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中國共產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計，改革開放將迎來其40週年紀念。全面深刻地認識和繼續實質性地推進改革開放，事關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福祉。筆者秉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意識，就此作簡要的考察與討論。
一、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
自工業革命發生，中國在世界上便迅速落伍，只是當時的中國人還渾然不覺，兀自陶醉於所謂“康雍乾盛世”的“落日輝煌”之中。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古老文明沒有中斷的國度”，頹態畢現，自此一路積貧積弱，下滑在被欺凌、被瓜分的危局中，經甲午海戰慘敗、戊戌維新速夭、八國聯軍洗劫之後，在上世紀百年間，終於有三件大事依次發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繼救亡圖存的抗戰勝利而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展開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正是在改革開放之中，中國人終於得到了一個可以謹慎樂觀的前瞻：近兩百年來無數志士仁人追求、期盼和為之獻身的偉大民族復興的願景，已經“從未如此接近”。中國改革開放正在為古老中華注入新生的活力，同時，也將強有力地影響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個世界。
正如科斯生前所評，中國的奮鬥也是世界的奮鬥。在最主要的相關經濟體“你追我趕式”大國崛起的世界發展歷程中，中國的現代化，可望成為最典型的“和平崛起”、與競爭方“共贏”的文明升級案例。
中國目前所處的可進而聯通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這一歷史新起點，是在充滿曲折坎坷、血淚歌哭、犧牲磨難、前赴後繼而不懈奮鬥的一百餘年之後，決定性地拜改革開放之功而得以達到的——前人的努力中，從不缺少悲壯、激越、捨身成仁、慷慨取義和驚天動地的英勇行為，但在使人民富裕、國家強盛的成效方面，卻從未像改革開放四十年這般，使復興之路越走越寬、令全球矚目。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的經濟總量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全球第十位之後，已一升再升而達到第二位，人均國民收入則已從原來的僅數百美元，不斷增長至8000美元以上，成為世界銀行可比口徑的“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並有希望在未來10年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高瞻遠矚謀劃的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宏偉戰略目標，在前兩步已提前實現之後，未來很有希望先以“全面小康”為階段性節點，後以綜合國力、軟硬實力的可持續提升為現實支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之際，落實於“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夢想成真。
在時光流逝中，我們可日益清晰地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意義首先在於：迴歸在人本主義立場上，基於對於傳統體制弊病的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現代化之路的正確大方向，緊緊抓牢再不可錯失的戰略機遇，使我們得以把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機制搞對，將各種潛藏的積極因素釋放，使中國社會大踏步地跟上時代，令這艘巨輪迅速駛上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主航道，並以超常規的發展來造福於中國和世界人民。
事實勝於雄辯，實踐檢驗真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在浩浩蕩蕩的世界發展潮流中，中國人是以改革開放的壯舉，極其明顯地縮小了與現代化前沿狀態的距離，在追趕文明發展潮頭的過程之中，意欲“後來居上”，並且順應“大道之行”的客觀規律，於創新中實現“天下大同”取向的包容性增長。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改革開放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一招”。
二、改革發展現階段的四個基本特徵
以近年中國的改革發展觀察，可總結如下四個方面的糾結與特徵:
第一，“發展階段轉變”和“矛盾凸顯”相交織
在中國各地稍作些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在30餘年高速增長、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後正合乎一般規律地轉向“新常態”的新起點，經濟增長在基數今非昔比的“大規模”特徵下速度不可能延續“兩位數”高速增長狀況，正在轉為“中高速”，然而繼續發展的底氣和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仍在各大經濟體中首屈一指，不論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和許多農村區域，建設場景觸目可及，給人印象深刻。
但與此同時，來自資源、環境的矛盾制約和來自人際關係的矛盾制約，更是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動輒打擊大半個中國，地方某些擴大建成區的拆遷和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往往演變成震動全局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差距擴大、分配不公問題不可忽視，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地傾向於不少其他經濟體曾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表現過的“端起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的特徵。
第二，經濟運行中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6.5-7%的區間，“新常態”新已明確，而常還有待達到，即還未像模像樣地完成觸底企穩，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迅速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正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難度加大，等等。
但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跟上“第三次產業革命”大潮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在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願者組織成長等方面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興利除弊效應），而使所有這些紅利能夠如願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不停留於口號而變為現實，進而可綜合性地凝聚而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化解種種矛盾制約的“改革紅利”。
