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東古邑揭陽，見諸史載已有2200餘年，自古人文蔚茂，賢達輩出，素有“海濱鄒魯”“水上蓮花”之美譽。揭陽人在用勤勞和智慧推動經濟社會不斷髮展的歷史進程中，也積澱起了豐富的賢德文化，從地標性歷史文化建築到尋常的祠堂民居， 從流傳千古的先人賢德事蹟、文章到揭籍院士、道德模範、業界精英的賢德故事，從揭陽優秀民俗文化到身邊的凡人善舉所折射出來的正能量……無不湧現著揭陽人崇賢尚德的傳統和熱情。
為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揭陽人民共同擁有的這筆精神財富，榕城旅遊推出【講好揭陽賢德故事】欄目，深入挖掘賢德歷史文化，弘揚新時代揭陽“走在前列”精神，講好揭陽人的賢德故事，促進廣大人民群眾準確理解“賢德揭陽 揭陽進賢”的重大意義，激發全民內生動力，形成齊心協力推動揭陽振興發展的強大合力。
本欄目歡迎大家踴躍參與，文稿要求圍繞“賢德揭陽”主題，字數、題材均不限，請將文檔投稿至[email protected]，並在郵件中註明個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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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賢德文化發源於兩漢，振興於南宋，發達於明清。作為揭陽古代最高學府的揭陽學宮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揭陽賢德文化的培育基地，在推動本土社會進步，提升知名度和美譽度上貢獻巨大。時至今日，仍然是人們崇賢的聖境，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撐。
鄭楚藩 攝
繼往開來 不斷擴建
在中國，所謂學宮，其實是學校和文（孔）廟的結合體。對教育是否重視，也就是對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思想道德文化傳播是否用心，從來是衡量地方職官的重要標尺。《左傳》一針見血地指出：“官能宿業，教之所興；官苟非人，教之所廢。”正因如此，過去治理地方者，都把學校的建設放在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來經營。揭陽也不例外。
黃志輝/攝
由於地方官學（府學、縣學）等都以儒學為教學內容，因此又稱儒學。又由於這類建築都由學校和孔廟（宮）組成，所以叫學宮。揭陽儒學創建於縣治甫置的紹興十年（1140）。淳祐六年（1246），潮州知州陳圭第一次重修。景炎三年（1278）為兵火所毀。元代第一次重建。明清以後，自洪武三年（1370）知縣唐宗義、訓導全太沖，至清光緒二年（1876）知縣夏獻銘進行第二次重建，乃至把方向由“坐西北壬子向東南丙午之間”，改為“坐東北癸丑向西南丁未之間”，總共有過十九次不同規模的重修、擴建或重建。幾乎所有後來為揭陽人尊崇，供奉於名宦祠的揭陽各級職官，都參與過學宮的重修。
整個學宮組群佔地面積約2萬平方米，現存各類單體建築20餘座，是國內同類建築規模較大的一處。揭陽古城 袁楚生 攝
學宮的組成建築，是逐步豐富起來的。至乾隆間，已形成的主體建築有先師廟（文廟、孔廟）、欞星門、啟聖祠、名宦祠、鄉賢祠、明倫堂、進德齋、修業齋、號房、敬一亭、尊經閣、魁星亭、文昌祠等。其中號房、明倫堂、進德齋、修業齋和尊經閣，是直接用於講學、研習的地方，即學校的主體。孔廟、文昌祠、啟聖祠、名宦祠和鄉賢祠等“宮”的建築，是培養學生崇拜孔子、崇拜各類賢德人物，祈禱文運亨通的場所。
光緒二年（1876）把方向由東南改為西南，是根據傳統風水理論，有利於出文化人才而作的努力。以科學的眼光來審視，自然不足為取。但是這一舉動，卻很有代表意義：體現著地方官為地方文化的發展殫心竭慮，嘔心瀝血，這自然也就產生效應，讓渴望文運振興的士子們以及整個社會，對這些地方官的賢德感念不已，無形中形成一種以進取作為報答的理念和行動，從而使揭陽有了不息奮鬥的精神。
黃河 攝
前仆後繼 誨人不倦
揭陽學宮成為揭陽賢德文化的淵藪，士子心目中的聖境，與歷代有作為的長官，不斷修繕良化教育場所環境條件有關，更與他們以一種自覺的精神，前仆後繼，登臺講學，誨人不倦，使學宮學習氛圍濃厚，學術研討成風，賢才因之輩出有關。
