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漫步於城市街頭，發現外國女性的身影，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不會有人為此感到驚詫，甚至眼睛都不會在她們身上做任何停留。然而，幾百年前的中國，卻將外國女性視為洪水猛獸、大亂之源，嚴禁她們踏上國土。直到那場因鴉片而起的戰爭爆發後，這一政策方才被廢除，外國女性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才慢慢改變。
嚴禁“番婦來華”
清朝實行較為嚴厲的閉關政策，通過制定《防範外夷條規》等一系列章程，試圖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逍遙”地活在“桃花源”裡。好在為了彰顯天朝地大物博，拯救“外夷”小命（清人普遍認為少了中國的茶葉和大黃，外國人會大便不通而死），還保留了幾處通商口岸（乾隆年間撤掉三個，只保留廣州一個口岸）。儘管允許外國人來華經商，但是做了種種限制。其中，就包括：外國女性不許居住廣州夷館，只准居住船上。
1751年，有個荷蘭商人擅自帶著三位女性進入廣州，雖未引發衝突，但引起清朝官員的警惕和重視，認為“例當驅逐”。為了防止再次發生此類事件，清廷明確規定：“嗣後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將婦女先行就澳寓居，方準船隻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押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從此以後，外國女性可以合法地居住在澳門，而不必困在船上。
那年月的海上航行，比不得現在，漂洋過海到中國，往往需要半年以上。旅途疲憊，甚至充滿兇險，好不容易到達目的地，卻無法攜眷同行（一般會在中國逗留半年左右），這令外國商人十分惱火。因此，這一不人道的政策經常會引發彼此間的摩擦和衝突。最典型的，是發生在廣州的“盼師夫人事件”。
盼師夫人事件
盼師，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粵大班，他對清廷的上述政策十分不滿，所以公然予以挑釁，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之前也有外國女性到廣州，但都是偷偷摸摸，住幾天就離開了）。1830年10月4日，盼師攜夫人和葡萄牙婢女，光天化日之下，大搖大擺地坐著轎子進入商館。盼師之所以明目張膽地這樣做，背後恐怕是有英國政府的支持，目的就是要向清廷的政策發起衝擊。
一週後，兩廣總督李鴻賓勒令“番婦”、“夷婢”（即上述兩位外國女性）退回澳門，不得在廣州停留。然而，不僅盼師拒絕執行命令，而且英國商人也紛紛提出抗議。（注：清廷規定，外國商人不得直接與天朝官員接觸，所以，命令是由行商轉達。）10月20日，李鴻賓再次通過行商向盼師下達嚴令，如果三天之內不將“番婦”遣回，將派兵入館驅逐。盼師一看天朝來硬的，立即通過海軍司令調來一百多個士兵，全副武裝進入商館。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形勢隨時可能失控。
事實上，當時清廷是害怕引起中外戰爭的，因為剛花了好多錢鎮壓了一次邊疆叛亂，實在打不起另一場仗，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道光派林則徐到廣州禁菸時，反覆叮囑“切莫開啟釁端”的原因所在。所以，李鴻賓所謂出兵驅逐，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後來，行商伍受昌出面調停，以盼師身體有恙需要人照顧為名，讓兩位女性暫留廣州，待病好後再行離去。最終，她們在廣州共居住50天后，退回澳門。清廷為了顯示天朝威嚴，將一個向盼師提供轎子的行商謝五革職，併發配新疆。（謝五：怪我咯？）
“夷夏大防”作祟
盼師事件發生後，道光帝於12月8日下諭旨，重申嚴禁“番婦來華”政策。1831年3月，李鴻賓等重新制定了《防範夷人章程》，措施更為詳細、嚴厲。此後十年內，此類公開挑釁事件未再發生。不過，雙方的矛盾越來越深，以致這一政策成為後來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
