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昨日,參觀以“己渡”སྐྱིད་སྡུག為題材的澤郎奪理的畫展,策展人山美君其實很深刻地詮釋了繪畫所反映的風格和深度。我一直相信一種態度,感受本始終是一種微妙又厚實的東西。在眾多剛畢業或在校大學生年輕面孔充斥的人群中,我們這些80後多少是有一些不合時宜的,對人群的恐懼使我走出畫館,站在滔滔拉薩河邊,夏日雲霧密佈,拉薩的一切發出一種酸性的溼氣,更加確定80後心中是隱藏著一些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痕跡,所以對於畫作,會有一些更深入的體會方式。

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澤郎奪理的畫自始至終貫穿著“飛鳥”與“孩童”的影子,普世理解中“飛鳥”自然象徵著自由,而“孩童”象徵著我們的童年和爛漫。在西藏文化與近代歌曲中“飛鳥”之所以成為進一步的隱喻符號,是因為我們有一片飛不出的喜馬拉雅天空。西藏群山環繞,高聳的山脈是我們從古至今對“飛鳥”的嚮往和寄託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強烈。我們耳熟能詳,且傳唱於藏區各地的倉央嘉措詩歌中,就有這麼經典的一句“那白鶴之鳥,借我一雙翅膀,縱然不去遠方,但繞理塘歸來”,不論從普遍所理解的預示七世達賴喇嘛即將誕生在理塘的不可思議性解釋,還是從困在布達拉宮嚮往詩和遠方的青年的浪漫主義考慮,都把白鶴翅膀作為一個寄託業力與自由的稟賦對象。在布達拉宮木窗前遙望遠方的倉央嘉措上空是有一排孤獨的遷徙大雁飛過。

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再來看近代拉薩著名流行歌手強巴次仁的一首歌曲:“渴望是一隻大雁,渴望是一隻小鳥,向著遠方的家鄉,自由飛翔過去”,此時“飛鳥”象徵著自由穿梭與抵達的思鄉之情。在高原的崇山峻嶺境地,舉頭遙望,能見到的是呼嘯而過的飛鳥。人對飛鳥的寄託是一種宗教式的解脫和掙扎,想起敦煌文獻中記載吐蕃重臣祿東贊有過目不忘之本事,在雅礱城堡上見群鳥飛過山崗,掐指一算,對屬下說去看看山後是否有鷂鷹擒住鳥雀,比今早飛來時候少了一隻,那人在山後果然見鷂鷹叼著一隻鳥雀。可見,當時蒼茫的歲月中,人們是很關注頭頂上自由飛翔的生靈同伴。一位考古學者給我看了一首他的詩歌,在蒼茫的阿里盆地,其抬頭看見,暮色下遷徙大雁飛過世界屋脊,有感寫出了一首頗為有感覺的短詩。

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對於近代,我們其實應該多聽一些民歌,其中對“飛鳥”的象徵更是多元化,將“飛鳥”與藏傳佛教中的高僧比喻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廣為傳唱的旅居美國的藏族歌手普布朗傑的一首讚頌薩迦法王的歌,名為《三條鳥道》:“虛空之最高鳥道,三隻雄鷹邀我上來,我怎可上去,但要感謝你,我並沒有你一般的飛翔本領;虛空之中間鳥道,三隻孔雀邀我上來,我怎可上去,但要感謝你,我並沒有你一般的美麗羽翼;虛空之下層鳥道,三隻布穀鳥邀我上來,我怎可上去,但要感謝你,我並沒有你一般的美妙聲音”。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讚頌三種飛鳥的本領特點時候,其實也隱喻了佛教中的三乘,停留於聲音妙樂的聲聞乘(小乘)、停留於美麗虛華的緣覺乘(大乘)、翱翔於自在虛空中的無上乘(密宗金剛乘)。

最後瞭解一首安多民歌,唱道:“上空有三隻鳥,其中孔雀有一副好羽,並非世人贊耀你孔雀,而是因為好羽可以裝飾寶瓶;持著寶瓶的僧侶們,請你們不要忘記那些鳥兒。上空有三隻鳥,其中雄鷹有一副好羽,並非世人贊耀你雄鷹,而是好羽可以裝飾飛箭,那些持著弓箭的男兒,請你們不要忘記那些鳥兒。上空有三隻鳥,其中布穀鳥有一個好嗓子,世人並非贊耀你好嗓子,而是覺得你唱出了姑娘的思念,那些已經遠嫁的姑娘,請你們不要忘記那些鳥兒。” 其中三隻鳥分別隱喻著世間紅顏禍水或因福獲災的事情,也在警醒世人不要因為一些表面的善意矇騙了你,他人可能有其他用心。當然,人們也不能忘記曾經被利用的那些人和事,世事因緣和合,要時刻懂得感恩與回報。

如此可見,在澤郎奪理的畫中出現一種自始至終的飛鳥形象也是一定程度上與這種藏族文化中的寄託情節是有關係的。青海湖邊廣為流傳的民歌唱道“白螺搬白頸雄鷹,振翅高飛是虛空之美,收翅下落是山崖之美”。

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藏文化中對於鳥的另一種寄託是死亡和靈魂的昇華,這跟天葬有關,藏語中天葬稱之為“施鳥”བྱ་གཏོར།。死亡是另外一種緣起,魂魄和業力會轉入到另一種載體上,那顆承載五蘊的軀體徹底死亡了,毫不懷疑是一堆骨肉,施捨於鳥類。所以,天葬是一種徹底的自由和解脫方式,靈魂得以離開這個骯髒的肉身,自由飛翔。而飛鳥正好象徵著自由的意識和瀕臨死亡的體驗。

餐食屍身的禿鷲被藏人視如得道高僧,不得射殺,不得驚擾。傳說禿鷲能預感自己死去的前夕,於是高聳飛翔,在虛空中耗盡體力,猝死。極其具有尊嚴。不論如此傳說是否具有真實性,但是毫無疑問這是藏人對鷹鷲的一種神聖寄託方式。死亡與餐食肉體的鷹鷲等藏人眼裡是另外一種開始,是神聖的,值得莊嚴對待。死亡只是一種肉體的終結,而靈魂又進一步轉世。

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如果將飛鳥比作意識,那麼我相信孩童是那些傷感失落的內心。意識與內心的關係在藏傳佛教哲學中一直是個爭議的題材。有人將內心比作是大地,意識比作是綠苗:沒有意識的內心便是一簇沒有照射力的火,或者一片沒有生機的死亡之地。有人將內心比作是野火,意識比作是燈火:內心有各種心猿意馬之野火,毫無方向地燃燒,而得以訓練的意識會逐漸形成一條通往智慧的明火。內心是充滿孤獨的,況且在一個後現代危機感籠罩的文化環境裡,我們童貞搬的文化生態再怎麼用心呵護,終究也抵擋不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最終只留下永恆的意識之流在上空飛翔。

每個人生來是孤獨的,草原上更為孤獨,峽谷裡我們同樣孤獨。人之所以孤獨是因為意識之鳥飛的遙遠高聳,所以選擇意識與靈魂至上的民族最為孤獨的。那些渺茫的孩童是我們遺落的歲月,是我們隱隱作祟的內心之殤,只有用詩歌和哲學的語言才能暗自舔傷。

Bitter-Sweet之解:澤郎奪理作品“飛鳥”與“孩童”的文化隱喻

永中久美寫於拉薩南岸熱瑪崗

2018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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