的想法是正确的，他无所谓别人都骂他，只要嘉靖皇帝还喜欢他，他的首辅的位置就会稳如泰山。而在嘉靖披上道袍天天炼丹的时候，严嵩很好地充当了防火墙的作用，让这位道士兼化学家皇帝少烦了许多神。嘉靖虽然知道严嵩干了些什么勾当，但这相比于他孜孜不倦追求的“长生不老”只是小节，他自然也就懒得去管。
一心修道的嘉靖
只不过严嵩没想到的是，嘉靖虽然天天惦记着升仙懒得管他的破事，但一旦他的行径阻挠了嘉靖升仙，他就会被立即抛弃。而心心念念要把严嵩扳倒的徐阶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击制胜，严家的倒台也就在顷刻之间。权倾天下的严嵩一旦成为落水狗，其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几年后，严嵩的尸体被发现在墓地里，据说他临死时已经沦落到去吃祭品的地步。
徐阶
从一个拒绝同流合污、敢于当面驳斥皇帝不合理命令的正直官员，到成为祸国殃民的巨贪，再到凄凄惨惨死去的老乞丐，严嵩的一生实在是悲剧的一生，而这个悲剧，却也实在是因为他一味逢迎那个极度自私的嘉靖皇帝所导致的。
成为民间故事丑角的严嵩
无论是夏言还是严嵩，实际上都只能唯嘉靖马首是瞻，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漂亮的傀儡”。首辅们的一切行为都只能在嘉靖的注视下战战兢兢行事，由此，做“贤臣”还是“奸臣”，也就只能由嘉靖说了算了。
青言论史
这句台词，跟杜月笙的“夜壶论”一个意思，只不过这里嘉靖皇帝站在了蒋介石的位置，而不是夜壶的位置。杜月笙原话是这么说的：
“不是政府人士，永远不要去做政府的吹鼓手。因为吹鼓手在政府眼里永远只值一个夜壶铜钿。尿急了拿出来用一下，用完了将夜壶放到最角落地方。你吹得越起劲，不仅公众看不起你，政府更看不起你。所以吹鼓手都没有好下场”。
说到君臣之道，在宋代和明代，出现了文臣与皇家共治天下的局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这个君臣之道越变了味道，到了清代，臣就退化成了君的奴才，家奴。
这里嘉靖皇帝对君臣之道，已经看得很透彻，运用的也很熟练了。
首先就是给臣贴一个标签，对君有用之臣，就是贤臣，对君无用之臣，就是奸臣。贴标签的用处是，有打击的借口，堵清流的嘴，堵天下百姓的悠悠之口。袁崇焕就是个例子，昨天你是天下皆知的抗金名将，明日你就是天下唾骂的汉奸贼子。
其次，嘉靖在这里论君臣之道，并不是考虑的天下苍生，考虑的只是他们朱家皇权的维系。如果为天下苍生计，就不会说什么贤与不贤，而是能与不能，治世当然是用能臣而不是贤臣。商鞅之于秦孝公，就是最好的典范，商鞅不在乎什么贤名，秦孝公更不在乎，他们要的是秦国的强大。
那为什么维系朱家的皇权，要讨论到贤这个字，因为儒家思想啊。皇帝利用儒家思想驾驭百官，驱使百姓，必须讲求一个贤字。用贤臣，天下才能威服，才能收拢百官的人心。至于这个官，到底贤不贤，皇帝自己比谁都清楚。
所以嘉靖皇帝说“没有谁是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也由不得他们，贤时便用，不贤便黜”？这也是为什么天下都知道严嵩和严党是奸臣，是贪官污吏，嘉靖皇帝不舍得对他们动手，因为他们能给朱家敛财。
我用你，你就贤，不用你，你就不贤。贴个标签撕个标签还不容易。
西堤君
这话实在的让人心惊胆战
这句话可以反映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皇帝与臣子的关系
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只是读书人一厢情愿的乌托邦
皇帝与臣子的关系就像是市场经济中买方与卖方的关系
皇帝手里握着读书人所需要的官职，权利，荣誉，俸禄
而读书人手里有皇帝想要的治国理念，娱乐文化
皇帝只有一个，读书人有千千万万
这就是买方市场
皇帝坐在皇位上等待读书人来售卖自己的道德文章
对于皇帝来说
我喜欢你，你就是贤臣
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一快裹脚布都比你香
这就是古代读书人，当下的悲哀
