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25 10:09 | 溫州日報
葉永烈在溫州圖書館講座。
轉瞬之間，改革開放已經40春秋。2018年4月13日，溫州市政協文史委員會主任盧劍平及金輝、鄭樸先生來訪，為《我與溫州模式》一書約稿。
我並非研究溫州模式的專家，沒有寫過關於溫州模式的學術論文。我忽然記起，我和妻子、長子在1987年初曾經一起去溫州探親，當時正值“溫州模式熱潮”之中。回到上海之後，一家三口都寫了關於溫州模式的文章：
我寫了一萬多字的報告文學《中國改革的試驗區——溫州模式》，發表於1987年8期《青春》文學雜誌，被1987年10期《新華文摘》、第6期《報告文學選刊》(雙月刊)、第11期《青年博覽》全文轉載，還收入諸多報告文學選集。
妻子寫了散文《人老而屋新》，長子寫了《我看改革中的溫州人》，竟然在同一天發表——1987年2月17日上海《新民晚報》在副刊“夜光杯”刊出《人老而屋新》，而北京的《光明日報》則同時在頭版的“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專欄刊出《我看改革中的溫州人》。
像這樣一家三口寫溫州模式，恐怕絕無僅有。
這一家庭佳話，使我記起難忘的採訪溫州模式之旅：先是在1986年11月14日至11月20日，我回溫州採訪溫州模式。我被溫州模式所深深吸引，回到上海之後，在家裡作了“長篇報告”，妻子與長子聽罷，對溫州非常向往，鼓動我帶他們去溫州看看溫州模式。於是，兩個月後，趁著身為教師的妻子與身為大學生的長子放寒假之際，在1987年1月18日至1月25日，我帶著他們一起回溫州。他們也被溫州模式深深感染。這樣，才有了一家三口寫溫州模式的佳話。
兒時的葉永烈與父親在鐵井欄自家門口。
“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報端，是在1985年5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報》。那天《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報道，並配發評論文章《溫州的啟示》，在評論中提出“溫州模式”。從此，“溫州模式”逐漸升溫，越來越熱。雖說我生在溫州，長在溫州，但是自從1957年考上北京大學以後，就離開了故鄉，只是去溫州探望母親時在那裡小住數日。1982年初，我把母親接來上海之後，就多年沒有去溫州。然而，就在這幾年間，溫州發生鉅變，溫州模式誕生了。在溫州模式沸沸揚揚的時候，我決定回溫州看看，在1986年11月和1987年1月兩度前往溫州採訪溫州模式。
當時，溫州交通還很不方便，沒有一寸鐵路，沒有高速公路，飛機場也尚未造好。從上海到溫州，要麼坐火車到金華，再從金華換乘長途汽車沿著甌江之畔崎嶇的公路到溫州；要麼從上海乘坐輪船去溫州。相對而言，乘船更為便捷省力。在北京大學上學時，我途經上海回溫州，乘坐的是“民主18號”輪船。我這兩次回溫州，乘坐的是“瑞新”號輪船。這是一艘雙體船。上午9：30從上海十六鋪開船，翌日8：30抵達溫州麻行僧街碼頭，要花費一天一夜的時間。
到了溫州之後，我住在松臺旅館。那時候的溫州，處於崛起的前夜。出現在我眼前的，雖然還是舊城一座、小城一座，但是在改革春風吹拂下，正在醞釀脫胎換骨，正在以溫州模式作為突破點突飛猛進。當時溫州沒有出租車，只有三輪車。遠一點的地方，除了公共汽車之外，還有三個輪子的“狗兒車”。我從親友家借了一輛自行車，溫州城不大，所以自行車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我熟門熟路，從百里坊、解放北路、解放南路、五馬街、蟬街、人民路兜了一圈。那時候，溫州除了在甌江碼頭新建一幢12層的高樓之外，城內似乎面目依舊，大體上還是老樣子。但到處是小攤、商鋪，市場活躍，生機蓬勃。
我重點採訪溫州模式的三個不同的典型——蒼南龍港的農民城、永嘉橋頭的紐扣市場和樂清柳市的電器市場。