已經受一系列改革洗禮但仍存在艱鉅改革任務的國有企業，和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以及可隨之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潛能、活力，必須依託改革擺脫羈絆而更多貢獻其“正能量”。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企國資體系改革和行政、司法改革等，實在無可迴避。上述的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對沖之後，我們應力求爭取的，是今後儘可能長時間實現6.5-7%左右年均速度的中高速增長平臺、打造出結構優化的增長質量“升級版”。
第三，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到鄧小平“南巡”後實施1994年宏觀層面以財稅為重點的配套改革，再到千年之交前後以“入世”鎖定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打開了生產力解放和國家現代化的新時代，但漸進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漸成局面，尾大不掉，雖然深化改革、加快轉型自九十年代後一路強調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籬”之前步履維艱。
十八大之後，高層關於“壯士斷腕”的改革的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於在體制內“自動手術”“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且與意識形態因素的陰晴變化迭加。在深化改革努力與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後，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問題的賽跑，早已被人形象比喻為“兩隻老虎的賽跑”，這兩隻老虎各自要素齊全，似乎也看不大清楚對方，但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又是我們必須面對和交出答卷的歷史性的考驗。
第四，使改革於2020年取得決定性成果，是挑戰機遇並存局面下接受歷史考驗的改革新起點和爭取“繼續大踏步跟上時代”來引領的“新常態”的關鍵時間安排。
既然追求可持續增長和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在於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實現現代國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發展，那麼以創新驅動帶來“動力轉型”，以供給側結構優化供給和制度供給更有效地支持升級增質，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合格地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鍵。為努力實現中央明確給出的2020年即“十三五”收官時，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部署的改革任務要取得決定性成果的時間表，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魄力和更高的智慧與操作水準，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在總體“路線圖”下，要以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兩步走”為目標指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的配套改革設計，於攻堅克難的深化改革中披荊斬棘衝過中國現代化“歷史三峽”的大關。
三、全面改革中攻堅克難的壓力、動力與可用經驗
——從壓力看，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大刀闊斧的開拓性改革，再乘勢加上思想解放大潮的有力助推，表現為改革者破釜沉舟的“哀兵”式一鼓作氣、義無反顧、奮發昂揚地開創新局；而當下階段的改革深化與攻堅克難，同樣有進展之中“矛盾累積隱患迭加”的風險威脅，問題導向和形勢逼迫之下，只能奮力向前涉險灘、啃硬骨頭，“壯士斷腕”般攻堅克難，力求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大踏步地跟上時代，這如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照樣是別無選擇的，照樣要反覆強調“狹路相逢勇者勝”、“惟改革創新者勝”。
——從動力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的中國人認清與把握世界大勢和文明發展主流，緊緊扭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已推進到使“從未如此接近”的中國夢實現其“夢想成真”的關鍵性歷史階段。同時，改革的複雜程度和推進難度，正應得上“行百里者半九十”這句老話。在認識、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同時，最為至關重要的是還必須能動地引領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沿著80年代從制度供給入手推動全局的基本邏輯和創新發展規律，繼往開來並升級式地尋求可持續發展，這必須也必將得到80年代以來“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所構建的創新發展的動力源、動力體系的升級式的支持。
——從經驗看，其實80年代後的改革推進中，不僅有農村改革“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高歌猛進，也有城市改革的坎坷試錯、“價格闖關”的時機誤配，和其後“經濟問題社會化、政治化”的嚴峻社會考驗，但畢竟在探索中積累著改革經驗，鋪墊了、引出了下一十年鄧小平同志南巡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確立及其後的巨大成就——改革中的上下互動、凝聚共識，是在風雨波濤之中按“進行時”曲折推進的；黨的十八大之後，我們顯然也需要經歷新時期、新階段進一步凝聚共識、減弱分歧的考驗，實質性的改革不僅需要有衝破利益固化藩籬的更大決心、勇氣和魄力，還需要借鑑國際國內經驗形成更高水平的方案優化、運行智慧和協調藝術，爭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支持和積極參與。把握好人心向背、形成改革合力，既要借鑑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驗教訓，又要超越式和建設性地處理好多種新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精神層面我們理應得到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改革家的改革信念與榜樣力量的支持；實踐層面我們要更多地強調實事求是與寬容態度，需要繼續鼓勵基層、地方在市場取向改革中的先行先試，應“允許改革者犯錯誤，但不允許不改革”！
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將這一現代化宏偉事業進行到底——但在紀念改革四十年而前望改革如何完成決定性衝關奪隘之際，我們完全有理由引用當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關鍵時期所給出的一段著名的預言，來展望中國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前景：改革開放所指向的“中國夢”，已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看得見桅杆尖頭的一隻航船，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個嬰兒。
讓我們以萬眾一心的奮鬥來迎接她！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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