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姓有氏是中國歷史上發生和存在過的獨特現象。獨特之處在於氏而不在於姓；姓是許多民族普遍都有的，氏則不見於中國以外的其它民族。遠在母系氏族時期，作為各氏族之間互相區別的標誌，先用神，後改稱姓，前後沿用了萬餘年；到了父系氏族之後，它又以改變了的形式和發展了的數量一直延續到現在。
氏是何時興起來的，它又有什麼用處呢？氏和姓又有什麼關係呢？前人只籠統地說“男子稱氏，女子稱姓”，一具體化就發生問題了。鄭樵說“氏所以別貴賤”，顧炎武說“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都是奴隸制以後的情況，是流而不是源。《說文解字》所謂“巴蜀名山岸脅之自勞著欲落墮者曰氏”，是外族語言的音譯，就是懸崖，和我們要討論的“氏”字，毫無關係。從文獻資料看來，氏的本義失傳已經很久了。
氏是社會的歷史產物，而不是血緣的親屬組織。它的意義和作用就蘊藏在社會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現代的家庭是父權制家庭殘留的一種形式。父權制氏族同母系氏族是截然相反的。在這兩種不同的制度下，男子和女子在家庭內和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基本上是相反的。因此要你對於現代的男、女使用姓氏的習俗有所瞭解的話，也就不難理解原始的氏是什麼回事了。
現代是人人都有名有姓：姓在習慣上是父系的。出嫁後的女子除了永遠保持自己的姓名以外，還可以獲得丈夫的姓，簡稱“某某氏”---前者為夫姓，後者為父姓；只有在離異以後，才失去夫姓。某某氏稱“某門某氏”，“某門”是用夫姓以標誌嫁後的身分。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認識古代社會，現代婦女用的夫姓就相當於原始時代男子用的妻姓，現代的“門”相當於原始的氏。所以，原始時代的氏的本義就是男子“家”(
音義均同“嫁”字)後的稱呼。群婚制家庭時，男子不出“家”，因而沒有稱氏的必要，到了偶婚制時期，男子要“家”到別個氏族去同妻長期同居，只有這時候才有了男子稱氏的需要。
氏既然因“家”而獲得，氏名也只能借用妻姓來表達。不過，氏族制度有一條原則，就是氏族的姓只允許本族的成員使用。這是權利，決不允許外姓的成員冒用。於是問題就來了：“家”後的氏名只能用妻姓來表達，又不允許公然用妻族的姓，這該怎麼辦呢？我們從分析研究“堯、舜、益甥舅三代”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解決這個矛盾的。
堯：《史記正義》引《帝記》雲“帝堯，陶唐氏，祁姓也。”《天問》“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可知堯母祁姓，堯舜的妻女均姚姓，本人為陶唐氏。
舜：《史記》舜為“有虞”，是氏名。妻為姚姓，見上。《說文解字》媯，虞舜居媯訥，因此為氏(姓之訛)，母為媯姓。
益：《史記》“舜乃妻(大費)以姚之玉女。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鯧舜賜姓曰贏氏。”《地理志》稱偃姓均咎繇之後，按贏。偃一音之轉，知咎繇(皋陶)即伯益的氏名，妻姓姚，母已姓(《燕世家》稱益為“益已”)。
這裡可以看出兩個問題：1.三人都“家”給姚姓，他們的氏名中，陶、虞，與姚同音，足證氏名來自妻姓。據傳堯父為伊耆氏，耆與堯母之祁同音，也系得自妻姓。2.祁、媯、已同音，不僅說明堯、舜、益是同姓的甥舅關係，也說明媯姓同姚姓存在著世世為婚姻的親戚關係。用現代語言說，堯就是姚門祁姓，舜是姚門媯姓，益是姚門己姓。
上述事例足以證明，男子出“家”後的氏名確實是借用妻姓來表現的，當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用一種略加變化了的形式，這種變化，也不是雜亂無章，而有適當的規律。
比如，從姚，媯，姒、姜四姓三代的用語中，明顯地看到有三種方式：1：有字式，在妻姓上冠一個有字，如有虞氏，有崇氏，有邰氏等。2.頭語式，在妻姓上加個頭語，如伊耆氏，皋陶氏。3.尾語氏，在妻姓下加個尾語，如陶唐氏，臺桑(塗山)氏等。從姚姓三代的陶唐，有虞、皋陶看來，三種方式似乎是世代輪流使用的一樣。
從夏後啟建立起中國的第一個王朝，上溯到堯，不過百十年左右。這一個世界已經是母系氏族瓦解的前夜了。在這段時期內，奴隸的使用財富的積累，私有制及私有觀念的加強，都在為轉變到父系氏族作了準備，偶婚制家庭行將讓位於父權制家庭了。堯、舜、益、啟已經是男子稱氏的尾聲，因而在氏名的用法上必然是最先進的方式。辯證地看問題，從歷史上說，此前一定還用過較落後的方式；從地區上看，也必然存在有不平衡的現象，文化中心進步了邊遠地區還在保持落後的方式。可以看到的一種落後的方式，就是在妻氏族的神(圖騰)下加個“氏”字，如《魯語》說的“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這個共工氏就是鯀，傳說中的軒轅氏、顓頊氏、祝融氏、少皓氏、重黎氏等氏名，也是這樣。這種方式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很容易把氏族名和“家”來人的氏名混淆起來，不易辨別。
上述氏名及其命名的規律，還都是屬於夏族的。夷族的氏名只見到姓上加地名或動物名的一種，其它的方式還不清楚。戰國以後，有些學者為了某種目的，虛構了一些準氏名，如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女媧氏、太皓氏、葛天氏等。在原始歷史的研究中，不應該有”他們"的位置，最低限度也該把它們和原始歷史上存在過的氏名，加以嚴格地區分，不容混淆。
閱讀更多 萬物簡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