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永樂宮的壁畫和建築，國內外學者已多有研究，它的寶貴价值愈益弘揚。但是，永樂宮的創建歷史及其與全真教有關的許多問題，直至目前，還缺乏系統的研究。為了深入瞭解永樂宮，本文就以下三個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永樂宮的創建
永樂宮原址在今芮城縣西南二十多公里的永樂鎮，處中條山峨嵋嶺南麓，瀕黃河北岸。一九五二年，北京古建築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察組的同志發現了這一基本保存完好的元代全真教道宮建築群和壁畫藝術寶庫。後因三門峽水電站的修建將提高它上游的黃河水位，永樂適居淹沒區，國家為了保護這組珍貴的歷史文物，決定把它遷建於芮城縣城北五華里的龍泉村附近。遷建於一九五九年開始，至一九六四年竣工，歷經六年，獲得了成功，基本保存了原建規模和藝術風格。一九六一年，永樂宮被列為國家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0年對外開放以來，它已成為人們樂往的旅遊勝地。
永樂宮全名為“大純陽萬壽宮”，因其建築於永樂鎮，故簡稱為“永樂宮”。它是在元代全真教道貴盛時期以民間祭祀先祖神仙的祠堂“呂公祠”為基礎擴大建成的。
呂公祠祭祀的“呂公”是唐宋以來在民間廣為流傳的“八仙”之一呂洞賓。為什麼要在這裡祭祠呂公呢？據說：“永樂鎮東北隅行百步許，曰招賢裡，通道之北，即有唐得道呂公之故居也。鄉人慕其德，因其舊址而廟貌之，歲時享祀，甚謹嚴。”呂公祠大約在唐末就已建成。元世祖忽必烈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翰林學士承旨知制盜兼Ｘ史王鄂撰《大朝重建大純陽萬壽宮》之碑說：“唐末以來，士人即其故居XX傍曰呂公祠，每遇毓秀之辰，遠近士庶畢集其下，張樂置酒，終日乃罷。”可見，在唐末呂公祠已成為當地群眾每逢節日的集會場所。當時，呂公祠的建築格局狹小簡陋，也無道士經營。呂洞賓僅是一個被鄉人景仰而神以香火之供的聖賢，還沒有成為全真教的鼻祖。到了金朝末年，呂公祠才有擴展，改祠為觀，並有道士住持，即所謂“近世土官以隘陋，增修門廡，以祠為觀，擇道流之高潔者主之。”值得注意的是，易祠為觀的活動乃系當地官吏（即“土官”）所為，大約是為了適應在此集會的群眾越來越多的情況而進行擴建的。這時，呂公觀性質與先前相去不遠，尚不能說它就是全真教的據點。因為，全真教在金章宗時就被禁罷。《金史·章宗紀》載：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十一月，“以惑眾亂民，禁罷全真及五行毗盧”，可以想見，金末地方官吏不可能違聖禁、大興全真教。
大約在公元1228年到1231年間，呂公觀曾遭到了一次火災的破壞。據壬子（1252年）孟夏潘德衝重立金正定五年（1128年）《有唐呂公祠堂記》碑附記說：《有唐呂公祠堂》碑“金之末年為劫火所裂”。“劫火”既焚裂碑石，殿宇必不能有幸獨存。永樂鎮漢屬蒲坂縣，唐稱永樂縣，至宋為鎮，金元時為河中府所轄。公元1231年河中府已被元朝佔領。故這次“劫火”當為1228年到1231年間的兵燹燃起。而在1240年，宋德方“解褐於純陽祠下，見其荒殘狹隘，無人茸之。”可知劫火之後，景象十分荒涼。
