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4月13日

這是“饅頭說”在頭條號發的第二篇文章

【今日由頭】

1950年4月13日

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通過

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政權初立，百廢待興。在中華民國所有法律都宣告廢止的情況下，新中國一系列新的法典何時出臺，成了大家關心的問題。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法典，宣佈將在5月1日正式施行。

這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典，不是憲法，不是刑法，也不是民法，而是《婚姻法》。

2

其實早在1948年9月，《婚姻法》就已經在醞釀中了。

當時的中共解放軍已經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從“奪天下”到“治天下”的態勢已經不可逆轉。由劉少奇提議，中央婦委成立了一個“婚姻法”起草小組，牽頭人是鄧穎超，成員有帥孟奇、楊之華、康克清、李培之、羅瓊、王汝琪等人。這個小組對《婚姻法》最後的成型起到了關鍵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推出《婚姻法》已經迫在眉睫，毛澤東在起草小組中又加進了一個人——當時的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

而這個

王明的故事我們今天先按下不表，只說和《婚姻法》有關的事。王明不是學法律出身，但他當年在延安分管婦女工作，還擔任過中央婦委的主任，而且也做過一些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所以毛澤東的這個用人一方面可以顯示氣度，另一方面，確實也不是亂用。

但關於王明是否參與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以及參與程度有多少，這件事現在還有爭議。因為後來擔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第一書記處書記的羅瓊指出：王明並沒有參加《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只是看過稿子。真正的牽頭人始終是

王明，原名陳紹禹，一度做到過中共中央的代理總書記

不過，這部《婚姻法》出臺的不易還是大家公認的。

起草小組參考的範例從之前中共20多年來在各個革命根據地的相關婚姻法案條例，到蘇聯和東歐等國家的婚姻法，甚至還有國民黨頒佈的婚姻法，最後再結合中國本身的情況加以揚棄整合。

從初稿開始，這部《婚姻法》一共改了41稿。

那麼還是要回到那個問題：

為什麼會把《婚姻法》的頒佈放在那麼重要的位置？

或許從一個角度可以理解：1947年中共頒佈的《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土地分配已經初步解決了生產關係問題，而接下來的一步，是通過婚姻法來規範另一個重要的關係來穩定社會秩序和財產分配，那就是家庭關係。

就像劉少奇當初對鄧穎超說的那樣：

“再有一年左右時間，我們就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起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這麼個五億多人口的大國，沒有一部婚姻法豈不亂套了？

3

那麼，第一部《婚姻法》產生的影響究竟大不大？

說實話，實在是太大了。

《婚姻法》第一條規定：“男女婚姻自由，實施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第二條規定：“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

這些現在我們看起來再正常不過的條款，但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首先就是一個“納妾”的問題。

“納妾”這一習俗，在中國可謂歷史悠久。1930年中華民國修訂《民法典》時，雖知這種習俗應埋入歷史垃圾堆，無奈慣性太大，最終還是採取默認的態度。

在民國，男人有“三妻四妾”的現象比較普遍

新的《婚姻法》頒佈後，很多人其實並沒有當回事。根據記載，河南有個農民叫蕭昌貴，不僅納妾，還在1950年11月20日大擺筵席，宴請親朋好友。結果政府的工作隊員火速趕來，當場制止儀式，鄉里鄉親才知道：原來“納妾”真的是算違法了。

那麼對已經存在的“妾”呢？

《婚姻法》明確規定：在法規頒佈之前納妾的，離婚的主動權掌握在女方手裡——女方如果想離婚，男方不能阻止；女方如果不想離婚，男方有撫養義務。

此法規一出，當初以“妻妾成群”為傲的男人們遭遇當頭一棒。

以“納妾”風俗較濃的廣東地區為例：1950年，廣州市因納妾而離婚的判例出現了37件，1951年上升到了80件，1952年超過100件，1953年接近500件——在這些離婚案中，提出離婚的全都是當初低眉順眼的“小妾”。

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涉及的最大阻力，並不是來自判決關於“納妾”的離婚。

而是正常夫妻的離婚。

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市的基層幹部在街頭書寫宣傳婚姻法的板報。 新華社發

4

“怎樣才能判離婚？”

這是這部《婚姻法》起草時的最大爭論點。

起草小組和其他相關部門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有條件的離婚”，只有一個人堅持“無條件離婚”——“只要一方堅持離婚，就可以離婚。”

這個堅持的人，就是鄧穎超。

當時反對的人理由看上去也很充分：一方面，這會在廣大農村造成不穩定因素，因為很多農民都是家裡說的婚事，找個女人就結婚了，未必有多少感情。女方如果想離就離，很多農民都會有反對意見。另一方面，解放之初，確實有一些共產黨幹部出現了拋棄鄉下“糟糠之妻”另娶城裡年輕女性的現象，大家擔心“離婚不需要理由”這條法規一出，會加劇這種現象。

