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君與臣的歷史。君臣的氣質不僅決定著王朝的命運，更決定著時代的底色。走馬燈一樣坐殿登基的君主和不倒翁一樣左右逢源的宰相，成為五代極富辨識度的歷史景觀之一。如果說公元954年的春天具有某種象徵意義，“雄主”周世宗的華彩表演與“賢相”馮道的黯然謝幕顯然昭示著“五代式”的君臣組合已經走到歷史盡頭。馮道離世之時，朝野一片悲慨，其在當時輿論特別是民眾心中有著特殊的分量。但亂世結束，首先是史官、其次是理學家，還有一千多年後的正統史學家，對馮道進行了無情撻伐；雖偶有稱頌其人如王安石者，但總顯得有些另類。馮道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事蹟究竟是如何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臣子”形象？這裡還是首先蹈襲史官的筆觸，從正史中馮道的初始“人設”說起。亂世士大夫的初始人設李唐末葉，馮道出生於河北瀛州一個世代為農、間有讀書傳統的家庭。他的家庭大概比較困苦，使馮道從少年時就養成清貧自守的“儉德”，無論生活條件多麼惡劣皆安之若素。後來他的官越做越大，仍保持這種儉約的美德。艱苦樸素，是史官為讀者設置的馮道第一印象。
馮道畫像。 馮道字可道，自號長樂老，瀛洲景城（今河北獻縣）人。他先後歷經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周四朝，服侍過十幾位君主，受到後世道學家對其政治操守的抨擊，但也有人認為，馮道在五代亂世中對恢復生產，制止過度殺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馮道年輕時即刻苦讀書，而且頗善作文，被當時朝野一致公認為儒家經典掌握紮實、文章高明的代表。“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他常引的詩一時在綺麗奢靡的後唐宮廷中流行。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的發展傳播史上也要提馮道一筆。馮道首次用雕版大量刻印儒家經典，使得寒門子弟因更易獲取書籍而得到教育機會與上升空間，而此前的印刷術主要用於佛經的傳播。另一方面，馮道因為博覽經籍而頗通治術，很有治國的本領。在此，我們獲取了馮道的第二重人設：踐行儒學、弘揚正能量的文化人。馮道少年時代，李唐王朝的基本統治秩序已近乎瓦解，他踏入仕途是從作為軍閥劉守光的掾屬開始。劉守光繼承其父劉仁恭的地盤割據今北京一帶，為人荒淫殘暴、好戰嗜殺。馮道曾審時度勢，勸劉守光不要貿然興兵征伐，被下獄並險些喪命。後來馮道轉投實力更雄厚的老牌軍閥河東李克用勢力並得到重用，追隨李存勖南征北討，在攻滅後梁勢力後正式榮登宰輔之位。馮道的第三屬性在此凸顯：一個輔佐軍閥、從事實際工作並頗有建樹的“師爺”。艱苦樸素、業儒崇實與效力武人，馮道的三重人設在史家筆下被反覆暈染。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暈染並非無心之筆，重疊浸潤之下，一種不同於唐代後期士大夫的基本形象呼之欲出。我們可以對照馮道的三條標準，先看看唐代後期士大夫的基本形象究竟如何。
《文苑圖》，五代，周文矩，絹本設色，描繪中唐時文人錢起、劉長卿等在琉璃堂宴集吟詩作文的場面，表現了當時文人生活場景。馮道的第一重人設是艱苦樸素，唐代後期士大夫則是縱慾奢靡。在“衣”的方面，唐代男性服裝受到官階與制度限制，在樣式與顏色方面不能越制，但用料則日益講究。在“食”的層面，唐代士大夫對美食的追求一如他們對詩歌的厚愛從未消歇。近40年來，丁卯橋、法門寺等地晚唐金銀器的出土，直觀地將這種時代的奢靡之風呈現給我們。