而幸运的是，还有时间会再给读书人一个便捷自我的机会。
所以皇帝说贤并不是真的贤，跪在西湖畔的秦桧就是个例子
皇帝说不贤也并不是真的不贤，秦桧膝盖前的岳武穆就是个例子
李斯帮助秦始皇平六国，一统天下，是个贤臣
秦二世将李斯下狱问斩
韩信，彭越，英布，辅佐刘邦打败项羽
分封诸侯国之后，刘邦逼着他们一个一个造反
荀彧帮助曹操统一北方
最后曹操却不让荀彧再食曹魏的俸禄
霍光三朝元老
最后整个霍家都满门抄斩
辅佐崇祯帝登上皇位的魏忠贤
最后死的一干二净
和珅深的乾隆帝的宠爱
嘉庆帝抄了他全部的家产
自秦朝之后，李朝历代，打江山的时候，臣子与皇帝兄弟相称
登上王位之后，哪个皇帝不把满朝功臣血洗一边
嬴政杀吕不韦
刘邦杀韩信，彭越，英布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朱元璋甚至把开国功臣杀了个干干净净，最后导致建文帝无良将可用
应作如是观
嘉靖皇帝最从藩王入位，毫无根基，到这一朝太监难以出头，内阁大臣俯首听命，外朝臣下随意驱使。足可见多么擅长帝王之术：威柄操与上，天威难测。
（君王的威严）
1、君王权威
贤时、不贤时这个标准取决于哪？皇帝。
皇帝认为贤即贤，不贤即不贤。严嵩可以罢黜，仇鸾也可以下狱，夏言也可以弃市，曾铣可以弃市、朱纨可以自杀。
有没有具体标准？没有，也有。看皇帝心情、看内外形势、看皇帝的欲望、看政治平衡。
为何要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威柄操与上（是为权），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天威难测（是为威）。
当臣下感觉到天威难测的时候，才能深刻理解皇恩浩荡。是为帝王之道。
（垂拱而治）
2、政治中要罢黜不贤
夏言是靠大礼议起家，后来要自己的政见，要推行一套，影响皇权，自然不贤，罢黜最后弃市。
严嵩最初很有原则，后来写青词，依附皇帝，在野士子骂他漫天。在用他不能维持平衡的时候，就需要罢黜。
（臣下的困境）
朱纨秉持皇帝意思，在浙江禁海，得罪了参与贸易的集团，为了政治平衡，就需要逼死朱纨。曾铣、仇鸾的命运都是如此。
甚至后来的胡宗宪也是如此，政治平衡的艺术就是罢黜难以维持平衡的“不贤”。
嘉靖皇帝不是一位爱折腾的皇帝， 平衡+权威是他的选择。要是雄主对平衡就没有那么多在意了。
（嘉靖并没有那么事功）
3、政治中要宣传贤能
在给天下士子的教化中，还是要宣传贤臣，以此彰显大皇帝陛下的贤。
他选择不杀海瑞，给子孙留下佳话。
（政治和经济一样，是平衡的艺术，只是更不好把握）
总结：
这一套帝王之术是承平之下君王使用的，朱元璋、朱棣那样的雄主不会去用，他们大刀阔斧就可以。
崇祯那样的末世君王模仿的后果就是你懂得。
嘉靖、万历生逢其时，也有才，自然选择了垂拱而治+天威难测。
也可以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帝王之术吧。严嵩的痛苦何尝不是他们的困苦呢？
参考文献：
《明世宗实录》、《明神宗实录》、《南宫奏议》（值得反复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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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明粉
一
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
明朝是一个标准的皇权专制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在于国家就是皇帝一个人的，皇帝就是国家唯一的主人，因此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它人很难阻拦得住的。对于皇帝而言，国事就是家事，家事就是自己个的事。
比如皇帝要立哪位皇子为太子，有些大臣就出面反对，那些聪明的大臣就会私下对皇帝说：这是皇上的家事，皇上自己看着办就行，那些人的话由他们说，但另理他们。
