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邱震海先生接受了天津日報數字報刊《新金融觀察》的專訪，從自己最新出版的作品《2020大布局：你的機遇在哪裡？》開始說起，談到他對未來中國經濟轉型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參考，全文如下。
錯過了房價黃金十年、錯過了比特幣……這些都沒關係，但我們不能錯過的，是個人的成長與努力，對信息的把握，對方法的學習。同時，這也是面向新時代的要求。中國經濟即將彎道超車，消費升級來臨，人工智能來襲，趁科技改變你的人生之前，你需要了解未來將發生什麼。小到個人、企業，大到社會、國家，每一個單元的個體都在為上升而不斷努力，《2020大布局：你的機遇在哪裡？》就是這樣一本由點及面，由多面到立體的全方位“未來手冊”，指導如何實現“彎道超車”。本書作者邱震海在書中寫道：“如果我們把某個領域比喻成一個圓，那麼許多領域的競爭力已不再處於圓心，而恰恰是處於圓周，或是幾個圓的相交處。”
當前中國經濟，要管好兩條“線”
當前中國經濟，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要管好兩條“線”，一是底線，二是上線。所謂底線，就是要保證中國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所謂上線，就是要順利完成中國經濟轉型，尤其是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
新金融： 2020年，是中國發展的關鍵年。這本書名為《2020大布局》，寫作這本書的初衷是為中國發展支招嗎？
邱震海：在2020年之前的這幾年裡，無論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正在迅速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最新科技革命，都將再經歷一場脫胎換骨式的革命，而這最終將深刻影響我們每個人的財富、每個企業的訂單、我們當中很多人的工作位置，還有許多人的職業或事業轉型。寫這本書的初衷完全不是為中國經濟支招，而是想以學者的眼光，對中國經濟過去、現在，尤其是未來的一些深層問題做一些解構。這只是我最近幾年在做的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或者說剛開始展現的一部分。後面我還將會有一些持續的研究成果問世。
新金融：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前景，你認為從當下來看有哪些關鍵點？
邱震海：當前中國經濟，用我的話來說就是，要管好兩條“線”，一是底線，二是上線。所謂底線，就是要保證中國不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所謂上線，就是要順利完成中國經濟轉型，尤其是以創新為主導的經濟。這兩方面的工作現在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有成效，但挑戰還是不少。
新金融：你做了不少平臺節目，如《震海才智俱樂部》《震海大歷史》《傾聽彼得邱》等，在不斷向平臺的讀者和聽眾輸出觀點、文章和智慧的同時，你有哪些感受和收穫？
邱震海：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學者型的媒體人，因此還是希望能以學者的素養、媒體人的敏銳來觀察、解構事物背後的深層邏輯。從過去的報紙、電臺、雜誌、電視，到現在轉型從音頻角度切入，其實要完成的都是這個使命。你提到的這幾個音頻節目，其實還是各有分工。《震海大歷史》是一個談歷史的節目，但不光侷限於歷史，而是反映我作為一個學者型的媒體人對大歷史的所感、所惑、所思。《震海才智俱樂部》則正好是面向未來，聚焦未來12到15年，科技革命對世界經濟轉型包括中國經濟帶來的破壞與創造兼而有之的正反效應，以及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在這過程中如何轉型。《傾聽彼得邱》則是為了滿足一些粉絲朋友們依然對我的時政評論的渴望和需求。無論在哪個平臺，我的感受是，中國是一個發展非常快的轉型國家，在這一輪科技革命的過程中，中國正好趕上了自身經濟轉型的關口，因此二者在同一時空下發生，這就給了中國經濟和中國發展以“彎道超車”的機會。面對未來十幾年來勢更加兇猛的科技革命，我們許多人既有期待，同時又略感茫然。因此在這個節骨眼上，我認為自己可以做一些前瞻性、解構性的工作，也是有意義的。蛋糕做大了，應注意把它切勻過去由於光是注重把蛋糕做大，而忽略了把蛋糕做勻。現在當蛋糕已經做得足夠大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多地注意把蛋糕切勻，這樣才能夠維持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這不是市場的力量能夠做到，而是需要政府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產品方面有更多的介入。
新金融：書中提到，因為專注於做大，中國經濟轉型晚了15年。作為中國轉型和戰略問題專家，你認為該如何彌補這一失誤？
邱震海：過去由於光是注重把蛋糕做大，而忽略了把蛋糕做勻。既然已經發生了，也過去了，那麼現在當蛋糕已經做得足夠大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多地注意把蛋糕切勻，這樣才能夠維持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這不是市場的力量能夠做到，而是需要政府在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產品方面有更多的介入。我最近在《環球時報》上發表的《再見！新古典自由主義》一文，以及該文的詳細版《改革開放40年：中國到了告別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時候了》，表達的都是這層意思，也希望因此引起社會上下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和思考。
新金融：房地產、醫療和教育在中國是三件令人頭疼的事情。你在書中指出其根源恰恰就是20世紀80年代風靡西方世界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要緩解這三件令人頭疼的事情，你認為該是個怎樣的路徑和過程？