明初泉州舉人劉潛夫“少有才名，貫空經史，馳騁百家學問，文章為鄉邦推重”。知揭陽縣，第一件事是興學育士，“蒞政之暇，謁聖廟，登講學，聚諸生，辯解《論語》《孝經》，夕始罷。旬月課文，評定甲乙，文運由是煥然一新”。當其以丁艱離職時，民眾乃作《去思碑》以志懷念。
明永樂二十年（1422）任職揭陽知縣的莆田進士徐資用，博學有才，政暇則與生徒講究經義與先賢事蹟，興辦學校，教訓童蒙，育人無數，後人乃把他供奉於縣中名宦祠。
黃志輝/攝
弘治十七年（1504），雲南舉人童琰任職揭陽知縣，第三個月即大舉興建尊經閣，廣儲圖書，為士子學習之助。開揭陽學宮有圖書機構的先河。對揭陽讀書風氣的推動十分深遠。
嘉靖十六年（1537），泰和舉人、潮州同知、王陽明的學生，著名理學家，代理知縣期間，與另一著名理學家，由御史貶為揭陽主簿的紹興人季本，時登學宮講臺，與諸生探討王陽明心學，推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對以揭陽學者為主體的“潮學”派的崛起，貢獻良多。
明末無錫進士高攀龍，東林學派中堅人物，被貶為揭陽典史時，日與諸生講究經義，對於“動靜”的辯證關係，有獨到理解，在學習方法上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心得。其對揭陽學術的推波助瀾，後世景仰不息。
黃志輝/攝
有清一代，熱心並躬行於學宮講學以啟眾智者依舊不絕如縷，如康熙三十年（1691）以貢生出任知縣的江夏人蔡端，非但捐巨資以重建明倫堂，且屢至其所，“申孝悌之教”；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揭陽縣事，後來升至台州知府的劉業勤，修學宮，建榕江書院，公餘“即與諸生研論經義，如父兄之訓子弟”，使“鄰封亦有風聞來學者”。此外，本籍進士許登庸、黃世傑也都長期在學宮講學解惑，以自撰講義《四書節解》《四書精選備要》《史鑑叶韻四千文》等作為輔導教材，有效地提高了諸生對於經義的理解與闡發，從而培育了他們的應試能力，為提高科舉的中試率提供了巨大的推助。
學宮的建設只是一個殼，一個場地，使之成為學術陣地、成為知識海洋的是踵武而至的學宮的教官、教師，以及關心學宮諸生學習的歷任知縣。沒有他們的言傳身教，就沒有揭陽學宮的聲名鶴起，就沒有“揭陽多士天下都”鼎盛局面的出現。
黃志輝/攝
專心向學 賢才輩出
揭陽儒學的開設，為賢才輩出創造了有利條件。自南宋以降，揭陽出產的舉人、進士，絕大部分經過學宮這一烘爐的冶煉。
據初步統計，八百餘年間，揭陽（指今揭陽市）一共出產了95名文進士，以朝代分，宋朝33人，元朝1人，明朝37人，清朝24人。以當時的區劃（揭陽、惠來、普寧三縣）分，揭陽縣佔62人，惠來縣25人，普寧縣8人。至於舉人，明代揭陽出產208人，惠來23人，普寧15人；清代揭陽132人，惠來77人，普寧54人。從這組數字，就可以看到揭陽儒學在作育人才上的貢獻。
黃志輝/攝
揭陽學宮不但走出的人才數量大，質量也高，如宋代的王中行、黃煥國，元代的黃點，明代的徐虔、吳裕、王昂、鄭一初、黃國卿、郭之奇、黃奇遇、許國佐、羅萬傑，清代的許登庸、鄭大進、黃爽、曾習經等，都是或為名宦，或為鄉賢，名留青史的人物。
黃河 攝
揭陽在明清兩個在全國叫得響的學術群體：潮學派和揭陽先生的中堅分子，如前者的楊瑍、楊瑋、薛侃、黃國卿、吳繼喬，後者的黃勳、黃爽、許登庸、黃世傑、袁煉、鄭溶等，也都從揭陽學宮的泮橋上走出。
明清兩代，揭陽在全國學術界有影響的著作，如《經傳正義》《魯論真詮》《翁東涯集》《宛在堂文集》《新定道德經》《百州堂集》《四書節解》《愛日堂文稿》《初學藝引》及《蟄庵文存》等，也都為當年原是揭陽儒學諸生的學者們所撰述。
袁建雄/攝
學宮，作為揭陽賢德文化的淵藪，集中了近九百年儒學建築理念、實踐與遺存，集中了近九百年以德為先教學思想和實踐的豐碩成果，集中了近九百年慕賢追賢成賢的楷模及其事蹟。今天，這裡理所當然應該成為以賢德為核心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基地。
揭陽學宮，這賢德文化的淵藪，非但是揭陽地標，是揭陽名勝，更應是揭陽文化形象的豐碑，激勵後之來者秉持賢德，創造美好家園的大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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