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四十不惑”。
四十年前，一声“土地包干”的惊雷，从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起爆”，很快响彻整个菏泽。
随着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700余万名像张殿兴一样的农民，永别饥饿、实现温饱、迈向小康。
开放是风，改革是浪。四十周年后，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个新时代的新小井正呈现在世人面前。
“西伯利亚”、“三靠村”，曾是小井村的别名
7月20日，初伏第四天，酷暑。
东明县小井镇小井村，天上骄阳似火，街上少见行人。
随着一扇农家小院大门的开启，走出来一位深红色脸膛的老人，他便是张殿兴，40年前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引爆者”。
当年，他因为“贫穷”而受到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的关注。后来，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中国媒体有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的报道中。
（张殿兴）
那是一段艰辛彷徨的岁月。与菏泽其他地区一样，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小井村农业生产实行工分制，社员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僵化的体制枷锁，严重挫伤着农民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连温饱都难以解决。
“当时，小井村归马头公社，地处多个公社交界处，因为贫穷落后，被戏称为‘马头公社的西伯利亚’。” 今年70岁、时任小井村党支部副书记的李鹏举回忆道。
（李鹏举）
临近东明县的河南省兰考县，曾经因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而广为人知。而小井村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与兰考县如出一辙。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土地盐碱化，再加上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小井村成为著名的‘三靠村’。”同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的李鹏举解释，所谓“三靠”指的是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当时，一亩地不能打一布袋小麦。有一年，生产队247口人才分4000斤麦。”83岁的张殿兴回忆道。
土地盐碱化，风沙肆虐，这是当时小井村的景象。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风沙还有饥饿。
“春天饥荒最厉害的时候，人都饿得嗷嗷叫。”张殿兴的老伴张品格回忆说，乡亲们吃完槐树叶儿吃榆树，吃完榆树吃杏树，“那时候，日子过得真苦。”
“当时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逃荒，当时叫‘流窜’，主要去往安徽、湖北，为人家打草、打砖坯，就为了混碗饭吃。”李鹏举回忆。
“冬天白茫茫(盐碱)，夏天水汪汪(涝洼)，一年辛苦半年糠，扶老携幼去逃荒。”这是当时小井村及附近村庄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井新貌
阴雨天最难熬，一夜曾往屋外倒过72桶水
张殿兴是个苦命人，10个月大时母亲去世，此后与父亲相依为命。“我们上三辈都做豆腐。”他说，父子二人也靠祖传手艺——做豆腐为生。
64年前，18岁的张品格从4公里外嫁给了小井村的张殿兴。结婚前，母亲带着张品格兄妹三人以讨饭为生。“他姑嫁到我们村，说他很老实、本分。”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如今82岁的张品格说。
张殿兴、张品格二人成家后，先后生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收入少，孩子多，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异常艰难。
“做豆腐活非常重，我都是夜里推磨，白天做豆腐。”张殿兴回忆道，“豆腐渣加点盐，往锅里一捂，就是一家人的主食。簸箕柳煮水，就是一家人的‘粥’，就连煮豆腐留下的汤水也不舍得倒掉，用来泡馍吃，我们一家七口人就这样维持生活。”
由于孩子多，张殿兴不敢外出谋生。“我如果出去，他们娘几个只有外出要饭了。”回忆起往事，他感觉很心
20世纪70年代，为让一家人填饱肚子，张殿兴将三间堂屋拆了两间，只剩下中间一间。
“先是抽掉大梁，换成砖墙，后来又拆掉檩条、砖瓦，都拿去换吃的了。”张殿兴无奈地说，“一到阴雨天，是我们家最难熬的时候，两边的水都往中间那房子流，一屋子都是水，我曾经一夜往外倒过72桶水。”
地委书记腊月初八来我家