那麼，清廷緣何一定要把外國女性拒之門外呢？四個字：“夷夏大防”！
中國人一向看不起外國人，往往用“夷”、“番”、“蠻”等字眼來稱呼，而外國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飾以及其他很多生活習慣等，都被視為“有傷風化”。而且，如果允許她們進入廣州長期居住，勢必擴大華夷接觸範圍，難免引發所謂“不軌”行為。同時，來華商人如有家眷陪同，身後無所牽掛，定居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這些，都被清廷視為影響天朝穩定的不利因素。
說到底，還是所謂天朝思維在作祟。
寫入《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談判開始後，英國代表璞鼎查明確將這一問題提了出來，認為中英相距7萬里，往返一次需一年多，如不允許攜家眷來華，於情理不合。清廷代表耆英向道光帝請旨，並在奏摺中說：外國船隻之所以難以控制，是因為“飄忽往來於洪濤巨浪之中，朝東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為遙患”，如果提供固定住所給外國人，再允許他們攜帶家眷，那麼他們的顧慮就會增多，控制起來會比較容易。而且，“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情，即以暗柔其性，似更不必遇事防閒”。這番話，顯然是在吃了敗仗之後，不得不做出妥協，又不想丟掉天朝威嚴的情況下，尋求自我安慰罷了。
從此以後，外國女性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1844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後，女傳教士被允許到內地傳教。隨後越來越多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來華外國女性數量迅速增加。
不過，清人對她們的印象並沒有發生什麼本質變化，只是無法阻止而已。
那麼，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人，究竟在哪些方面看不慣西方女性呢？
首先是服飾裝扮。亨特曾這樣記載：“盼師夫人可說是集會中的美人兒，她的服裝是真正倫敦式的，這非常引起我們的羨慕，可是在中國看來，則十分可怕了。”即使開明如林則徐者，也不能接受。他於1839年巡視澳門時，曾在日記裡記載：“夷服太覺不類……婦女頭髮或分梳兩道，或三道，皆無高髻。衣則上而露胸，下而重裙。”
其次是男女倫常。西方講究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甚至常有女性凌駕於男性之上者，而這與中國男尊女卑觀念格格不入。林則徐在上述日記中稱：“婚配皆男女自擇，不避同姓，真夷俗也。”黃懋材遊歷上海時，對於“番婦性驕侈，為夫者一聽其意指氣使，不敢稍怠”的現象十分不理解。
按理說，隨著西方女性來華數量迅速增多，中國人對她們的看法應當逐漸改變，但事實卻非如此。
稱呼易改，觀念難變
大致自鴉片戰爭前夕，英國人開始意識到“夷”字含有歧視之意，遂偶有抗議，至《南京條約》簽訂時，文本中即沒有出現“夷”字，後來在《天津條約》中乾脆明確規定清廷不得再使用“夷”字。而且，經過兩次戰爭的失敗後，中國人懵懵懂懂地意識到，西方似乎並不屬於未開化的野蠻世界，甚至很多地方要比中國文明。
以“西國婦女”。不過，女性服飾及禮儀等，仍屬於“中體西用”之“體”的層面，即大本大源的祖宗之制，絕不可動搖。故而，人們對西方女性的稱呼雖然發生變化，但對於她們的服裝打扮、言談舉止、價值觀念等，仍大都採取排斥態度。
有違倫理，展開批評
在清人看來，西方女性在各個方面都與中國傳統儒家倫理相違背，故各類批評，在士大夫筆下隨處可見。茲簡單舉出幾例：
“男與女面相向，互為攜持。男以一手摟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女子袒露，男則衣襟整齊……殊不雅觀也。”
“家事皆妻倡夫隨，坐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時，夫事其妻如中國孝子之事父母，否則眾訾之。”
