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拆遷的工人村，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華。資料圖
工人村的糧店，計劃經濟時人們買糧是要憑著糧證定量供應的。資料圖
當年工人村單位組織的職工宿舍舞會。資料圖
法治週末記者 張舒
在陪我回到“工人村”的舊居之前，李妍已經很久沒有回來過了。
我們從瀋陽地鐵1號線的站臺出來的那一刻，正是午後時分，眯著眼看向不遠處，萬達、家樂福、宜家……繁華的鐵百商圈周圍，高樓鱗次櫛比，車流穿梭如織，打扮新潮的年輕人三三兩兩結伴而過，身旁碩大的廣告牌上，播放著當季流行的奢侈品宣傳海報。
這樣的景象，與任何一座一線城市的繁華別無二致，卻讓我有些恍惚。
近20年前，我和母親到瀋陽探親時，父親的戰友曾帶我們途經這裡。但彼時，站在賓館的房間一眼望去，這裡除了煙囪、工廠，就只有連綿不斷的居民區。
而如今，唯有遠眺才能看到幾根已經淹沒在高密度商品房中的未被拆除的老煙囪，和走到巷弄深處才能發現的正待拆遷的老式紅磚居民樓，留下了幾絲工業往事的痕跡。
在瀋陽，這裡被稱作“工人村”，曾是大半個世紀裡鐵西區工人們的聚居地，也是李妍一家三代曾經生活過的地方。
上世紀50年代，鐵西區在瀋陽市，乃至整個東北重工業基地的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說，它是計劃經濟時代工業發展的巔峰之作。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詩人吉狄馬加曾經評論：“瀋陽是東北工業的重心，鐵西是瀋陽工業的軸心。”
這些功勳的主要創造者，都來自“工人村”。
這片因產業工人聚集形成的工人村，曾是我國最早興建、規模最大的工人住宅區。
這裡離市中心不遠，交通十分便利。瀋陽最早開通的1號線地鐵的22個站點中，有11個站點都經過鐵西區。
鐵西廣場、保工街、啟工街、重工街等一系列站名，也散發著那一時期濃濃的重工業味道。
如今，在退去一身繁華之後，這裡曾經承載的整個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理想，也從轟轟烈烈走向悄無聲息。
就像李妍今天很少再談及自己的“工三代”身份一樣，一甲子的社會變遷裡，無數與集體命運緊緊交織在一起，經歷了滄桑鉅變的工人家庭，正與那個距今並不算久遠的時代一起，淹沒在一片繁華舊事中，很少再被大家提起。
他們像是舊時光遺留的孤兒，在新天地裡，找不到方向和出路，也早已放棄掙扎。
鐵西區工人村，那個時代的理想國
濃重的機油氣味，齁得嗓子發癢，走到哪都是金屬和金屬磕碰的聲響，震得人耳朵一陣陣發麻。這是老工人李東進廠第一天的感受。
1952年夏天到鐵西區的瀋陽冶煉廠報道時，李東剛滿20歲。
鐵西區，以位於瀋陽長大鐵路以西而得名。
彼時，正是國家工業化飛速起步的時期，鐵西區的各個工廠大規模對外招工。身體好、力氣大是唯一標準。
“那時候有很多十八九歲的農村小夥子開始進城進廠做學徒，每月能得20元錢。”李東便是他們其中之一。
工廠的活遠比想象中累得多，李東做的又是冶煉廠的爐前作業，1700攝氏度的高溫讓他每天都像在工作服裡蒸桑拿。“那時候跟著師傅在廠房幹活，身上就沒幹過。”
偶爾，廠裡接下大訂單後，還會提出“大幹30天”“大幹100天”的口號，激勵人心。
“這時候，所有工人都要連續上班。”李東記得，最長的一次，自己有幾十天沒回過家，“吃住都在工廠裡。”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建立的第一家金屬冶煉廠，瀋陽冶煉廠的3座高達百米以上的巨型煙囪，曾是當時瀋陽工業化的標誌性建築。
其實遠不止冶煉廠，這一時期的鐵西區，幾乎彙集了整個瀋陽的重工業工廠：重型機器廠、瀋陽機床一廠、鍋爐總廠、變壓器廠、汽車齒輪廠、東北製藥總廠……