但鄧穎超還是堅持這一點。她的理由是——

在婚姻問題上，婦女受苦最深。早婚、老少婚、買賣婚姻、包辦婚姻，吃苦的都是婦女，而且還不准她們離婚。如果要把離婚加上條件，反而會給那些有封建思想的幹部以控制和限制離婚的藉口，過去已經發生了很多悲劇。

鄧穎超強調：婚姻的基礎是愛情，愛情熄滅了，那麼婚姻制度保存也沒有意義。如果硬要用法規來強制限定幹部的離婚自由，也是不對的。

但同時，她堅決不同意一種觀點：

“丈夫要離婚，天好像就要塌下來了！”

在鄧穎超的堅持下，最終她的意見被採納，但當時這部《婚姻法》規定的是：“調解無效，即行判決。”

周恩來與鄧穎超

但是，問題又來了——怎麼“判決”？

按照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出臺的解釋，是：

“有正當原因不能維持夫妻關係的，應作準予離婚判決；否則也可作不準離婚判決。”

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再次做了解釋：

“如經調解無效而又確實不能維持夫妻關係的，應准予離婚。如經調解雖然無效，但事實證明他們雙方非到不能同居程度，也可以不批准離婚。”

話說得有點拗口，但意思其實還是很明確的：

離婚你儘管提，但判不判，還是看法院。

正是因此，才牽出了1980年版《婚姻法》對“離婚判決”的再次修訂。

5

1980年9月10日，在千呼萬喚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婚姻法》。

這部“1980版”《婚姻法》中有一個重要修正，就是關於“離婚”的判定。

按理，因為鄧穎超的堅持，1950年版的《婚姻法》已經對“離婚自由”做出了最大程度保障，為何1980年版還要修訂？

因為法規上寫的，和實際操作起來，相差甚遠。

“有正當原因不能維持夫妻關係的，應作準予離婚判決”——“正當理由”是什麼？比如包辦婚姻，買賣婚姻，這沒有什麼問題。

1950年的結婚證

但是，“沒有愛情”算不算？

很遺憾，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愛情”這個作為婚姻基礎的理由，卻是基本不被採納的。

在那個極左思潮氾濫的年代，別說有什麼理由，只要你離婚，就是一件鬧得滿城風雨的事。而如果你是國家幹部或黨員，法官還會更加“嚴格要求”：你是要公職，黨籍，還是要婚姻自由？在“文革”期間，有些地方甚至把申請離婚的人集中起來，參加“鬥私批修學習班”，學到你撤銷離婚申請為止。

以上海為例，數據顯示，從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時間裡，全市總離婚登記數只有6489對。全市平均每年離婚的數量僅相當於1950年代一個區的數量（來源：《1980年新《婚姻法》：感情破裂，准許離婚》，作者李響）。

就在1980年版的《婚姻法》進入最後修訂之際，一樁轟動全國的離婚案發生了。

6

離婚的女方，叫遇羅錦。

遇羅錦的哥哥，是當時非常有名的遇羅克——因為發表《出身論》反對“老子反動兒混蛋”這種觀點和反對姚文元的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在1970年3月被執行槍決。

遇羅克

因為受到哥哥牽連，遇羅錦被髮配農場改造，在那裡迫於生活，嫁給了當地的一個農民。1978年，遇羅錦結束了四年的婚姻，離婚後回到北京，經人介紹，與某廠工人蔡鍾培結婚，並因此獲得了北京戶口。蔡鍾培還為了遇羅錦東奔西走，爭取為她和哥哥平反。

1979年5月，遇羅錦平反

遇羅錦在申訴材料中這樣寫到：

“鍾培是個好人，但絕不是我心目中的愛人。他只知道老婆孩子熱炕頭，而我希望我能從愛人身上學點什麼，能對我的精神有所啟發……我對他沒有愛人的感情。我應當結束這種沒有愛情的夫妻生活。”

說穿了，就是“沒有愛情”。

果然，蔡鍾培在情感上確實無法接受，認為遇羅錦的“沒有愛情”只是個藉口，其實是忘恩負義，甚至是拿他作為一個在北京落腳的跳板。為此，他主動給報社寫信，將兩個人的事情捅給了媒體，希望得到輿論的支持。

兩家雜誌社都披露了這件事，並組織了大討論：到底怎樣才可以達到離婚標準？

蔡鍾培的觀點得到了當時大多數社會輿論的贊同，《人民日報》為此還發文，稱遇羅錦是個“不檢點的女人”（蔡鍾培指責遇羅錦有婚外不正當男女關係），新華社甚至還因此發了一篇題為《一個墮落的女人》的內參，譴責遇羅錦。

但遇羅錦卻沒有讓步，也寫了一篇紀實文學，題為《一個冬天的童話》。這篇文字成了當時“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她認為自己婚姻的不幸，其實是文革極左思潮造成的。