“周书记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张殿兴回忆道。那是1978年1月16日，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与时任东明县委书记司黎明来到小井村。
周振兴到达小井村之前，李鹏举和其他党支部成员就接到了上级领导前来视察的通知，只是不知道领导的真实身份。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村党支部书记刘喜堂通知大家说公社领导要过来看看。”李鹏举回忆，“当时，村支书和治安主任陪着领导去老百姓家里视察，我们几个年轻的如民兵连长、团委书记去‘净街’。”
所谓“净街”，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当时指的是将大街上乱跑的猪羊赶回家中，让猪入圈羊入栏。“他当天走访了四五家，没有在这里吃午饭，走的时候大约12点。”李鹏举回忆，“他走了以后，村支书给党支部汇报有关情况，我们才知道是地委书记来了。”
李鹏举回忆，按照计划，周振兴当天要走访三类群众：家庭状况较好的、一般的、较差的。
张殿兴家之所以成为周振兴走访的第一户，在李鹏举看来，有两个原因：“他家的房子建在寨墙上，比较高；另外三间土房两头扒掉，当地老百姓叫‘二郎担山’，他们家的位置比较显眼。”
“虽然当时不知道周书记的真实身份，但从他的举止行动上感觉他应该是不小的官。”张殿兴回忆。没有桌椅板凳，他们在靠近后墙的位置垒了个砖畦，里面铺着麦秸，麦秸上是个麻包，那是褥子。麻包上面是一条破被子，被子满是补丁，中间被孩子蹬出一个大窟窿。“我们一家七口人平时就睡在这个地铺上。”张殿兴回忆。
堂屋旁边有个窝棚，荆条编制的门，那是张殿兴家的厨房。“‘你们吃什么饭，我看看行不’，周书记一边说一边往厨房走去，我们拦着不让。”张殿兴回忆，“拿起那个高粱壳、豆腐渣、地瓜面粘在一起的‘菜团子’，周书记掰开咬了一口，他的脸色非常难看，看着就想掉泪。”
离开时，周振兴楼着张殿兴的肩膀说：“辛苦，辛苦！”张殿兴的老伴张品格急忙说：“不苦，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我永远不会忘记周书记当时的脸色。”张殿兴感慨地说。
随后，周振兴又走访了杨进功、林美成等四户小井村村民。
三道“思考题”和三次会议
在小井村村民的记忆中，这一年的腊八节，因地委书记的到来而变得与以往不同。
小井村党支部书记刘喜堂，后来向党支部成员通报情况时说，周振兴是含着眼泪离开的。
离开时，他给小井村党支部留下三道“思考题”：马上要过年了，能不能让社员吃上一顿饺子？别管想什么办法，能不能让社员吃上饭、填饱肚子？过一段时间，他还要来，看看群众生活有什么改善？
“周书记接连提出三个问题，大家都没吭声，之所以不敢回答，是怕完不成任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鹏举感慨万千。
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正是从这三道“思考题”发端，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正在小井村悄然萌动。
周振兴虽然离开了小井村，可刘喜堂和党支部一班人却为这三道“思考题”愁得寝食难安。
“咱不说吃饺子，怎样才能让村民吃上一顿饱饭呢？当时，刘喜堂为这个事愁得不得了。”李鹏举说。为了寻求解决之道，刘喜堂首先召集村党支部会议，商量如何解决周振兴提出的问题。可是，大家聚在一起，默默不语。
见大伙不说话，刘喜堂又召开生产队干部会，听取大伙意见，结果还是没人说话。无奈之下，刘喜堂再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让大家共同想办法、出主意。
就当刘喜堂认为此次会议，将如同前两次会议一样会无果而终时，有村民说话了：“让群众吃饱饭的办法有，那就是分地。”
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谈论热烈。1961年前后，为了度过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小井村的生产队把一些盐碱地、边角地、饲料地分给了群众。大家依靠这些土地度过了荒年，填饱了肚子。
前有车后有辙，循例而行，分田到户怎么样？很快有人发言说，上级政策不允许分地，批判“单干”很多次了，有人举报怎么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穷则思变，变则通。斟酌再三，大家认为，小井地理位置偏僻，消息相对闭塞，决定横下一条心，把地分给群众。
分，可以，怎么分？以谁的名义分？总结1961年分地的教训，小井村决定先从盐碱地、边角地、饲料地开始分，大田地先不动。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将生产队分成若干作业小组，群众自由结合，人数、户数不限。1978年春节过后，小井村周边的农田里，悄悄地多了一些丈量土地的农民。
“多的五六分地，少的一分二分，群众反映很好，也没有人反对、没有人举报。”李鹏举回忆。
鳞次栉比的大棚
三次分地，包产到户
令小井村村民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为冒着风险分地而忐忑不安的时候，周振兴夙兴夜寐，决定“撕开”菏泽农村土地改革的口子。
离开小井回到东明县城的当晚，周振兴立即召集县委常委会，一直研究到凌晨2点。