最繁榮的時期，瀋陽市99家大中型國企中的90家都集中在這片不到4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其中不少大國企甚至連車間主任都是由當時的機械工業部直接任命。而它們共同創造了共和國工業史上的350個第一。
“當年，北二路十里長街的兩側，密密麻麻全是工廠。”李東說，當時的鐵西人，從每個人工作服的顏色或樣式上，就可以分辨出這人在哪個工廠上班。
“那時候像我們男工人，最時髦的打扮就是藍色工作服裡頭套襯衫，騎著車座拔得老高的自行車，這樣顯得身形挺闊。”李東笑著回憶當年，“車後架上還要套一條黑色鬆緊膠帶，緊緊勒著一個鋁飯盒。”
而為了配合工人生活，就在李東進廠的同一年，瀋陽市人民委員會投資1200萬元，開始在鐵西區建立工人住宅區，市政府將其命名為“工人村”。
李立記得，開工當天，有7000多名建築工人聯名給毛主席寫信，誓言“蓋好工人村”“讓咱們的階級兄弟早一天搬進去”，決心在保證工程質量的前提下，提前完工。這一幕也讓李東熱血沸騰，“當時建築工地上流行一首歌：和平花朵遍地開，座座樓房蓋起來，昨天還是荒野草地，幾天就讓他樓成排。”
如今，已經88歲高齡的李東仍能準確地哼唱出記憶中的這段小調。他說，那是刻在自己骨子裡的聲音，是最深切的念想。
1952年12月，經過兩個半月的日夜兼工，工人村79棟小樓、3396間家屬宿舍和獨身宿舍宣告竣工，創造了當年瀋陽建築史上的奇蹟。
此後5年時間裡，鐵西區陸續建起143棟小樓，5個建築群。
小樓清一色的蘇式風格，3層樓高，紅磚灰瓦，配有自來水、煤氣、暖氣。樓裡的“工人村大合社”售賣百貨、蔬菜、熟食和海鮮，連照相館、電影院、衛生院、儲蓄所、幼兒園和中小學也一應俱全。
從空中俯瞰，這些建築組成了“工人村”3個大字。
工人村成了那個時代的理想國。
“那時，大多數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冬天還要打煤坯子取暖，更別提裝電話了。”李東說，“工人村”不但有暖氣、有電話、有上下水，還通了煤氣，一些硬件設施配置已經達到了幾十年後瀋陽商品樓的水平。
上世紀50年代，全國流傳的著名宣傳標語：“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便是形容當時的鐵西區工人村。
工人村的幸福時光
房屋是配給制供應，由於數量有限，最初的兩三年時間裡，整個鐵西區只有工廠廠長、工程師、退伍軍人才能夠分到住房，篩選極為嚴格。
“那時候第一批入住的人非常少，而且當時還沒有汽車，鍋碗瓢盆都是用馬車拉到樓下，挨家挨戶給送過來，待遇已經非常好了。”下班或休息時，李東最大的愛好，就是目送搬家的馬車來來回回，“每個人臉上的那個笑模樣，我到今天都忘不了。”
後來，工人村陸續擴大，工廠裡，開始有普通工人分到了房。
李東說，那是他一輩子最緊張的一段時光。
“大家天天湊在一起算工齡、比貢獻，最後綜合分數，高分者得房。”
當年，瀋陽冶煉廠制定的分房條件，必須累計330分才有資格申請住房。彼時，年輕的李東時常跟著工友擠在人山人海的禮堂裡，看人高聲唱票，大黑板上計分。“被選中的欣喜滿足、落選的還會哭鼻子，抹完眼淚繼續努力。”
而到他夢想成真時，已是1956年。這也是他成婚後的第三年。
他和同在工廠上班的妻子分到了一套18平方米的宿舍，兩人當天便收拾起家當，帶著剛滿週歲的大兒子李斌搬進了新家。
入住工人村後，李東一家每月要交納房費、水費、電費等費用合計4元多。
“那會兒真是全國第一村，高興壞了”“下班就上樓，劃火就做飯，擰擰就出水”的“配置”，讓李東和妻子從平民階層一越進入了“貴族”生活。“我到現在都清晰地記得第一次點燃自家煤氣做飯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由於廚房公用，又彼此為鄰，他和妻子常和聚居在一起的工友，一同洗漱、一同做飯，誰家新買了電視機，整棟樓的鄰居就擠在一起看，床上、凳子和地上都坐滿了人。
每天上下班，大家一起騎著“二八單車”，撥著叮噹作響的車鈴，彷彿連車軲轆裡都能盪漾出驕傲和希望。
在工人村的街志中有這樣的記載：高樓平地起，條條柏油道，路旁柳成蔭，庭院花枝俏，戶戶安電視，家家有餘糧。