呂公祠發生巨大的歷史變遷是以全真教在元代貴盛為起點的。全真教是宋金對峙時期在我國北方興起的新道教，教興之後，雖經金章宗之禁，“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益不可復動。”這種宗教勢力的發展，不能不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金章宗禁斷不了，新興的蒙古統治者成吉思汗聰明地變易手法，改禁止為利用，採取了收買政策，“歲已卯（公元1219年）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扎八免，劉仲祿持詔求之”，邀見全真教首領人物丘處機。全真教上層人物看到宋金勢衰，不足依靠，於是趁元朝統治者拉攏之際，以身投靠。庚辰年（公元1220年）正月，丘處機不顧年事已高和路途艱辛，率十八侍行弟子就詔而往，為全真教尋找政治上的支柱。壬年（公元1222年）三月，他們千里迢迢來到成吉思汗駐紮營地八魯灣（分屬蒙古的科布多），受到成吉思汗的歡迎。丘處機被“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在道教中居於正統地位。1224年丘處機東還大都，大力發展全真教，在北方大興土木，創觀造宮，“凡祖師仙蹟，一為發揚”。呂公祠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全真教徒發掘，整修成其“東祖庭”的。
呂洞賓的傳說在民間影響很大，“凡談及神仙者，必曰鍾（離權）、呂（洞賓）也”，全真教為能吸引更多的徒眾，就把呂洞賓奉為自己的開山鼻祖，並製造了全真教主王重陽師承呂洞賓的神話。永樂鎮既為呂洞賓故里，呂公觀當然在全真教“祖師仙蹟”之列，為其發祥之地。況且，呂公觀居於終南山重陽宮和大都長春宮之間，是全真教統治北方的兩大據點相聯結的關節點，同時，又是一個臨水背山，“山河蘊秀，土膏林鬱”富有道家理想意境的修煉之地，所以受到全真教徒的極大重視。
把呂公觀改建為大純陽萬壽宮，其首興之功應歸宋德方，宋德方，字廣道，道號披雲真人，萊洲掖城縣人（今山東掖縣），他是隨行丘處機謁見成吉思汗的十八弟子之一。丘處機居大都長春宮時，曾令他“提點教門事”。丘處機死後，他於1232年出遊今山西和陝西，進行宗教活動，1234年到1236年，曾修建了太原西山昊天觀和平陽長春視。1237年初，他為完成丘處機遺託，以平陽（今臨汾）為基地，進行重刊天下《道藏》的活動。同時“假餘力建立宮觀，自燕齊及秦晉，接漢沔，星分棋佈，凡餘百區”，大純陽萬壽宮也是這時在他的倡議下興建的一座道宮。1240年，宋德方自甘棠來永樂召集道侶，議論重修純陽祠之事，並首先提出“易祠為宮”的主張。當時，呂公觀的道士“鹹稽首再拜，以主持為請，真人允之。”這樣，宋德方開始主持籌劃營建大純陽萬壽宮。不久，駐守永樂的駐軍元帥張忠和觀內道士王志端等將呂公觀並地基狀況呈獻宋德方，駐軍部統張興施水地三十畝，當地群眾又貢獻“磨窠一區”。宋德方“運智於精微之間，斟酌事勢”，開始了興建工作。但在兩三年之內，並沒有多大進展，可能只作了些準備活動。1244年，宋德方再來永樂料理興建之事。這次，他“指授節次，使之漸進”，營建工程才開始有所進展。然而，這年隆冬，呂公觀第二次被火燒燬，“野火延之，一夕而盡。”1245年元政府“敕升觀為宮”，並晉奉呂洞賓為“天尊” ，被修建的純陽宮因此更具有顯赫的宗教地位。由於對南宋戰爭造成的物質短缺，也由於宋德方雖然主持營建而實際上無暇顧及，致使興建活動陷於停滯狀態，直至1246年底，純陽宮的景況仍然是“殿宇殊無，垣牆粗立。計爾門徒則雖有度，其材木則未完。不憑有德之師，難結全真之善果。”在這種情況下，宣差河中府長次宮等人從1246年十月至十二月先後六次上疏“敦請潘公（德衝）大師住持永樂鎮純陽宮”經營建築，潘德衝1245年受當時掌握元朝道教大權的侍行丘處機十八弟子中的清和宗師尹志平和真常宗師李志常委命充河東南北路道門提點，“主領河東永樂純陽宮之法席，以事建立”，但是，由於某種原因，潘德衝1252年才遲遲來到永樂，“於是闢垣塘，新宮宇”，開始了大規模的營建活動。
