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闖 圖片來自@雷闖
封面新聞記者 施詩晨
2018年7月23日，趙欣（化名）髮長文指控知名公益人、“億友公益”創始人雷闖曾對其有過性侵行為。當日，雷闖發聲明承認性侵指控，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北京警方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已注意到網上關於性侵的情況，正在核實。
雷闖曾在聲明中表示，自己與趙欣是“戀人關係”，事發後兩人也曾保持過聯繫。7月24日，趙欣在接受多家北京媒體群訪時，否認兩人之間存在“戀人關係”，並指出從事發後到現在，雷闖從未和自己提及過兩人是戀人，甚至在事後制止了趙欣想要電話聯繫兩人共同朋友的行為，讓趙欣“繼續當他的小妹妹”。趙欣的好友張芳（化名）也告訴封面新聞記者，自己作為朋友，從來沒有聽過趙欣將雷闖描述成自己男友。
至於之後保持過一段時間的聯繫，趙欣稱是因為自己努力花了很長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是受害者。為此她曾多次去做心理諮詢，心理師認為這是應對心理創傷的保護機制。張芳說，在她看來，之後兩人的聯繫更像是雷闖對趙欣持續性的騷擾。三年間，趙欣表示自己一看到有關雷闖的東西會焦慮、害怕，時常感受到十足痛苦。
而自己選擇在此時站出來舉報，是因為在六月底她通過雷闖的一個前同事得知，還有其他和自己一樣的受害者，便決定必須要寫下這一切。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趙欣稱自己一直刪了寫，寫了刪，因為連“性侵”、“非自願性行為”、“雷闖”，這些字都打不出來，幾度停筆。直到從北京安定醫院回來的那天晚上才能夠開始冷靜。她說那是發佈舉報信的前一天，那天，自己被安定醫院確診為創傷後應激障礙和重度抑鬱。
以下為趙欣接受採訪時的部分對話實錄。
初次接觸：
“我感覺太肉麻了，不是很好接受”
記者：雷闖在志願者所有活動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趙欣：就是一個領隊，他也會講一些他做公益的一些經驗，大家也會去百度，然後就覺得他是個很厲害的人。
記者：所以你對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趙欣：對，其實我高中的時候就看過他的照片，因為他做了個行為藝術，我對他這個人有印象。然後從新聞上、雷闖的個人簡介上，和在朋友的口中瞭解，他都是一個公益領袖，一個很年輕的公益領袖，很執著，反正是很正面的一個形象。
記者：第一次見面，感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趙欣：我當時見面覺得他太喜歡拍照了，我不是一個很喜歡拍照的人。在路上的時候，大家前兩天沒有怎麼搭話。徒步的人中單身女性只有我一個，加上年齡比較小，同時，我也是唯一一個跟他不怎麼熟悉的。在那之後，他經常會和我講話。徒步的過程中，雷闖會單獨請我吃飯，去景區玩的時候，會單獨叫我。怎麼說，我感覺有點太肉麻了，有點不好接受。
記者：太肉麻了是指？
趙欣：就是比如說我在路上的時候，別人問我有什麼願望，我說我的願望就是吃麥旋風，雷闖就給我買麥旋風，然後他餵我吃麥旋風，我天哪，我就覺得，我跟你……還有一次，大家在那吃水果，然後我在玩手機，結果突然他遞了我一個葡萄是他剝好的，然後我就跟他保持一點距離。
雷闖在聲明裡說我做了一些有好感的舉動，當時並沒有拒絕。我不知道他對拒絕的含義是什麼，比如說他餵我吃麥旋風，我就說我自己來；或者是說我不要他餵我吃葡萄，我自己拿那個葡萄，這就是拒絕。
有一次和我一起住的女生路上耽擱了，還沒到，我就一個人在房間裡寫日記，結果突然雷闖就過來敲門說，那個誰誰誰鼾聲太重了，你能不能讓我在你房間裡午休。我當時覺得有點奇怪，但是我又覺得大家好像都沒有休息好，因為徒步很累。我覺得自己好像應該有義務讓大家休息好，然後我就坐起來，到桌子那邊坐著，他就在那裡午休，他就會故意做一些這樣的舉動。
性侵前後：
“全身像一塊木頭”
記者：那天晚上的經歷你願意再說一下嗎？
趙欣：那天雷闖告訴我說，最後這個四十公里任務比較緊，（警察說）只能三個人進北京。直到今年根據其他隊友的回憶我才知道情況並不是這樣，警察說的是可以分批進北京，晚上大家可以住在一起，隊友也打電話問過雷闖說要不把酒店一起訂了，雷闖說不用了自己訂。
我到了發現是個大床房之後，就站在門口跟他說不行。然後雷闖說你不要擔心了，我們在路上又不是沒有混住過。是的，但是之前大家就算住在同一個房間，一個房間裡面也是有四五張床的，但是我就說這隻有一張床，他馬上說你對我不放心嗎，還說你不願意的話我可以睡在地上。我當時還是覺得不合適，但我不想和雷闖翻臉。我感覺如果我要是出去單獨住的話，就感覺不信任他。
然後我就去洗澡了，洗澡後換回了白天穿的髒衣服。他當時還很正常，我就坐在床上看電視，他也站著在，我就覺得他可能真的準備睡地上。
後來他突然就這樣就是，他就突然坐過來，然後把燈關了。說完“睡覺吧”，當時我還在和他講事，他很重地把我壓著搭我的肩。後來突然醒來發現他在脫我的衣服，內衣已經解開，因為晚上我睡得很熟，當時我就嚇傻了。
記者：你有沒有表示拒絕？
趙欣：我把能說的都說了。最後一次比較明確的拒絕是我和他說，現在沒有安全措施，不行。結果他就馬上拿了一個避孕套出來，我有一種完蛋了的感覺，覺得再說什麼也沒用了。
記者：當時你有反抗嗎？
