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傷痕》誕生在復旦大學，其實並非偶然
”
盧新華。資料圖
原文首發於429期《法治週末》18版
法治週末 徐家俊 | 責編：代秀輝 王碩
1978年8月11日，一篇名為《傷痕》的短篇小說，闖入文壇。
上海《文匯報》破天荒地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盧新華的這部短篇小說，該小說在當時幾乎吸引了全社會的關注。
《傷痕》連環畫封面。資料圖
一篇《傷痕》開啟“傷痕文學”
那年的盛夏，登有《傷痕》的上海《文匯報》一度脫銷，許多人競相傳閱。
短短數十天裡，編輯部與作者共收到一千多封讀者來信。《傷痕》如同一聲春雷，引發了思想界、文學界，乃至全國人民的集體反思，也標誌著一個“傷痕文學”的時代已經到來。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小說《傷痕》創作發表的第40年，筆者留意到一個以前不太清晰，後來卻由當事人來再現的文學歷史片段，那就是“傷痕文學”的代表性文物盧新華講述的關於小說《傷痕》創作前後的故事。
盧新華，現為美籍華裔著名作家。在復旦大學讀大一時，他就創作了短片小說《傷痕》，畢業後在《文匯報》工作期間寫了長篇小說《森林之夢》，出國後又出版了長篇小說《紫禁女》。
筆者所留意的歷史片斷，主要是《傷痕》這篇小說刊登前後的情況。果然，翻看一番資料，當中的內情還真不少。
據盧新華說，《傷痕》的發表，是《文匯報》文藝部集體討論的結果。時任總編輯馬達也對此文表示首肯和讚賞。那麼，這篇小說如何轉到報社的呢？
最初，《傷痕》在復旦校園的牆報欄引起了轟動。這引起了《文匯報》資深編輯鍾錫知的興趣。之後，報社通過熟人拿到原稿，當即打小樣，並分別寄送新聞、文藝、教育領域的知名人士，徵求意見。作家吳強、鍾望陽均看過這篇文章。總的來講，絕大多數持肯定意見。
一篇小說，要讓那麼多機構、權威專家過審，可謂是空前絕後了。審讀意見出來後，總得有人拍板。其間還有這樣一段插曲，馬達將《傷痕》報送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洪澤審閱。正巧，洪澤的女兒回家時見父親在看一份清樣，也要看一看，沒想到看著看著她竟然哭了，一下子抱住父親說：“我好久好久沒看到這麼好的小說了！”也許，最終的臨門一腳就是洪澤踢的：發表！
為此，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認為，《傷痕》的發表，洪澤是關鍵人物，這個人將來在文學史上是要提一筆的。
成熟思想和文學素養的積澱
作為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盧新華的思想怎麼會比一般的同學早熟呢？原來這同他與父親長期的爭執有關。父親看不慣他的言行，認為他一派“小資”腔調，還要他經常“鬥私批修”，而他則本能地牴觸、反感。
15歲那年，在山東出生長大的盧新華回到祖籍江蘇如皋插隊。到了農村，他見到縣裡一位高材生在挑糞，一問才知是因為其家庭出身是富農。高材生的這個遭遇，使他陷入沉思：怎麼可以“唯成分論”呢？
1973年，19歲的盧新華當兵了。在部隊當代理文書期間，他陸續看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的《羊脂球》，雨果的《悲慘世界》等名著，也開始在當地的《曲阜文藝》《工農兵詩畫專刊》上發表一些詩歌。
但是，真正觸動盧新華表達對那個時代與社會問題的思考，是在他入學後的一堂作品分析課上。1977年，盧新華作為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學習。
在這堂分析課上，老師談到魯迅好友許壽裳評《祝福》時說：“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這話觸發了盧新華對“文革”朦朧的反思。
此後一段時間，縈繞在盧新華腦際、斷斷續續的一個念頭終於蹦出來了：寫一個家庭悲劇。一個男孩因為父親被打成走資派，便斷然與家庭決裂；至“文革”結束，父子重見時，其父躺在醫院已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這與大家在《傷痕》中讀到的主人公並不一致，盧新華說：“後來考慮到女性的感情更豐富細膩，小說才改寫為一對母女。”從中可見，盧新華的成熟思想和文學素養的積澱，已為他的創作打下了基礎。
據盧新華講，寫《傷痕》用了三個晚上。第一晚寫了一頁，題目叫《心傷》，第二晚寫了後兩頁，把題目改為《傷痕》，第三晚從六點左右一直寫到凌晨兩點多，一氣呵成。及至完篇，他竟有“淚已盡”之感。
揉揉眼，筆一扔，心裡就一句話：“可以死了！”
那一年盧新華24歲。
進一步透視人性中的仇恨
然而，當盧新華把小說給一位大學教寫作的老師看時，老師否定了這篇小說；給班上幾個文藝理論水平較強的同學看，反響亦一般。
受到打擊的他，不再奢求發表，將手稿鎖進抽屜裡，心想：10年後再說吧。
那時候，盧新華所在的中文系，要定期出版牆報。一天，系小說組組長找到他說：“過兩天要出牆報了，你的小說稿還沒交呢。”盧新華想，《傷痕》既然發表不了，出牆報總可以吧！就這樣，他把《傷痕》謄寫好後交了出去。
沒過幾天，這篇讓人耳目一新的小說在校園裡引起了轟動；後來的故事便是如何在《文匯報》發表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了。
對於這段歷程，陳思和教授認為，復旦大學在當時的思想解放中是走在很前面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原來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楊西光，在後來到《光明日報》主持工作期間才刊發的。
爾後夏徵農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他也曾在復旦學報上發表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因此，《傷痕》誕生在復旦大學，其實並非偶然。
盧新華對此也有同感，回顧《傷痕》發表前後，他最感念的是復旦大學裡學習、創作、討論的濃厚氣氛，再也沒有人“打棍子”“抓辮子”了。
臨畢業時，人民日報社點名要盧新華去做團委書記，當時這可與地委書記級別是一樣的。
但盧新華心裡明白：一個聰明、智慧的人，是一個能最迅速、最準確、最及時找到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的人。他坦誠：自己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都掛在臉上，不適合從政。他最終對那個“位置”說了“不”。
此後，他就走上了當記者、“下海”經商、出國留學、海外打工、讀書寫小說之路。
盧新華當時選擇出國，用他的話來說：“不識中國真面目，只緣身在中國中。”他想通過“行萬里路”，換個視角觀察中國。
儘管《傷痕》發表了，但畢竟展現的是“舊傷痕“，他想進一步透視：人性中仇恨的魔鬼是怎樣被激發出來的。
他看到了過去“文革”的舊傷痕，經過幾十年的變化，他又關注著中國當今的“新亂象”。
閱讀更多 法治週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