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謂“半個”：魯迅《紅樓夢》研究識要
李祝喜
《紅樓夢》研究“探佚派”專家梁歸智先生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學者，只有周汝昌、胡風和魯迅這“兩個半”人真正讀懂了《紅樓夢》（參見梁歸智整理校對注，《周汝昌致梁歸智書信箋釋》，三晉出版社2017年版），這裡所謂“兩個”我們姑且不論，而竟然把魯迅置之“半個”人，竊以為失之公允，相信學界對此評判斷難接受。
魯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長子，他曾被譽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雖然在新時期研究語境下，學者對他“革命家”內涵的闡釋，以及關注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我們認為魯迅還應該是實至名歸的“紅學家”，固然他沒有《紅樓夢》研究的專著出版，但他在“紅學”方面的巨大成就舉世公認，完全可與蔡元培、胡適、王國維等同時代“紅學”大家比肩。
《紅樓夢》之前的明代“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主旨是演繹“忠”“孝”“仁”“義”“節”等倫理觀念，《西遊記》塑造亦莊亦諧的豬八戒個性趨於多色調，但帶有濃郁的神魔色彩，而且這兩部長篇小說主人公，大多為“扁平人物”。託名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總體擺脫了神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從而開始重視人的本能慾望，但其中直白的性描深為後世詬病。唯有清代曹雪芹創造的《紅樓夢》，是一部全方位寫“人情”的大書，特別是它首次要為“閨閣昭傳”，用深情、詩意、美學的筆法，集中表現青春女性的美貌、個性、才華、感情，哀嘆她們“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共同宿命。
魯迅對《紅樓夢》“人情小說”的命名，為我們廓清了索隱派臆測小說人物原型的迷霧，指出曹雪芹與這部經典的“寫實”的特質。他直言“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就是緣於《紅樓夢》塑造了賈寶玉、王熙鳳、秦可卿等系列“真的人物”，和從前的小說寫人善惡兩極分化截然不同，也與大量後續者借屍還魂、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的惡俗有天壤之別。魯迅研“紅”以“人情”為出發點、切入點、歸結點和意義生長點，時至今日依然意義重大。
曹雪芹“生於繁華，終於零落”，跌宕巨大的家族以及人生變故，使他內心鬱結生命存在的多重悲苦。他“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悲劇審美創作心態，與杜甫、李商隱、南唐後主李煜等一脈相承，遂寄哭泣於《紅樓夢》。他寓居北京西郊“黃葉村”，生活極度困頓，強忍幼子早夭的悲苦，滴淚為墨，研血成字，“十年辛苦不尋常”創作出哀感頑豔，未盡之曠世奇作《紅樓夢》。魯迅家道中衰、命運多舛、面對風雨如磐的黑暗社會，倍感生命存在的孤獨、虛無和荒誕。他對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主張的“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高度認同，悲劇性體驗一直伴隨著他的人生與創作，他作品的主題之一正是書寫“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
故而魯迅與曹雪芹《紅樓夢》表現出的深重悲劇感，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本然契合，對其悲劇意蘊的解析鞭辟入裡，言他人之所未言，為當代“紅學”留下不少真知灼見。譬如他的精美評語：“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他細讀文本，大道至簡，闡釋賈寶玉對青春易逝、美景難永、死亡迭現諸多悲劇的體認，把他作為“富貴閒人”生命存在的悲劇揭示非常深邃。比照王國維借用西方哲學家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將“玉”按照諧音解釋作“欲”，認為賈寶玉出家是真正的解脫，的確存在一定抽象、牽強與隔膜。魯迅與同時代其他“紅學”大師相比，抑或只有他對《紅樓夢》主旨、人物、藝術悲劇性的論斷臻於科學，樹立了《紅樓夢》悲劇向度研究的高標。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借石頭與仙師的對話，抨擊當時社會所流行的野史黑幕小說、色慾豔情小說、才子佳人小說的諸多弊端，揭露這些作家心理病態。他譏諷他們從概念而非生活出發，筆下的人物大多不近情理，藝術上又常落入各種“胡牽亂扯”的俗套。曹雪芹明言他的這部小說在素材、人物、主旨、藝術各個方面皆有出新，即極力呈現出“亦令世人換新眼目”。《紅樓夢》在承繼中創新，既是古典的終結，又是現代的開端。魯迅盛讚《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的不朽地位，頌揚作家的“寫實”品格，推崇賈寶玉和林黛玉的獨特個性，指出80回後續書的一些不足，都是基於曹雪芹《紅樓夢》的巨大突破、超越和創新這一價值核心。“紅學”不是考古，重在古為今用，以孕育新的文學經典為要義。誠如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孫偉科研究員所指出的：“假如我們連篇累牘地談論、研究《紅樓夢》之後，與提高我們的文化創造力無關，沒有新的偉大作品的出現，這將使我們最終誤會了‘紅學’，誤會了《紅樓夢》，誤會了曹雪芹。” （參見孫偉科《紅樓夢與詩性智慧》，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版）
魯迅的《紅樓夢》研究絕非坐而論道，他公開反對學者躲在“象牙塔”內，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皓首窮經從事所謂的“純學術”式研究。他的研究與其批判封建禮教，揭示國民劣根性，抨擊當時社會的各種弊端緊密關聯，具有深廣歷史、文化、社會意蘊。他的生命哲學、文學創作、社會批判，以及研究語言兼具哲思、情感和詩意之美，都是對《紅樓夢》精髓創造性的“研”以致“用”。在此筆者想借用沈治鈞教授，對“紅學”大家吳宓的一段精美評論，來盛讚魯迅的《紅樓夢》研究的輝煌成就、不朽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魯迅）“首先是個行為紅學家、實踐紅學家,其次是個心靈紅學家、情感紅學家,最後才是個搖唇鼓舌的口頭紅學家與搖毫伸紙的文字紅學家。”（參見沈治鈞，《隔雨紅樓夢未稀:吳宓七言律詩七首箋議》，《紅樓夢學刊》2009年第4期）
概而言之，魯迅是一位實至名歸的“紅學家”，對他研究《紅樓夢》的歷史地位的確不可小覷。其《紅樓夢》研究獨樹一幟，凸顯其原創性、深刻性、典範性,在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都具有範式的意義。以魯迅研究《紅樓夢》為個案考察，對當下《紅樓夢》的研究,具有廓清迷霧、守正出新、價值轉換等多重啟示。（節選自作者《魯迅紅樓夢研究的當代價值初探》，《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5期刊發，責任編輯：黎文麗）
閱讀更多 芹夢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