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日前發佈報告指出，當前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在於兩國國內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中美經貿關係不會走向全面對抗，中國可以承擔中美貿易摩擦的短期衝擊，但要把握戰略定力，以鬥促合，苦練內功。
在中美貿易摩擦加劇，“貿易戰”第一槍已經打響之際，由李稻葵領銜的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7月8日發佈了一份題為《以鬥促合、苦練內功，打造中美合作關係新格局》的中美經貿關係戰略報告。報告內容豐富，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對當前中美貿易關係進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
報告首先回顧了近30年來美國對中國發起的四次貿易戰：
第一次：1991年4月-1992年1月
聲稱的懲罰：針對紡織品、服裝及電子產品等106種產品列出了總共15億美元的懲罰性徵稅
後果：簽署《中美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中國承諾加入國際條約和修改有關法律；簽署《中美市場準入諒解備忘錄》
第二次：1994年6月-1995年2月
聲稱的懲罰：向24類、價值28億美元的產品徵收100％重度懲罰性關稅
後果：達成第二個知識產權協議，中國承諾採取一系列執法措施
第三次：1996年4月-1996年6月
聲稱的懲罰：對紡織品、服裝和電子產品等價值3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100％懲罰性關稅
後果：簽署《中美知識產權磋商協議》，對美出版物和音像製品進口不設限額，並大幅降低關稅，設立合資企業等
第四次：2005年4月
聲稱的懲罰：如果人民幣不升值，就對中國出口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徵27.5%的懲罰性關稅。
後果：2005年7月，人民幣實現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報告認為，這次的中美經貿摩擦不同於以往的四次貿易戰。其根本原因是，中美兩國各自國內的政治經濟格局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先來看美國方面，報告指出美國國內的“精英美國”和“傳統美國”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矛盾激化，“傳統美國”派目前佔上風。
“精英美國”
代表人物：基辛格
“精英的美國”是我們所習慣和熟知的美國，比如高校學者、世界銀行、華爾街等金融機構等。他們的對華政策向來基於“中國將逐步自由化並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的假設，認為只要充分保持對華優勢，美國就能夠阻止中國在軍事領域試圖與美國競爭，其關鍵在於“美國主導”。
“傳統美國”
代表人物：特朗普
“傳統的美國”是一個我們相對較為陌生的美國，他們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深深地植根於清教徒理念之中。孤立主義是這一群體國民性的最重要表現之一。
就對外貿易而言，“精英美國”和“傳統美國”分歧的焦點在於是否需要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和保持聯繫。前者主張積極融入全球化，而後者則剛好相反。然而在一個問題上，這兩派人群的觀點出奇地一致——那就是把矛頭對準中國。對於“精英美國”而言，為了建立和維護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必須打擊中國來鞏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權威和領導。而對於“傳統美國”而言，中國廉價的人力成本等生產要素方面的優勢使得國際分工過程中大量就業崗位從美國流失，因此他們需要通過各種手段將製造業帶回美國，從而為美國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再看中國，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國人民朝著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不斷前進。中國的經濟實力明顯增強，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國際影響與日俱增，主動參與國際治理和格局重塑，逐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面對一個發展道路不同、綜合實力不斷提升，與之差距逐步縮小甚至部分領域有所超越的新時代的中國，美國需要較長時間適應、磨合與接受，中美在貿易等局部領域衝突不可避免。在這種新形勢下，面對眾說紛紜的中美貿易關係未來走向，報告認為，我們需要以底線思維分析兩國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從理性出發推演最壞的情況，以此為基礎才能制定精準、有效、理性的應對策略。報告的觀點是：中美不會走向全面對抗，更不會走向新冷戰甚至軍事戰爭，原因有三：
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在當前的全球經濟體制下，中美兩國經濟之間通過三條重要渠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第一條渠道是國際貿易。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4298億美元，佔中國全年商品總出口的19%；美國向中國出口商品1539億美元，佔美國全年商品總出口的10%。第二條渠道是國際投資。2015年，在華美資企業實現銷售收入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而中國企業截止2016年底累計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已達到1090億美元，遍及美國50個州中的46個。
第三條渠道是人員交往和人力資本互通。2016年，中國赴美國留學的人員總數高達35.3萬人，佔到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34%；而美國到中國留學和旅遊的人數也持續增加。在這種深度交融之中，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是在逐漸下降的，而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依賴則與日俱增。2001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佔中國總出口的20.4%，從美國的進口占中國總進口的10.8%，而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則分別佔中國總進、出口的18.9%和8.4%。與這種趨勢相反的是，從2001年到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和進口占其總出口和總進口的比重從2.6%和9.0%分別上升至8.4%和21.6%。