遇羅錦

這篇報告文學流傳非常廣，甚至被翻譯成德、日、英、法四國文字，流傳海外。很多人由此開始同情遇羅錦的遭遇。

1980年9月25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黨春源做出了一審判決，判決雙方離婚：

“十年浩劫使原告人遭受政治迫害，僅為有個棲身之處，兩人即草率結婚，顯見這種婚姻並非愛情的結合。婚後，原被告人又沒有建立起夫妻感情，這對雙方都是一種牢籠。”

黨春源是同情遇羅錦的，以至於他在正式判決還沒下達的時候，就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我為什麼要判他倆離婚》。這篇文章被報紙爭相轉載，其中黨春源引用的恩格斯的話，讓很多讀者都印象深刻：

“如果說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才是道德的，那麼只有保持愛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

但是，蔡鍾培不服判決，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1981年1月1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裁定，認為原判對“草率結婚”和“婚後沒有建立起夫妻感情”的認定，與事實不符，決定撤銷原判，發回重新審判。

這對夫妻又開始陷入拉鋸戰。

據說，1981年的“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差點就頒給了遇羅錦的《一個冬天的童話》，但因為作者的”道德問題”落選。那年得獎的是黃宗英（著名演員趙丹的妻子，也是演員）。在獲獎者座談會上，黃宗英將自己的筆轉贈給了遇羅錦表示聲援：

“三十年代，人們尚且能夠支持上官雲珠，到了八十年代，我們為什麼還容不下一個遇羅錦呢？”

黃宗英

最終，更換了審判長的法庭再次審判了此案：

“遇羅錦與蔡鍾培於1977年7月8日戀愛結婚，婚後夫妻感情融洽和睦。後由於遇羅錦自身條件的變化、第三者插足、見異思遷因此使夫妻感情破裂……經本院審理中調解，雙方達成協議，自願離婚。”

雖然再審的結果與一審相同，但在判詞裡明顯使用了有情感傾向的措辭。

不過不管怎樣，通過遇羅錦一案，1980年《婚姻法》的這條準則，也漸漸讓大家理解並接受：

“一方要求離婚的，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則准予離婚。”

這個標準延用至今。

7

在1980年的修訂之後，中國的《婚姻法》還在不斷升級。

在2001年4月，《婚姻法》又做了一次修訂，並在2001年的12月，2004年的4月和2011年8月又出臺了三個“解釋”。

從之後的一次次升級看，關於結婚和離婚的“情感問題”已經基本都達成了共識，而做的調整，開始傾向於夫妻之間婚前和婚後的財產分配與分割了。

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饅頭說】

中國人有句話，叫“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

有道理嗎？有。沒道理嗎？沒有。

我因為算是有個二級心理諮詢師的資質，所以一直也會收到一些關於婚姻方面的諮詢。年輕時，氣盛，難免也會忍不住冒出一句：“這樣的人渣不離婚，留著過年嗎？”

隨著年歲漸長，還是冷靜了不少。我會耐心聽，仔細問，平心想，然後根據傾訴者的狀況和TA描繪的情況，給出我認為合理的建議——我會讓對方換位思考，或者再給一次機會，再觀察一段時間。

但實事求是地說，在確認的情況下，我還是堅決主張別苟延殘喘，當斷則斷——無論是新婚燕爾的，還是結婚十年以上的，甚至是要步入銀婚乃至金婚的。

在這一點上，尤其是女性，其實各方面顧慮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比男性要多很多。

無論是多年的感受還是觀察，我深刻感知到：儘管時代一直在進步，但中國毫無疑問還是一個男權社會——在很多事情上，女性真的是處於弱勢地位，包括在離婚這件事上。

關於女性當自強的問題，我以前說過不少，在寫居里夫人或阮玲玉文章最後的“饅頭說”裡，都有涉及，今天就不展開了。

說個林語堂的故事。

林語堂在和他的妻子廖翠鳳結婚之後沒多久，就把結婚證書給燒掉了。

林語堂的理由也很簡單：結婚證書，只有在離婚時才能證明什麼，我們不需要。

能像林語堂這麼瀟灑的人未必有很多，但背後折射的道理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國家的法律對於婚姻的死亡而言，應該只是起一個記錄和證明的作用——是一種需要履行的手續，以及監督保障夫妻雙方財產分割的法律手段。

而真正決定婚姻存亡的關鍵因素：夫妻雙方的感情，這是法律無能為力的。

那麼誰能決定？

就是你自己。

我曾寫過：“希望天下眷屬永是有情人”，但我也從來就反對那種話：

“才剛結婚，就不怕人家笑話！”

“都幾十年過來了，不妨就湊合過吧！”

哦，還有——“為了孩子”。

人活一世，為家人，為朋友，為自己。如果有人證明TA不配你的付出，那麼你就該懸崖勒馬。

地球缺了誰都轉，從來沒有什麼少了你就活不下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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