“小井村周围十几个村子情况都差不多，多为盐碱地，老百姓年年逃荒要饭，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公社。”周振兴回忆，当时成立公社要经过省里批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成立工作组，县里派干部，办公用具自己带。这个工作组就成了以后小井乡的前身。
1978年农历大年初三，周振兴主持召开了菏泽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会后形成的《纪要》被称为“菏泽八条”。
为了把“菏泽八条”贯彻下去，菏泽地委在这一年的5月和9月又连续召开了两次地、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从各种渠道传到小井村群众耳朵里。“大家感觉自己的行动与会议精神比较合拍，于是便酝酿着第二次分地，1978年麦收前后便把一些临路的大块地分了。”李鹏举回忆，“当时，工作组知道分地，但不参与不反对不支持，事实上就是默认。”
1978年中秋节前后，小井村进行第三次分地，这一次，他们把大田地分了下去。“9个生产队8个分地，只有一个队因为分歧没分。推迟了几个月，到1979年春天才分了。”李鹏举回忆。
“分地的时候，一个人合1亩8分地，我们一家人共分10多亩地，主要种小麦、玉米，慢慢就能吃饱肚子了。”张殿兴说。
随着分田到户的开展，小井村及周边村庄的生产、生活状况都起了积极变化。得到了土地的村民，如获至宝，劳动积极性上去了。分田到户后，工作组又组织群众通过“灌淤”的方式改善土壤。土壤改良后，庄稼生长很好，粮食产量提高了，群众的温饱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
“‘流窜’在外的青壮年劳力开始回流，群众积极性也提高了，每天披星戴月种地，与生产队时的干活大呼隆、出工不出力形成鲜明对比。”李鹏举回忆。
没有土地承包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四十年，足够漫长，又极为短暂。
“周书记一共到过我家四次，他调到济南工作后还到过我家。”张殿兴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周振兴，一闭上眼他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周书记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老张，只要我到菏泽就会来看你’。”
时光漫步四十年，张殿兴依然清晰地记得周振兴对自己家的点滴恩情。
周振兴第一次到小井村调研后大约一个月，张殿兴家便得到上级救济的20斤地瓜干。
“如果不是周书记，那批救济粮不一定有我的！”张殿兴回忆，“我们每天像放茶叶一样往锅里放几片，每个孩子碗里分两三片就高兴得不得了，那20斤地瓜干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土地包产到户后，我家的生活状况也逐步改善，他有一次到家来，看见我的大儿子，非拉着他在小毛驴前面照张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殿兴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张殿兴的四儿子是个聋哑人，周振兴了解情况后，帮助联系了一家济南的聋哑学校。虽然最后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张殿兴的四儿子最终没去济南上学，但一家人依然非常感激。
为了让张殿兴一家早日致富，周振兴帮助他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决定帮助他发展养殖业。
“周书记让我饲养海狸鼠，答应给我提供本钱，最后因为我胆小没有弄成。”
“从分地后，我们的家庭条件一年比一年强。没有土地承包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周书记的恩情。”张殿兴激动地说。
有改革就有变化，有改革就有发展。张殿兴如今子孙满堂，老两口生活在一座幽静的农家小院内。“我感觉现在的政策太好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没有了，种地不要钱，还有粮食补贴。”张殿兴高兴地说，“我们老两口，每人每月100块钱的养老金。前两天我刚领了上半年的养老金，共1200块钱。”
“从我往上数八代，没有一个年龄超过80岁的，可我今年已经83岁了。”张殿兴说，这一切都归功于国家的好政策。
见微知著。如同一个标本，张殿兴家境的改变是小井镇乃至菏泽全市发展状况的缩影。
正在建设的纪念馆
改革精神，首创难忘。目前，小井镇正在兴建一座以纪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题的纪念馆。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小井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勤勉和创新精神，让这片热土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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