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清樣》—撰文 | 文一刀
春節，中國傳統節日中最厚重、最具儀式感的代表，忙忙碌碌庸常人生中一年一度的盛日。老百姓把春節的到來叫過年，但對有些人來說，春節臨近也意味著年關將至，在那些亡命天涯的罪犯、負債跑路的商人、討薪無果的民工、頑疾纏身的病人、被騙套牢的股民眼中，過年如過關，他們沒法兒過年。
還有那麼一群人，他們雖然還不至於像“沒法過年族”那般不堪，但也因種種現代“社會病”而對春節產生恐懼情緒，那些被逼婚的大齡未婚青年、終日拼搏仍手頭拮据的打工者、身處家庭、事業等各種瓶頸的中年油膩男們共同構成了“躲年族”、“恐歸族”，他們不是沒法兒過年而是不想過年。
不想過年的人放眼全國哪兒都有，但最近收到的一些讀者來信卻讓我看到在西安正誕生的一個群體，春節對於他們來說是：別想過年，不僅自己別想過年，家屬也別想過年！別想過年的原因則是一年來響徹三秦大地的那兩個字：菸頭。
來信的讀者就職於西安某景區（處於就事論事之考慮，來信所涉具體名稱等隱去），其提供的單位通知顯示內容稱：為確保2018新春文化活動的順利開展，增強人員後備力量，經公司領導同意，現擬成立一個名叫“家屬應援團”的組織，報名人員範圍是公司員工的家屬和親朋好友。應援團工作時間為大年初一到正月十六，每天早10點至晚10點。在應援團主要工作職責描述中，排第一位的是：菸頭垃圾撿拾。
通知中，一方面稱是本著自願原則，但緊接其後便稱要“及時做好部門所有員工的通知及動員工作”。
“有一句歌詞唱到‘你不讓我開心我不讓你過年’，但（我們的）現實是，我不讓你開心也不讓你過年、連你家人都別想過年”，面對上述動員令，這位景區員工發出瞭如此感嘆。
他在來信中寫道：“過年本是舉國同慶、家人歡聚一堂的日子、在外辛辛苦苦一年、誰不想在過年期間陪陪家人，看看每年新聞中的春運大潮，就知道，年是中國人永遠割捨不下的鄉愁。不過近年來，春節期間旅遊也是不少人的選擇，我作為景區工作人員自然也理解每個節假日都要值班。不理解也沒辦法，也習慣了。但這次真是令我無言以對，小小一個菸頭、說的廣泛一點，地上的各種垃圾，一點垃圾重要還是上下五千年的中國傳統重要？大過年的不僅讓員工要撿破爛，還讓發動親朋去撿破爛？個別人（此處編者刪去三個字）就認為沒人要臉似的（真實想法比這粗俗一點，為了和諧就不說了）五湖四海的遊客作何感想？是說新一線城市西安就是好，這麼多年輕人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為城市美化做貢獻，還是說這些人腦子都有病呢大過年的拿個棍子胡轉悠？”。
在來信中，這位讀者也談及自己在一年撿菸頭實踐中的一點兒辯證思考，他寫道：“我每週根據公司安排、要撿6-12小時菸頭、甚至更多，試問我把這些時間做其他事情更有用還是撿菸頭更有用呢？不言自明。我去年平均約八天看一本書，如果不是因為撿菸頭我相信這個數值會更小。去年跑步213.99km，如果不是因為撿菸頭我相信這個數值會更大。西安出臺多項措施來引進人才，包括解決戶口等各項舉措。引進人才、促進交流、當然也沒錯、但為何不著力培養屬於西安的骨幹力量、讓本地人不用羨慕北上廣的高工資與更多機會還有更好的平臺。整天讓西安人撿菸頭，卻高薪聘請外來人口希望西安有更好的發展，他們會不會因水土不服而無法施展拳腳或顧此失彼呢？說句玩笑話、如此下去、再過幾年，西安各行各業的精英們將都是外地人，因為西安的這幫（此處編者刪去三個字）們，只會撿菸頭”。
記得小時候看過一部西影拍的電影叫《神鞭》，是根據馮驥才“俗世奇談”系列小說之一改編，講述清末民初的天津衛，小販傻二接連以祖傳一百零八式“辮子功”打敗流氓惡霸和日本武士，享譽津門，被稱為“神鞭”，然而面對八國聯軍槍炮，傻二發現自己的辮子功根本無能為力，最終他改弦更張，剪掉辮子成為北伐軍中的神槍手。
電影中有一句印象很深的臺詞是：鞭剪了，神留著。其中含義就是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無論何種載體、何種形式，是要靠內容也就是蘊含的神來起作用。由此聯想到西安的撿菸頭活動，除了其本身具備的保潔內容之外，大肆推行一年多的實際是以菸頭為載體與象徵的內涵和精神。
正常理解這菸頭精神，無非是由細節、專業和責任三方面構成：做事重細節、治理講專業、履職需擔當。這樣的菸頭精神，對於各行各業有各自對應的表現和要求：對醫生來說，菸頭精神就是中醫好準脈、西醫縫好針；對律師來說，菸頭精神就是別吃了原告吃被告；對廚師來說，菸頭精神就是菜洗淨、肉切好，別拿抹完清鼻的手在食材上捏來捏去、莫用鍋裡的漏勺去在下水道又攪又通；如此類推。
而單純保潔意義上的撿菸頭，按照社會分工原則，理應交給幹此工作的人員去幹好，如果醫生不看病了、司機不開車了、廚師不做飯了、學生不上課了、老師不教書了，都去撿菸頭，這不僅是一種上山下鄉式的運動，而且會引發得其形而忘其本的後遺症：撿起了菸頭，丟掉了菸頭精神，就像電影《神鞭》中的那些反例：辮子留著，神已空空。—《調查清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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