唐鎏金鴻雁流雲紋茶碾子，1987年出土於陝西寶雞法門寺地宮，現藏法門寺博物館。唐人吃茶先用茶碾將茶葉碾碎，然後將茶末衝飲。該茶碾通高7.1 釐米，長27.4 釐米，槽深3.4 釐米；轄板長20.7 釐米，寬3釐米，重1.168千克，整體銀製紋飾填金，彰顯中晚唐時上層生活中的奢靡風氣馮道的第二重人設是業儒崇實，晚唐士大夫則是好文務虛。《封氏聞見記》中記載，士大夫大對經典只有碎片化的理解，而且錯誤很多，對儒學宗旨懵然不知。儒學宗旨並非只有道德訓誡，還包含有許多統治技術。當時社會推崇士大夫的文學能力，其核心是講求對仗、聲韻與用典的駢文。駢文講求辭藻華美、用典豐富，對形式的考究遠大於對內容的要求。由此造成士大夫風氣日漸浮華，人們沉浸於文字構造的綺麗世界中不能自拔，洞察與改造現實的能力日漸衰弱。馮道的第三重人設是出身僚佐，而晚唐士大夫則是“清流”自命。唐人做官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基層公務員選拔與“官二代”直接入仕三種途徑。但到唐後期，通過科舉考試特別是進士科的選拔進入官場，逐漸被視作“正途”。相形之下，馮道侍奉粗魯的武夫、從處理日常庶務起家做官的路徑，在“清流”眼中是上不得檯面的。正是秉承這樣的初始人設，馮道最終崛起為五代亂世士大夫的代表。在他掌握朝政的時間中，以其獨特的風格對晚唐士大夫的諸種習氣進行了矯治。從後唐時期擔任宰相以來，馮道率先垂範，抑制士流奢靡之風。然而，馮道的標本意義並非在於這三重基本“人設”，他的更大價值還在於他獨特的政治人格之中。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毋庸置疑，馮道之所以著名，首先還在於他歷事“四朝十三帝”而不倒的經歷。至於馮道如何做到這一點，後世簡單化地抨擊集中於他“賣國至賞”“大節已虧”。然而馮道畢竟真實得到了當時朝野的擁戴與不同君主的禮遇，只強調他的無恥與善變，在常識上是不可能的。馮道獲得當時之聲譽，首先在於他的政治擔當：在亂世中儘可能減輕民眾的痛苦、維持國家機器的基本運轉。畢其一生，他始終是使命般地踐行這兩點。馮道在累朝為官的宦海生涯中，首先致力於維護百姓的生命不至喪失、家庭不至離散，其次在於減輕百姓負擔，儘量降低戰爭與惡法的掠奪。面對政變攻伐之際充滿戾氣的武人，馮道不止一次勸諫制止他們不要屠城或濫殺，不要過分蒐括財務。
五代時期，各朝君主皆為武人，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治國經邦捉襟見肘。面對這些人時，馮道便堅守一種“技術官僚”的立場，而這“技術”就是基本的統治技術。在唐、晉兩朝，馮道都拒絕了君主關於軍事事務的詢問，堅稱自己的職責是“守歷代成規”並做好文官系統中樞的管理工作。所謂文官系統，從結構上看是一個從上到下等級分明、分工嚴密的科層系統；從運行流程上觀察，則是一個文書行政系統。馮道步入宰輔前最重要的一個階梯，就是擔任李存勖霸府的掌書記。這個職位不但要撰寫軍事文件與外交文件，還要批答處理各類表章奏啟之類行政事務性文件，由此鍛鍊了馮道對文書行政系統的超強駕馭能力。後晉廢除樞密院恢復中書省，馮道總攬中書大權，儼然唐代首席宰相再臨。依靠對這套文書行政系統的熟練駕馭，馮道掌握了那個時代的核心統治技術，稅收、法令、人事的事務皆可措諸指掌，使得中原政權的國家機器在戰亂中基本得以維持；甚至在被契丹劫持留滯河北的最黑暗時刻，馮道還能領導這個半俘虜狀態的文官小集團發揮一些基本的政治功能。馮道的仁愛之風給他積累了崇高的聲望，而對中樞事務的熟稔又使他具有了“不可代替”的底氣，也使他獲得了豐厚的人脈與名望。但僅僅保持愛民的態度與恪守“技術”官僚的本分，馮道的政治擔當還不足以成立；變幻莫測的亂世中，政治手段的圓熟尤其必不可少。馮道所成功採用的政治手法，就是無原則地向強權低頭，從而將君臣之義拋在一邊，有時甚至不惜扮演小丑的角色。後唐末期，潞王李從珂在鳳翔起兵來攻洛陽，後唐愍帝李從厚出逃衛州。作為重臣的馮道在李從珂尚未到達洛陽時便讓中書舍人盧導上表勸進。