潘德衝，字件和，齊東人（今山東高青縣）也是丘處機十八弟子之一。來永樂之前，他是燕京都道承；後兼任諸路道教提點，雖然地位較其他諸子稍低，卻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影響。因而，在他主持之下“遠近助役源源而來”，“四方之薦力施賭者雲會”，“陶甓伐木雲集川流。”潘德衝於是“略基址，度遠邇，程工能，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數念，新宮造成，堂殿廊廡，齋廚廄庫，下至寮舍福浴之屬，各有位置，莫不煥然一新”。大概在1256年潘德衝去世前，“純陽官的主要建築無極殿、純陽殿、重陽殿已基本建成。同一時期，在純陽宮北三千里傳說為呂洞賓得道之處的九峰山修建了純陽上宮。上宮是1252年真常真人李志常“奉旨祀五嶽。”四駐永樂，派其門人劉若水等人修建的；其規模比下宮（即純陽宮）小得多，通稱之為九峰觀。純陽宮和九峰觀組成了上下相對的一群建築。
永樂大純陽萬壽宮的興建，據中統三年（1262年）王鄂撰《大朝重建大純陽萬壽宮之碑》記載，“是宮之作，肇於德衝，十年於茲，告成厥功”。說明從1252年大規模興建以來歷經十年之久，到1262年，主體工程已基本結束。嗣後，遺留工程歷時很久，無極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才建造起來；壁畫的繪製歷時更久，三清殿，純陽殿壁畫從泰定年間（公元1324至1328年）開始繪製，到元惠宗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才全部完成；至於重陽殿壁畫更晚，可能在1368年完成。因此，從整體來看，大純陽萬壽宮創建的全部完成，差不多和元代相始終，先後費時一百一十多年。
這座規模宏大的建築，它的佈局，據考察結果來看，主要建築原來共有五座，即宮門、無極門、三清殿（亦稱無極殿）、純陽殿（亦稱混成殿）重陽殿（亦稱七真殿或襲明殿）和丘祖殿，它們從前至後都排列在一條由南向北的中軸線上，不設東西配殿和周圍廊屋，僅純陽宮兩側有朵殿，這種形式打破了傳統的道觀格式，具有宮廷大殿的雄壯氣魄，可以說是元代全真教貴盛的實物顯示。這五座建築，除宮門是清代建築之外，其餘都是元代建築，純陽殿兩側朵殿和丘祖殿解放前已毀。三清殿為四座宮殿的唯一主殿，體積最大，從它開始，每殿前有寬大的月臺和筆直的甬道，並依次逐漸縮小各殿之間的月臺面積、甬道距離和宮殿本身規模——在空間處理上，顯示出各殿之間賓主分明的莊嚴氣氛。宮圍有紅牆環護，宮牆兩側為外宮，是真祠仙堂和眾道食宿院落，整個建築佔地八萬六千八百八十平方米。
這座道宮也是一個典型的“寺院經濟”單位，宮側有“下院十餘區，市良田竹葦及蔬圃果園舟車碾（石畏），歲充常住百色之費。”它受到元朝統治者的直接保護，這我們可以從存於宮中至的正七年（1347年）荊王白話令旨碑中得到充分的證明，碑上令旨說：“依著聖旨體例裡，屬咱每所管的河中府有的永樂純陽萬壽宮……，這的宮觀裡，使臣休安下者，鋪馬只應休著者。水土，人口，頭匹，園林，碾磨，店舍，鋪席，任是麼地的，不棟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這壁那壁誦經行的時分，不揀是誰，休攔當者麼道，執把的金印令旨與了也，這的每根底與了令旨呀，無體例的勾當休做。”令旨寫於兔八年（即元惠宗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說明元代保護“寺院經濟”的宗教政策與其政權之存在共始終，宗教在元代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從永樂宮的創建談全真教末流貴盛
全真教本來是由王重陽創立的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道教新派別。王重陽、名哲，字知明；又名德威，字世雄；號重陽或害風；陝西咸陽大魏村人，生於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卒於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出身於一個“家業豐厚”的地主階級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淪亡，黃河流域逐漸落入金人之手這樣一個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他青年時代“痛祖國之淪亡，憫民族之不振”，曾於“天春間（1138—1140年）……捐文場、應武舉”，有志於拯救民族危難。