邱震海：中國在這過程中走了一些彎路，既有客觀也有主觀的原因。所謂客觀的原因，就是誰都沒有經驗，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且當時新古典自由主義正風靡全球，誰也躲不過。主觀原因則是由於我們自己學習和研究不夠，理論功底不足。過去幾十年，我們是實幹家多，理論家少，摸著石頭過河多，紮紮實實不帶任何偏見地研究理論和邏輯問題少。現在都時興引述毛澤東，毛澤東就曾經說過：“一支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支愚蠢的軍隊。”這句話稍微修改就可以變成“缺乏紮實理論研究的經濟體，不可能有長期可持續的發展”。
商業模式創新只是一個跳板或橋樑，而非終極目標。如果有更多資本願意在科技原創方面予以投入，如果有更多年輕人不是為了想賺快錢甚至上市圈錢，而是能真正坐十年冷板凳，紮紮實實地進行科學原創，那麼將來的創新模式才是值得鼓勵的。
新金融：從2015年開始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至今日，你認為呈現出哪些成效和問題？未來幾年，需做出怎樣的調整？
邱震海：“雙創”提出時間整整三年，應該說取得了不少成就，這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年輕人中，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創新氛圍。最近幾年，資本的力量開始形成，許多資本在等待好的項目；同時年輕人也為“雙創”所鼓舞，開始改變前幾年“千軍萬馬考公務員”的畸形擇業取向；而中國中產階層的迅速發展，在消費行為上積極進取，對任何人提升他們生活方式的現代科技和趨勢都抱著積極擁抱的態度。所有這些都為中國這幾年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但同時要看到，迄今為止所謂的創新，更多的是一種商業模式創新，而非科技原創。當然，對任何經濟體來說，科技原創都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但是，人們不能光侷限或滿足於商業模式創新。中國創新真正的未來在於科技原創，商業模式創新只是一個跳板或橋樑，而非終極目標。如果有更多資本願意在科技原創方面予以投入，如果有更多年輕人不是為了想賺快錢甚至上市圈錢，而是能真正坐十年冷板凳，紮紮實實地進行科學原創，那麼將來的創新模式才是值得鼓勵的。
新金融：在阻礙中國創新的因素裡，你提到人才和教育資源越來越集中於一線大城市。可以說，這是一種共識，也因此出現了各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對於搶人大戰及其作用你怎麼看？
邱震海：人才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已牢牢紮根於人心，因此各大城市才會出現搶人才大戰，但是我們要問兩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第一、究竟什麼樣的人，才是人才？第二、究竟什麼樣的環境，才能吸引到真正的人才？針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顯然不光是學歷，而是這個人是否真正具有創新能力。在這輪搶人才大戰中，顯然各方更多關注的是一些硬性指標，比如學歷、職稱，而嚴重忽略了其背後的創新能力。至於第二個問題，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真正能夠吸引人才的，不光是年薪、住房（當然這些也很重要），而是一個好的創新氛圍。而談到創新氛圍，很多人都會覺得很空、很虛、很抽象，但其實它又非常實在，就是這個地方必須營造一種有利於創新的文化氛圍，讓創新、創意破土而出，而不是通過一系列的政策環境、輿論氛圍予以壓制。談創新，人人都很高調；搶人才，各地都很積極。但這只是表面，而遠非事物的本質和靈魂。
新金融：你表示，未來3-5年，失業的首先是腦力勞動者，在詳述如何保證不被取代時，你將“智能”和“智慧”這一組關鍵詞提了出來。我們在培養下一代的過程中要格外注意哪些方面？
邱震海：在過去傳統教育的年代，或者說科技革命還沒有如日中天的年代裡，我們的傳統教育理念一般都是強調培養學生的記憶力和機械的分析能力。關於教育改革和創新發展，談了多少年了，之所以無法推動是由於沒有壓力，因為凡是注重記憶力和機械分析能力的，最後都能找到好工作，那麼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誰會有改革教育的動力呢？但未來幾年的情況就不同了。凡是單純注重記憶力和機械分析能力的人，都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換句話說，他們這樣都會面臨失業或被失業的風險。這樣，真正的壓力就來了，或者說真正的改革的動力也就出來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書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就是最後臨門一腳無法突破。過去500年，西方之所以能超越東方，真正的差別就在於這臨門一腳。中國教育是將最後臨門一腳（也就是培養提升學生的創造能力）真正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了。
新金融：我們正處於一個深刻變革的時代，各種新產業、新業態層出，新的商業模式催生著巨大的財富機遇。在你看來現階段，最好的財富風口是什麼？
邱震海：一個美國學者將中國創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0到2010年，基本以山寨為特徵；第二階段是2010年到現在，他稱之為“為中國而創新”，也就是說將西方的科技原創拿來，在中國大地上整合出一個商業模式和財富積累；但是，真正未來有前景的是第三個階段，也就是“為世界而創新”，把科技原創的中心從西方轉移到中國。顯然，現階段的中國還處於第二階段。從財富風口的角度說，一切具備第二階段特徵，同時又帶有第三階段前景的行業都是財富風口。
邱震海
學者，時政分析專家，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鳳凰衛視評論員。多年來專注於中國對外戰略和內部轉型的研究，近年來將觸角延伸至中國經濟轉型方向、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及其風險掌控、中國對外戰略整合等領域。著作有《德國：一個冬天之後的神話》《中日需要“亞洲大智慧”》《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迫在眉睫：中國周邊危機的內幕與突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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