中美訴求在戰略上互補
“傳統美國”與“新時代中國”有相似的目標。“讓美國再次偉大”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基本要求都是讓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但兩國的具體做法卻大相徑庭：傳統的、光榮孤立的美國試圖減少國際貿易，減少全球治理參與和責任承擔；而中國比以往更加積極參與國際貿易體系與國際治理。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政治家看來，對外開放、增強合作不是做姿態、圖虛名，而是帶來進步的要義，是歷史潮流。報告認為，兩國截然不同的做法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原因。
首先，回到“兩個美國”的問題上來，“傳統美國”崇尚孤立主義，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對開放沒有好感。而“精英美國”雖然贊成開放，但他們主張的開放是“以我為主”的開放。與之相對，以天下為己任一直是中國精英階層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國士大夫的堅持的原則，即便有“中央之國、天朝上邦”的優越感之時，中國也從未強迫他國放棄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因而，面對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傳統美國”感到厭惡，“精英美國”將不能同化的異己視為敵人；而中國則既不對開放本身感到厭惡，也願意與不同於己者進行合作。
其次，中美兩國對封閉和開放的歷史記憶不同。美國直到二戰前一直是一個封閉大市場，美國經濟依靠特定歷史背景，在封閉之下快速發展，因此在美國人的記憶中，封閉不一定是件壞事。反觀中國，1840年以來100多年的屈辱歷史歷歷在目，對中國人來說，封閉就意味著貧窮與落後。再次，兩國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報告援引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最近一段演講指出，美國當前的問題從本質上講已不是增長問題，而是分配問題。然而對中國而言，發展仍是第一要務。
最後，兩國政府參與經濟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不同。中國的開放不是一步到位、自由放任的開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開放。而美國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濃厚的自由主義底色。美國焦慮來自中國消解國際貿易負面影響的經驗與其一貫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發生衝突。
中國可承擔貿易摩擦的短期衝擊
7月6日，美國打響了貿易戰“第一槍”，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中國也採取了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予以還擊。但如果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全部商品加徵關稅，結果又會如何呢？報告對這種極端的情形進行了推演，得出兩種可能的結果：
情境一：美國加關稅，中國不加徵報復性關稅。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美出口量將下降11%，即500億美元。目前中國的GDP為12萬億美元，因此出口下降將拖累中國GDP增速0.4個百分點。
情境二：美國加關稅，中國加徵報復性關稅。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淨出口直接受影響將下降到400億，此出口下降將拖累中國GDP增速0.34個百分點。
除了直接影響，報告還指出應當考慮貿易戰對整體經濟影響的乘數效應。但短期來看，乘數效應有限，因此中美貿易帶來的衝擊中國是可以承擔的。
雖然中美並不會走向全面對抗，但兩國經貿關係的變化的確值得重視。報告認為，當前形勢下的應對之策在於：短期以戰促合，長期苦練內功。短期來看，考慮到今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這一重要時間點，報告建議在中期選舉之前對美國採取的貿易制裁進行堅決反制。
特朗普若要爭取連任，對於美國經濟的短期走勢必然有所顧忌，因此中國可以通過主動回應，爭取籌碼。長期來看，報告指出，未來在中國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顯著超越美國之前，中美關係將始終處於不穩定狀態，階段性的經貿摩擦將成為兩國關係的常態，直至達到新的均衡點。因此，中國必須做好持久努力的準備。報告中還提出了九條具體建議：
1.防止輿論放大不理性的認知，既要嚴防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也要防止一味自責將中美矛盾歸咎於中國自身發展所致的形勢誤判。
2.保持歷史耐性和戰略定力，牢牢把握戰略主動權，避免非理性應激反應。
3.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環境，做好資本賬戶管理，防範跨境資本快進快出引致金融危機。
4.適時主動推進東亞、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營造穩定健康的睦鄰經貿環境。
5.樹立底線思維，建立多重保障維護能源供應安全。
6.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激活知識產權市場，多管齊下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
7.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落實國有企業相關改革，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優化資源配置效率。
8.加強住房、醫療、教育等關鍵領域的民生建設，著力化解社會矛盾。9.從中國經濟實踐中系統總結經濟學理論，促進學術交流和相互理解，打消西方世界的疑慮，貢獻中國智慧。
展望未來，報告認為中美雙方一定會迎來一個新的穩定期，如果應對得當，這次中美經貿摩擦將會“磨合”出一種中美合作的新格局。這個新格局有三個重要標誌，即美方的“三個接受”：
第一，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發展道路不同、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經濟發展道路的事實。
第二，必須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國和即將成為的經濟第一大國在周邊事務所擁有的主導力。
第三，必須接受中國在改善全球治理中發揮的與美國及西方“和而不同”、積極有為的、共利多贏的新型領導力。
（注：本文所有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環球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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