但由於南宋政權十分孱弱，捨棄廣大北方領土和人民不顧，苟且偏安，使王重陽的抱負沒有能夠施展；加之，他本人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看不到北方人民群眾的偉大反抗力量，找不到反抗異族暴掠的正確道路，在金人的殘暴統治和偽齊政權的高壓之下，於四十八歲上“慨然入道”，企圖通過宗教活動“使四海教風為一家”，以有益他抱負的實現。陳垣先生曾指出王重陽宗教活動的目的在於“隱然以汴宋之亡，欲與完顏、奇渥溫氏分河北之民而治也。” 正確地說明了問題的實質。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陽由陝西出關，東至今山東東部傳教。在寧海（今山東牟平）講道時，他對政和以來被趙徽宗寵信的道士林靈素弄的喪失人心的傳統道教進行了改造，創立了全真教。其教“屏去妄幻”，“以澄心定義，抱全守一”為“真功”，“濟貧拔苦，先人後己，與物無私”為“真行”，功行俱全，為全真，而且，他還融合三教，以道教《道德清淨經》、儒教《孝經》、佛教《般若心經》為教義，旨在用這三方面的思想將其擁有廣泛基礎的社會力量都籠絡到手。王重陽以“會”作為全真教的基層單位，他曾於文登（在今山東東部）建立“三教七室會”，於寧海建立“三教金蓮會”，於福山（今屬山東）建立“三教三光會”，於登州（今屬山東蓬萊）建立“三教玉華會”，於萊州（今屬山東）建立“三教平等會”，“其會雖五，其約束規矩則一也，”性質恐怕已超出一般的宗教組織了。
王重陽在山東傳教過程中結納了許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其中馬鈺（號丹陽）、丘處機（號長春子）、譚處端（號長真子）、王處一（號玉陽）、郝大通（號太古）、劉處玄（號長生子）、和馬鈺妻孫不二為骨幹人物，是王重陽的法傳弟子，俗稱“七真”；王重陽死後，他們在北方廣泛傳播全真教。因為全真教和廣大北方人民在感情上有一定的共鳴之處，所以在下層群眾中很有影響，勢力發展很快，“南際淮，北至溯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由於它“惑眾亂民”，所以，“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鬥米之變”，金章宗時下詔禁罷了全真教，全真教受到壓抑。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全真教興盛之初所具有的民族意識。
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全真教骨幹人物的地主階級本質的逐漸顯露，全真教也和其它宗教一樣，最終蛻變成了統治者用來毒害人民的麻醉劑。如前所述，在成吉思汗的拉攏下，丘處機等人把這一宗教叛賣給元朝統治者，使它脫離了原有的反抗異族的精神，而成為異族統治者的御用工具，全真教也因此而具有了正統的宗教地位，轉入了它的末流貴盛時期。
永樂宮的創建歷史及其華貴的建築格局和道宮經濟狀況，說明了它是元代全真教貴盛的產物，是元朝統治者用來統治人民的一顆宗教苦果。但這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永樂宮創建之時，“百公勸緣，源源而來，如子之趨文事”，“陶甓伐木雲集川流”，如此盛況，說明永樂宮的興建是得到廣大北方人民群眾支持的，也表明了全真教並沒有因為其領導人物政治立場的轉變而脫離群眾，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偶然的歷史現象。固然，宗教的感情和傳統影響也有一定作用，但更主要的是由當時社會歷史狀況所造成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