那是李東最好的時代，也是李斌關於童年最快樂的回憶。
孩提時代，他對父母總覺得有些陌生，遠不如鄰居同齡的小夥伴親切。
“小時候，只記得他們日復一日地早出晚歸。”作業做完了，他就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等著父母回家。“父母掛在嘴邊的話就是‘要把一切奉獻給黨和國家’。”
父母不在，淘氣的孩子便有恃無恐。
屋子裡的地板，長長的走廊，成了他們肆意撒歡的遊樂場。
“以前的家裡是板磚水泥地面，平整乾淨。”李斌說，在地板上他們可以毫無拘束地撒歡打滾，蹦上跳下。
家長裡短，哀樂喜怒，在這一大片小樓裡，活色生香地上演著。
一夕之間，換了天地
正如《鐵西區》紀錄片導演王兵所說，“老鐵西人”在幾十年的工業生態下，形成了一種鄰里生活的集體記憶，“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大家都是在一個既定的、非常狹窄的體系裡生活……同時也滿足於這樣的生活，並且在這裡面很充實”。
上世紀70年代中期，李斌順利地接上了父親的班。
1979年結婚時，工廠還為他解決了一間住房。而到1987年，在高壓開關廠裡跟著父親的朋友當學徒的弟弟李暉結婚時，廠裡已沒有能力再解決住房了。
在當時，住房緊張已是工人們面臨的現實。
“有的人家甚至三世同堂擠在一個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裡。一個屋裡一個簾，南邊住著爺爺、奶奶，北邊住著爸爸、媽媽和孩子。”李暉回憶道，因為小樓舉架較高，還有不少人家就把居室改造成了若干個上下鋪。
那時候，搭建吊鋪，成為工人村的一大特色。
按“慣例”，李家也把自己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隔成了一大一小兩間，小的是李家兩口的“房間”，而大的就作為李暉日後的“婚房”。
“那時結婚辦喜事都是在家裡張羅。”李暉說，因為住房面積小，自己結婚時只能借用鄰居的房間擺喜桌。“宴席就是在樓下支大棚、搭爐灶，鍋、碗、瓢、盆也都是幾家鄰居湊來的，每個碗底還要貼上各家姓名，好在席後還給人家。”
在李暉的印象中，工人村裡的鄰居雖然不都在一個廠子，但各廠工人之間通婚的情況很多。
他的妻子，就是隔壁紡織廠的女工。
新婚之夜，怕打擾李暉和妻子休息，忙碌了一天的父母還特意把家留給小兩口，老兩口去大兒子家搭著鋼絲床湊合了一晚。
李暉本以為，雖然蹩腳，但是日子會這樣無波無瀾地過下去。
直到有一天，他遲鈍地發現，鐵西區的各個工廠漸漸地不再喧囂，他們的工人村也從“白天鵝”一天天地變成了“醜小鴨”。
平整的地磚裂開了縫，雪白的牆壁沾滿了汙跡，下水管道通了又堵，電線裸露在牆皮上，早先的設計流量不夠用，於是各個年代後接的電線糾纏在一起，有的已找不到來源和終點。自己和哥哥童年時期可以從東跑到西的大走廊，現在只能容許孩子們捉迷藏。“每家人都越來多，屋裡擺不下的生活用品和雜物只能堆在走廊上。”
李暉婚後不久，廠子的效益也一天不如一天。
計劃經濟時期，鐵西區的大型國企，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企業。
彼時的大型國企有專項資金扶持和補貼，按照中央計劃生產，利潤上繳國家。這樣的模式，在封閉的經濟體中可以長期生存，但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必然受到市場衝擊。
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確立之後，勞動統包、統攬的就業制度、陳舊的設備和工藝上僵化的管理，都與新興的經濟模式和市場需求嚴重脫節，導致鐵西區各個工廠的產品銷量連年下滑。
到上世紀90年代末，大部分工廠陸續停產。
當時流行的一個詞叫“東北現象”，就是指這裡大量工廠停產、半停產，工人下崗的狀態。
世紀之交的幾年間，35萬國企職工有13萬下崗，還有大量工人被安排回家“休假”。