从理论上讲，皇帝就是国家这个巨无霸企业的主人，也就是董事长，而内阁首辅就相当于总经理，是高级职业经理人，工作直接对董事长负责，工作做的好不好就由董事长来评价。
既然内阁大臣的工作表现，由皇帝来评价。这就会产生许多问题，皇帝也是个人，也有个人喜好，也就会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不统一，而且会非常不统一。
按正常逻辑，国家是皇帝的，皇帝就应该比大臣更热爱国家才对，更加对老百姓好才对，这样才能江山永固。但事实上却不是，有些皇帝极度自私，就喜欢享受。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说：在我死后，任它洪水涛天。就是说，生前好好花钱，钱不够就去借，就去收，就去抢。至于我死以后的事，我管不着。
二
回到嘉靖皇帝这个话题上来看这个现象。
严嵩并非天生就是个贪官。他的前半生也是一个清廉正直的好官，也与明王朝内部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也曾因此丢官，也曾被权臣打压不被重用。
真正的转折，在严嵩四五十岁时，有一次向嘉靖上书，坚决反对嘉靖的不合理要求开始。当时嘉靖大骂严嵩不是东西。
到这时，严嵩才猛然发现，皇帝的需求才应该是大臣们努力的方向 ，国家都是皇帝的，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对错。在有些时候，皇帝不需要为国考虑的忠臣，而需要能替自己捞钱的臣子，而嘉靖就是这样的皇帝，就是这样的主子。
如果连皇帝都不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企业当回事，我作为一个打工的，又何必把国家利益当回事呢。因此严嵩在替嘉靖捞钱的同事，自己也捞了不少钱。对于精明的嘉靖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不想管，况且象这样能替自己捞钱的人也不多。
嘉靖与严嵩，就是一对绝配，一个好大喜功，一个会逢迎拍马。一个贪欲极重，一个则投其所好，可以说跟清朝的乾隆和坤没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子！
三
“没有谁是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也由不得他们，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什么叫贤臣，什么叫不贤臣？
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一切都在皇帝心中。
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听话能办事的臣子就是贤臣。
当嘉靖需要大量的金钱时，能搞到钱的臣子就是好大臣，听话的臣子就是好大臣，最好是能捞钱还听话。
有人会问，皇帝为什么要捞钱？皇帝的开支由户部进行安排，按一定比例和金额进入预算后，才能支付。但有些皇帝实在是爱好多，又好面子，就喜好多买东西，建筑新宫殿，还喜欢赏赐人，户部给的钱就不够用了。但户部的钱也不能都拨付给皇帝，还要给大臣们发工资，赈济灾区，搞公共设施建设。
皇帝想，天下都是我家的，天下的钱也都是我家的，我想要多少就要给我多少。谁帮我谁就是忠臣。
因此，贤臣在不同皇帝心中的标准是不同的，绝对不能简单的认为：贤臣就是贤明的臣子，能实现文修武偃，物阜民安的臣子。
皇帝需要清廉忠实的臣子时，清廉忠实的臣子就是贤臣；皇帝需要能帮他捞钱满足他个私欲的臣子时，能帮他捞钱满足他个私欲的臣子就是贤臣。
因此说：“没有谁是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也由不得他们，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新知传习阁
这显然是帝王心术。
但是对于皇帝而言，我想这句台词应该改成：“没有谁是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也由不得他们，用时便贤，黜则不贤。”