那時候從溫州去蒼南龍港鎮，交通甚為不便。要乘坐汽車經甌海、瑞安、平陽，乘坐渡船渡過飛雲江、鰲江兩條江，才到達龍港鎮。龍港鎮令我耳目一新，因為這座新城是由一幢幢整齊的三、四層新樓組成，有點像美國的聯排別墅。這些新樓底層開商鋪，二、三、四層住家，這些新樓不是政府出資蓋的，而是由四鄉的“萬元戶”們自己出錢按照統一模式建造的。我兩度從溫州前往龍港，採訪了龍港鎮長陳定模。他向我講述了這座“農民城”的歷程。
經甌江大橋，我專程到永嘉縣橋頭鎮採訪紐扣市場。那是一個眼花繚亂的地方，各種各樣的小商品琳琅滿目，人頭攢動，熱鬧非凡。溫州的起飛，溫州民營資本最初的積累，就來自小商品。紐扣就是小商品，而永嘉橋頭的紐扣市場，為一大批溫州民營資本家積累了原始資本，賺到了第一桶金。這一溫州模式後來被髮揚光大，才有今天浙江義烏的小商品城。
汽車駛過楠溪大橋，經過樂清白象，我到柳市採訪電器市場。父親是樂清人，我曾經多次隨父親到過樂清白象、柳市。那裡原本是出產香糕、泥蚶、炊蝦(蝦皮)、魚鯗的地方，怎麼忽然搖身一變，成了名聞遐邇的電器市場？這簡直是顛覆性的。然而出現在我的眼前的種種電器，表明了柳市的“華麗轉身”。生產電器畢竟不像生產小商品那樣簡單，這表明溫州的民營經濟正在邁上一個新的臺階。柳市的蛻變、鉅變，意味著溫州人不再侷限於小商品小打小鬧。
採訪了龍港的農民城、橋頭的紐扣市場和柳市的電器市場，使我對於溫州模式有了深刻的印象。我意識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開放的歷史性大轉折之後，中國大地百花爭豔，百舸爭流，而溫州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
畢竟是溫州人，我在溫州有著廣泛的人脈。我拜訪溫州市教育局副局長、我的表姐夫施振聲，父親葉志超好友楊玉生醫生的兒子、溫州市科協副主席楊學德，我也拜訪中學時的語文老師、作家金江，我的親戚、作家馬允倫，老作家馬驊，鐵井欄醫生、父親友人邵堯夫，父親的學生戈魯陽(作家戈悟覺之父)、金伯龍等等。通過他們，瞭解改革中的溫州的潮頭潮尾，瞭解他們對於溫州模式的種種看法。
葉永烈夫婦（右二、右一）回到母校——溫州瓦市小學。
我還第一次拜訪了住在龍港的恩師、作家楊奔。我11歲時向《浙南日報》(《溫州日報》的前身)投稿，就落在副刊編輯楊奔老師手中，他把我的這首小詩發表了，使我深受鼓舞。
有趣的是，夫人楊蕙芬已經17年沒有回到溫州，25年沒有回到家鄉平陽張家堡(後來劃歸蒼南)，這次溫州之行使她感觸良多。平日教作文而很少寫“作文”的她拿起了筆，寫出散文《人老而屋新》。
寫完之後，她說：“投給《平陽報》吧！也許，縣裡的小報會登我的文章。”
“不，寄給《平陽報》不行——你的文章寫的是平陽的情況，給了《平陽報》，豈不成了往森林裡運木頭！”我建議她投給上海的《新民晚報》，因為這家報紙的副刊“夜光杯”常常刊登外地見聞之類的文章。
“《新民晚報》？！”她吃了一驚，連連搖頭說不行，因為那是當時發行量達150萬份的報紙呀。
忽然，她來了個180度轉彎，說道：“對啦，你認得《新民晚報》的許多編輯，你替我寫張‘介紹信’！”這一回，我連連搖頭：“憑‘介紹信’，就是文章登了，也沒意思！寫文章要靠真本事。文章寫得好，報社就會登的——你要相信編輯是公正的。”
她對我的話將信將疑，說道：“試試看吧！反正我是無名小卒，無所謂！”
她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只說明自己是上海某中學的教師，通訊處也是寫某中學，完全跟我無關。信封上寫《新民晚報》編輯部收。她把稿件塞進郵筒時，是1987年2月4日中午。
沒有想到，《新民晚報》在2月17日便發表了她的《人老而屋新》，這使她激動不已。
真是無巧不成書，也就在2月17日，《光明日報》在頭版“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專欄裡，醒目地刊登了我長子葉舟的文章《我看改革中的溫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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