那時候有個說法，站在瀋陽最高的觀景臺彩電塔上往下看，“往北都是當官的，往南都是種地的，往東都是做生意的，往西都是下崗的”。
西邊，就是曾經的城市榮耀——鐵西區。
那是整個鐵西最低谷的時期。工人下崗後每月領到的補貼，很難維繫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
“當時下崗時單位跟我們約定好，每個月給100多元，就是當時最低標準的補助，但是這麼點錢一樣開不出，只能自力更生。”工廠倒閉後，李暉也不得不打起了零工。
有的下崗工人為了省下采暖費，只能在樓裡燒煤取暖。
人們彷彿身處天堂還未回過神來，周遭就換了人間。
院子裡曾經的燈火輝煌變成了油燈氤氳，為了生計東奔西走，也成為許多人至今不願回想的痛苦記憶。
大工業時代的輓歌
2000年，冶煉廠1萬多名產業工人下崗，三根地標性大煙囪實施爆破。
電影《鐵西區》描述的正是這一時期。影片裡巨大的廠房一片蕭條，破敗的氛圍中好似一曲大工業時代的輓歌。
下了崗的李斌領了不到8000元的“買斷錢”，之後兩年，每月有200元的失業金，再後來，他幹起了出租車司機。
早出晚歸的工作，無法顧及家庭。不久，妻子和孩子也離開了他。
“那些年，只要是生活在廠區裡的人，幾乎家家都在鬧離婚。”當時還在上小學的李暉女兒的李妍記得，班裡隔三差五就要搞捐款。“每次都是又有哪個同學的父母都下崗了，家裡生活困難，希望大家支援一下。”
2010年，由於長年開出車，李斌患上了嚴重的腰脫和椎管狹窄症，基本喪失了體力勞動能力。
患病之後，他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沒辦法，已是年過半百的東北漢子只能加入到“啃老族”的隊伍。
年近80歲的李東夫婦不得不在不足3000元的退休金中拿出1000多元替他交養老和醫療保險。
為了節省開銷，李斌和父母一直沒有搬出工人村，只是每天期盼著拆遷的消息傳來。
從2012年開始，鐵西區工人村便被瀋陽市政府列為棚戶區，開始了拆遷重建工程。李斌的不少老鄰居家，被框進了拆遷範圍，陸續離開，搬去了新家。弟弟李暉一家也早已離開。
“我上初中的時候，家裡經濟情況有所好轉，我們就搬出了工人村，在學校附近租住了下來。”不同於伯父和父親經歷過的輝煌，李妍對於工人村的記憶大都停留在逼仄的房間與家家戶戶無休止的吵鬧裡。
從她記事起，就在盼著逃離的那一天。
對於李妍來說，工人村曾經的輝煌與如今難以掩藏的落寞，都只是呈現在歷史讀本里的隻言片語，甚至在記憶快速更新的時代中已被她漸漸遺忘。“沒有真正經歷過工人村輝煌的一代，對它現在的沉寂或許不會有太多感知。”
直到今年年初，李斌和父母終於等來了工人村最後24棟小樓拆遷的消息。
儘管還是隆冬，但幾乎在一個月之內，最後的936戶居民便在簽訂了補償協議後，迅速打包離開了。
搬家的前一天晚上，李斌母親做了頓飯，三口人圍坐在混黑的老屋裡吃了最後一餐。“那個感情很複雜，既盼著離開，又實在捨不得。”說話間，李斌低著頭沉默了許久。
對後繼者來說，也許工人村只是時代變遷的一個縮影，但落到李家人身上，卻是踏踏實實的60年。
一個月前，當李妍帶著我再次到工人村走訪時，拆遷的最後24棟老樓已經被圍欄圍起，瓦礫、雜草中摻雜著搬家時人們丟下的廢舊物品。
幾十年前塗刷的標語仍然留在紅牆上，門楣上豪氣干雲地寫了句“把酒倒滿來他個不醉不休”。
不遠處，“持釺人”的巨型雕塑還固執地挺立著：兩名手持鋼釺的產業工人背對著火紅的鍊鋼爐，似在鍊鋼，更似在奔向紅紅火火的好日子。
我跟在李妍身後，試圖尋找和套問一些當年大工業的遺蹟，但卻是徒勞的。外來參觀者對這裡有著太多“標籤化”的想象。
但真實的生活，往往並不是我們所想的樣子。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人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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