“贤时便用，不贤便黜”只是理想的帝王心术。
何谓“贤臣”？洎乎今日，仍然没有谁能够为所谓的“贤臣”作定论。贤臣是读过几本书便满口仁义的道德君？是忧国忧民的失意文臣？是居庙堂高位的风云人物？但是在皇帝的眼里，“贤臣”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定义。
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皇帝曾传授当时尚是裕王的朱载垕帝王心术：
嘉靖看着裕王，黯然说：“你太弱了，让六部九卿多担着担子，让贤臣为首辅。”
裕王便问：“我大明朝贤臣何人？”
嘉靖说：“没有所谓真正的贤臣，贤与不贤有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看清楚了，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如果嘉靖皇帝话里的“贤臣”是读书人所谓的圣人书里所写的贤臣，嘉靖皇帝的这番话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亲贤臣而远奸佞”谁没听过？嘉靖皇帝既然专门嘱咐朱载垕，便意味着这番话具有特殊的含义。嘉靖皇帝是以“贤”用人吗？当然不是，严嵩是史书上公认的佞臣，可是仍然得到了嘉靖的重用，严嵩将明朝朝堂弄得乌烟瘴气，仍然势如磐石，这又是为何？以当时的普世价值观来看，严嵩绝对不是所谓的贤臣，嘉靖也没有对严嵩实行所谓的“不贤便黜”。海瑞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属于“贤臣”，可是嘉靖重用他了吗？即使是性格温和的隆庆皇帝也只是用了几天便又将他雪藏了。
皇帝的用人原则里，“贤时便用，不贤便黜”永远只是理想的状态，因为贤臣未必是能臣，能臣未必是贤臣。
因此，我认为合格的帝王心术应该是“用时便贤，黜则不贤”。
如果历史上真的存在嘉靖皇帝传授裕王帝王心术的桥段，我认为嘉靖皇帝想要表达的意思肯定是“用时便贤，黜则不贤”，而不是“贤时便用，不贤便黜”。皇帝用人，必然喜欢用符合自己利益的人，当然更喜欢用既符合自己利益又会为自己创造利益的人，最好还是有能力并且可以控制的人。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为什么会开始，又为什么会夭折？范仲淹和王安石的举动看似符合皇帝的利益，当时皇帝和范、王也是如此认为，可实际上，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皆与皇帝的利益相背。宋朝给自己挖的坑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早已与士大夫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范、王损害士大夫利益即是损害皇帝利益，因此皇帝不仅不能用他们，还要贬他们。王安石被史家视作北宋灭亡的锅魁且不说，范仲淹难道不是贤臣吗？因为范仲淹的行为导致皇帝利益受损，此时的范仲淹对皇帝是“不贤”。
嘉靖为何重用严嵩，严嵩为何简在帝心？首先，严嵩肯定符合嘉靖的利益，他知道嘉靖皇帝想要什么；然后，严嵩听话，当然用清流的话说严嵩这是媚上；最后，严嵩有能力，嘉靖皇帝懒政，沉迷于修道，严嵩帮嘉靖管理着国家，同时又为嘉靖捞了很多钱。事实上，严嵩还是嘉靖为自己选的背锅侠。在圣人书里的价值观的角度看，严嵩当然“不贤”，可是站在嘉靖皇帝的角度看，严嵩很“贤”。如果嘉靖皇帝遵守的是“不贤便黜”的原则，严嵩早完蛋了。
张居正贤不贤？张江陵为国家创造了利益，对国家而言，他既是贤臣也是能臣，可是对于神宗朱翊钧呢？张江陵凌驾皇权，便绝不会是贤臣。但是，如果朱翊钧甘心当个“虚君”成全张居正的话，张居正便可以是贤臣。可是很遗憾，张居正的傲慢让朱翊钧很反感，所以注定张居正不会有好结果。
朝臣贤与不贤，确实由不得他们，皇帝用之则贤，皇帝黜之则不贤，否则所谓“皇帝圣明，天命所归”岂不谬哉？如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