趙欣：沒有，全身就像一塊木頭。
記者：為什麼沒有激烈反抗？
趙欣：但是那個人是雷闖，你就會覺得很困惑。雷闖是公認的好人，一個好人對我做這樣的事情，我會想它是不是合理的。我當時想也許成人世界的規則就是這個樣子，男生和女生的關係就是這個樣子的。也許它就是這個樣子的，它就是這樣很痛苦的，它不是別的。然後對這個很困惑，就覺得以前是不是自己在什麼小說，中文系待得太久了，對這個東西還有什麼幻想之類的。也許雷闖告訴我的就是本身的樣子，我當時就在對這個很困惑。
此後三年：
“‘受害者’這三個字打出來尤其痛苦”
記者：當天晚上，強迫發生關係之後，那個時候你的心理狀況是什麼樣的？
趙欣：當天晚上我跑去廁所了，然後在廁所裡面搜性科普這樣的知識，我還搜第一次和人發生關係是不是真的喜歡這種問題，我覺得自己一直有一種想法就是，這個事情要跟喜歡的人才可以。然後雷闖叫我，叫我不要看手機，然後我就又從廁所裡回來。
記者：後來對你的影響？
趙欣：這個事情過後，我把20歲以前的照片全刪了。覺得看以前自己像個小孩，我甚至覺得對不起那時候的自己，只好把它刪了。
我覺得對我很殘酷的事情是，我不能承認它，我這個事情我沒有做，我不能承認我沒有去徒步，然後我還是要講，我還得講得很有意義，這個對我來說很難，我去面試研究生，去社會工作，問以前做過什麼，我要講怎麼了解到社會工作的，然後就得講這個。我還得講得很積極，很正面，這簡直就是酷刑。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20歲是我人生的節點，但是這個節點並不是性侵，這個節點是我認識了我很想與之為伍的人。我認識了女權主義者，認識了爭取權利的人，有權利意識的人。性侵是它的一部分，這個徒步對我而言不只是性侵，還有其他的東西，我想這樣去看它。
記者：雷闖事後有跟你解釋過什麼嗎？
趙欣：他很模稜兩可，我第一時間要給共同認識的學長打電話，他不讓我打，跟我說，你就繼續當我的小妹妹吧。我們也可以保持這種關係，那時候我也沒有問他這個關係是什麼，因為我不敢問，我不知道會聽到什麼答案。
記者：事後你們還保持聯繫嗎？
趙欣：事後我跟他保持了一段時間的關係，在這個關係中也是有發生性關係的，對我個人而言，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記者： 既然第一次是強迫的，為什麼事後還會願意跟他有身體上的接觸？
趙欣：其實我也很想問，我去做心理諮詢，醫生覺得這是對心理創傷的一種保護機制，受到心理創傷的人所採取的方式可能並不是大家邏輯上成立的那種。我最後要承認自己是受害者這件事，是我幾年努力的結果，我不是一開始就願意承認的。“受害者”這三個字打出來尤其痛苦，因為它讓我面對的雷闖和雷闖所代表的一切對我而言都幻滅了。
為何選擇現在站出來：
“因為知道了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記者：為什麼時隔三年才寫下舉報信？
趙欣：知道了還有其他的受害者，是通過一個他們以前的同事知道的，雷闖以前的同事知道的，當時覺得沒有辦法忍受。我當天知道這個就很想寫舉報信了，但是我寫不了，因為我，我連“性侵”“非自願性行為”這些字都打不出來。
從北京安定醫院回來，我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療，那天被確診是PTSD和重度抑鬱，我就覺得不行，我也在看雷闖的微博，我發現他還說要拍什麼樣的電影之類的，我沒有辦法忍受，他已經對很多人造成了傷害，不能讓他繼續以一個英雄的姿態活下去。
記者：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尋求醫生的幫助？
趙欣：2016年底，在我老家接受心理諮詢，醫生兩分鐘就給我藥了。寫舉報信的前一天，我在北京被診斷為重度抑鬱。
記者：和同學交往會有影響嗎？
趙欣：大家都以為我閉關了，不怎麼參加活動。我從2017年開始精神狀態就不是很好，雷闖還打電話問我：“和我搞過之後，還有沒有和其他人搞過”，我當時就直接吐了。掛了電話之後，我的室友都走了，我就一個人在那裡嚎啕大哭。
記者：舉報信發出之後你有什麼感受？
趙欣：真的這樣做了之後才會覺得，我不能讓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我不想復仇，因為他做什麼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回不去三年前了。只是想讓他住手，不要讓其他人受到傷害了。
記者：你說你擔憂曝光此事會影響公益界的發展，為什麼？
趙欣：我一直都在擔憂，包括先接受圈內媒體採訪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希望讓如履薄冰的公益沒有任何出路。但是就跟刮骨療毒一樣吧，公益界能迅速地發出反應，迅速地得到回應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行業比其他行業更有意識在，我相信這個行業，還可以變得更好。
記者：怎麼看支持雷闖的人？
趙欣：我也看到了一些激烈的評論，但我也不覺得這是一種傷害。我覺得整個公益行業需要自省，需要淨化，這是非常緊迫的一件事情。我接下來想把力量全都用在反性騷擾機制的建立上。寫舉報信的時候沒有想這麼多，只是想讓雷闖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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