眾所周知，元朝統治時期，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十分殘酷，尤其是北方廣大的漢族人民在社會地位上被列為第三等級，備受欺辱。蒙古人、色目人大多數又居住於大都附近和華北廣大地區，他們在北方圈佔掠奪土地，有的“或佔民田近千頃”；有的“竟冒奪民田四十餘萬頃”；把稱作“驅口”的農業生產者，當作私有財產，同牲口一樣任意買賣。加之，元朝統治者頻繁的對外戰爭，統治集團驕奢淫逸，賦役繁多，使人民“多致破業失業”，沉重的勞役往往使勞動者“肩背成瘡”，仍不放去。所以，當時北方廣大漢族人民，由於忍受不了這種殘酷的壓榨，千百成群地逃往南方，僅在1238年中，南遷的農民就有十五萬戶之多。當然，在元朝統治的嚴密控制下，能夠南遷的北方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仍舊留在北方處於火熱水深的煎熬之中。為了尋求生活出路，他們投向了宗教的懷抱。在元朝，統治者大力提倡宗教，藉以麻醉人民，泯滅人民的反抗鬥志，所以給宗教以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經濟特權，宮觀寺院享有可以免除一切賦稅差役的權利。因此，北方廣大群眾把宗教當作逃避災難的聖地樂園，紛紛加入宗教或者尋求宗教的庇護以減輕所受的剝削，求得繼續生存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佛、道、也裡可溫等一些宗教都獲得了重大的發展。全真教由於得到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因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享有一定的特權。這些特權，固然使全真教的上層人物迅速發展成聚斂了大量物質財富的寺院地主，但也使信仰全真教的廣大人民群眾在殘酷的民族壓迫和經濟剝削下受到一定的保護，獲得一定的實際利益，因此，北方廣大群眾對全真教的感情，既是他們對傳統宗教的懷念，也是他們利用宗教來維護切身利益的一種反映。
當然，元朝統治者提倡全真教的目的正是為了利用其教“以識心見性，除情去欲，忍恥含垢，苦已利人為之宗”的特點，軟化北方人民的強烈反抗鬥志。因此，在元代北方社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全真教的末流貴盛，歸根結蒂，是對統治階級有利的。
三、從永樂宮壁畫看全真教融合三教
巨幅精美的元代壁畫是“大純陽萬壽宮”建築的主要組成部分和重要特色。全部壁畫總面積達一千零五點六八平方米。其中，無極門為八十點一二平方米，內容為神荼、鬱壘、神將、城堡、土地等大型人物畫；無極殿為四百二十九點五平方米，內容為朝拜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各種神抵圖像（即《朝元圖》）的大型人物畫，由河南府洛京句山馬君樣長男馬七待詔“及其門人繪於泰定二年（1325年）；純陽殿為二百一十三平方米，內容為“純陽帝君仙遊圖”，是呂洞賓一生的神話故事的傳記壁畫，由襄陵朱好古門人張遵禮於元惠宗至正十八年（1358年）繪製；重陽殿為一百五十八點零六平方米，內容為全真教創建人王重陽一生神話傳說的傳記壁畫，約於洪武元年（1368年）繪成，畫師姓名未詳。
永樂宮本身是一座全真教道官，這裡大量的宗教壁畫，毫無疑義是為了宣揚其宗教思想。當然，也為我們研究這一宗教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尤其是被全真教流派奉為鼻祖的呂洞賓傳記壁畫和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的傳記壁畫，都有大量的榜題文字，更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的方便，於此，我們就壁畫題材中展示的全真教對道、佛、儒三教的融合作一些分析。