盧導認為臣子者拋棄有大恩的故主十分不妥，馮道祭出金句：“凡事要務實。”“兒皇帝”石敬瑭靠契丹支持取得帝位，對這強大外援自然不敢怠慢，要派遣重臣出使以示親善，爭取利益，多數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權認為兩國若平起平坐也就罷了，但現在既以契丹為“父”，等於以“陪臣”之身份朝拜“夷狄”，受不了這種羞辱。只有馮道慨然允往出使，到達契丹後隱忍著氣候的苦寒與胡人的蔑視，對契丹君主耶律德光大拍馬屁，尤其是在耶律德光頒賜牛頭等物後立即賦詩稱謝；臨崩時，石敬瑭欲立幼子重睿，命左右將其置於馮道懷中，拳拳託孤之義溢於言表；然而石敬瑭屍骨未寒，馮道便改立更為老成的齊王重貴。不久後晉被契丹滅亡，耶律德光以勝利者的態度在汴梁奚落馮道不能善盡輔佐之節，並譏諷地問他是何許人也，馮道面不改色地答道：“無才無德，痴頑老子。”但馮道極盡恭維之後，又勸諫道：當今天下的百姓，神佛都救不得，全靠皇帝陛下，說得耶律德光大悅，遂大為收斂了在中原的殺戮收斂，百姓更加稱頌馮道。 
石敬瑭從這些事蹟可以看出，馮道拜倒強權、絲毫不顧及君主的囑託，有時又自汙到了近乎醜惡的地步，確實可以說是一種“苟且”。然而馮道在每次政治上的“苟且”之行時，並未表現出一副躁進僥倖的小人嘴臉，相反卻一直十分平靜。這種平靜，既來自於深厚的儒學修養，更來自於其對亂世中個人乃至政權無常命運的參悟。馮道曾寫下一句著名詩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不問“前程”的“好事”，既可以理解為個人善舉的不計利害，可印證其政治擔當的堅定，拳拳之心溢於言表；但在另一層面還暗含著這樣的意思，即這善舉可以完全按照個人標準執行，根本不需為政權乃至君主的前途負責，一種冷峻甚至冷漠的情緒貫穿始終。“擔當”與“苟且”並存，馮道的政治人格方為完整。 馮道早年時曾作詩明志：“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此詩創作於五代亂世剛剛開始的最黑暗歲月，卻令人驚訝地洋溢著一種緝熙光明的氣氛。其中的主題有兩點：首先，個人不要為時局的走向縈懷，現實“存在”即合理，相信未來是美好便足夠；其次，個人要謹守私德、心中無惡，看似兇險坎坷的前途自然廣闊。當我們以後見之明觀察時代走向與馮道平生所為，確乎也與詩中所論若合符契。但我們仍然要追問，馮道這種自信與從容究竟是怎樣從內心發展出來的？儒家歷來講究“內聖”與“外王”的雙重追求，但在事實上儒者自身能夠左右的只有“內聖”一途即自我修為，能否實現“外王”首先取決於時代的際遇、取決於個人能否“得君行道”，於是“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便成為一種更普遍的選擇。
但如果每一個不幸耽逢亂世的士大夫都“卷而懷之”，那麼亂世之民誰來拯救？可如果在“亂世”時積極入世，所遇皆是“無道”之主，怎樣能確保自己不隨波逐流甚至助紂為虐呢？馮道的實踐給出了答案。首先，修持內心、節制慾望，不於亂世中“苟得”，這樣確保自己的行為就不是逐利的、自私的；其二，無論現實多麼殘酷，相信未來必趨於美好。歸根到底，馮道並非雄才大略式的人物，卻因此探索出一條多數士大夫可以遵循的亂世軌道來。這條軌道最核心的“選線標準”，就是如何為自己選擇一個恰當的政治目標，而核心就是如何處理君臣關係。事實上，馮道對君主的要求很低，能做到慎戰、止殺、恤民等等，自己也不去建立與君主間的眷戀與責任感。五代亂世，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殘酷和無常養成了馮道獨特的現實主義精神與心理機制，但也因此限制了他的心靈，使他註定只屬於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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