全真教興起之時，就以“勸人誦《道德清學經》《般若心經》及《孝經》”為其教義，而且，“凡立會必以三教為名”，創有“三教平等會”，公開將道、佛、儒融合起來，體現了“三教同源”的思想。關於全真教這種融合三教做法的思想背景和政治目的，學術界已有論述，然而，三教在全真教中如何被融合，又各居於什麼地位，學者們還不及有論。僅就壁畫來看，這方面的內容表現得比較突出。壁畫雖然是全真教末流貴盛後的思想表現，反映的內容未必全然符合其教初衷，但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宗教一旦形成，總要包含某些傳統的材料，因為在一切意識形態領域內，傳統都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宗教演變後，必然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所以，我們可以把壁畫中反映的內容作為研究這一宗教的部分參考。
王昶在跋《全真教祖碑》中說王重陽創全真教“欲援儒、釋為輔，使其教不孤立”，既然儒釋為輔，道還是被放在主要地位上的，因此，壁畫的題材首先表現了全真教崇道抑佛的精神。在純陽殿五十二幅壁畫中，“遊寒山寺”，“神化婺州舉塔”，“神化張和尚”等畫幅屬於這方面的內容，其多以呂仙戲弄長老僧眾為題。呂仙可以使寒山寺內鐸鈴喑啞，可以將佛聖塔用手二指舉起、顛倒，可以與僧人玄談佛理使之釋服，志在表明“我在華嚴最上頭”，反映了與佛教的對立鬥爭，突出了道教的主導地位，說明了全真教所謂的“三教平等”並不平等。其次，壁畫反映了全真道教對佛教宗教戒律和輪迴報應學說的吸收。這在重陽殿中四十九幅壁畫裡佔有大量篇幅。如“著彩霞”、“擎芝草”、“夜談秘旨”、“撥雲頭”、“灑淨水”、“起慈悲”、“念神咒”、“誓盟道戒”、“畫示天堂”等畫幅，以王重陽點度其弟子馬丹陽、孫不二夫婦超凡登仙為題材，表現了王重陽用佛教輪迴之苦戒示馬、孫不要“貪念酒色財產”，不要“利已損他”，不要“爭競人我，談說是非”，否則就要墮於極舌、攝魂、犁頭、鑊題、爐炭、鐵輪、穿腹、刺鼻等地獄，這裡，佛教律戒成了全真教“齊物泯己”，積善功、成善果的清規止界。馬丹陽夫婦遭受十八地獄的沉淪之苦後，王重陽輒以神力救之，目的是為了“欲令知其果因自生，不無還報，務令改過自新，以成長善之行”。顯然是吸收了佛教“三業”“三報”因果報應理論，摒棄了中國傳統的報應在天的學說。全真教徒修身目的竟然也是為了“超出生天”，與佛教涅磐成佛無異；修道方式也成了“以戒擴定，定而生慧，洞見道源”，和佛教止觀、禪定的宗教修養方法頗為類似。第三，從壁畫來看，宋儒理學雖然對全真教有一定影響，作為儒教的中心“孝”在該教中並不重要。全真教提倡“孝”道，而壁畫上“孝”的內容卻並不多有，僅純陽殿有“救孝子母”一幅畫圖，故事為桐廬沈志真，有母病發背，百方不緩，禱佑備至，由於孝心所感，呂洞賓賜藥救之，說“公至孝，感天命，予來救之”。可見“孝”的精神只是作為崇道的陪襯而被提倡。這大概是道主和佛教徒因為棄親出家，無孝道可言，故不便著力讚頌。但全真教對新興的宋儒理學在理論上多有攝取，甚至將道看作是“萬理歸元，一性太虛”的東西。
總之，全真教融合三教並不是將三教真的平等起來，而是以佛教理論為主，對傳統道教進行了改造。陳寅格先生說：“綜觀二千年來道教之發展史，每一次改革，必受一種外來學說之激刺，而所受外來之學說，要以佛教為主。”何嘗不是呢？永樂宮的壁畫也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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