“泰西則子不養父，臣玩其君，妻貴於夫，三綱淪矣”；“妻可置妾控夫，尤為可笑。”
“在西人不識陰陽，其立教遂不別男女，然言天既有陽而無陰，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違天而行，不亦顛倒剌謬之甚耶……女制男，陰抑陽，事事倒置。”
“女年二十有一，便縱其任意擇夫，盡有屢擇方配之人，不以先奸後娶為恥。青年碧玉，到處求雄；皓首孤孀，盡堪招偶，一至於斯！”
即使像薛福成、曾紀澤等主張學習西方富強之道的洋務派官員，也無法扭轉頭腦裡的傳統觀念，對西方女性的種種行為皆表示反對。比如，薛福成就認為下面的現象“稍違聖人之道”：“男子在道，遇見婦女則讓之先行。宴會諸禮，皆女先於男。婦人有外遇，雖公侯之夫人，往往捨棄其故夫，而再蘸不以為異。夫有外遇，其妻可鳴官究治，正與古者扶陽抑陰之義相反。女子未嫁，每多男友，甚或生子不以為嫌。所以女子頗多終身不嫁者，惡其受夫之拘束也。”他還對當時西方湧起的女權運動表示極力反對，認為：“婦女獨立，則人不願生子，而人類將絕，豈不大可畏哉。”
微弱的肯定聲音
儘管風氣未開，觀念未變，但是在一片批評聲中，仍能發現些許微弱的肯定聲音。比如，王韜說：“女子與男子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歷算、 象緯、輿圖、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窮研，得其精理”，“中土鬚眉有愧此裙釵者多矣。”他竟然公開承認中國女性不如西方女性，可謂大膽。
鄭觀應稱讚“泰西女學與男丁並重，人生八歲，無分男女，皆須入塾，訓以讀書、識字、算數等等，塾規與男塾略同”，倡導興辦新式女學，見識不俗。
李圭則認為西方女子“舉止大方，無閨閣態，有鬚眉氣”，不由“心甚敬之，又且愛之”。
特別是，《點石齋畫報》中出現了不少有關西方女性形象的正面報道。比如，《美婦司舟》一文就稱，美國婦女伊麗莎白因學習航海技術成績優異，鮮有男性超越於她，於是被任命為某輪船船長，總理這條船的一切事物，而她的丈夫也在這條船上，官銜是大副。
《西婦善御》一文，則描繪了一位將腳踏車“馴服”的西方女性，並稱：獨輪車、馬車等交通工具一般都是男人駕駛，如今西方女子對駕駛自行車技巧嫻熟，其行如飛，身輕如燕，令人欽佩。
《女俠洩憤》一文，講述的是一位奧地利女子，因好友丈夫出軌卻不思悔改，所以她替朋友出頭，與“渣男”展開決鬥的故事。畫面中，男女各執利器，而“女俠”正邊跑邊抨起袖子，右手執長刀緊追對方不放，被追趕的男子手中也一樣握有武器，但左臂已經鮮血直流，無力對敵正欲逃跑。
此外，《離婚奇談》和《醜夫被控》兩文則講述美國婦女在離婚事件中行使自己的權利。
西方女性在中國的正面形象開始萌生。
“美人”形象的確立
至20世紀初，西方女性在國人眼中的形象來了一個大逆轉，從原來的“番婦”變為“美人”、“美女”，類似稱呼，在報紙上隨處可見。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美人”、“美女”並非僅僅指向外貌，而是更看重內在，將西方女性視為榜樣和典範。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已經很少關注西方女性的服飾和禮儀，而將重心放在了外貌背後的國民品格上。比如：
西方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歐美諸國，女學校林立於都會，女學生絡繹於道途，及其卒業，或為美術家，或為哲學家，或為文豪家，或為悲劇家，或參預夫政治，或從事於偵探，或投身看護婦……”
西方女性普遍自立並貢獻於社會。“泰西女子，無有如中國之終身坐食，不能生利者。”“女子立身端正，心地光明，有獨立之精神，無服從之性質，為國捨身，為民流血，其遺蹟見於歷史者，不可勝數。”
有意思的是，由於西方女性背後折射出的是西方文明，所以她們不僅成為中國女性的典範，而且成為中國男性的榜樣。在當時的輿論中，很多人都有中國男人不如西方女性的言論。比如，“荷蘭者……尋常女子六歲未有不入學，十五歲而未有不畢業於高等者。且其普通社會，女子不通英、法、德何國之語言文字，則謂之無教育之民。今吾中國民其自思，以男子而能通無論何國之語文者，幾何人哉?？日人某，數年前遊學德國，以民家為居停。居停之老嫗暇時與之談，則能知德國與日本海岸線之長短與比例，如數家珍。今吾國民其又自思，以老師宿儒能知本國海岸線之長短者，幾何人哉?”
偶爾有分歧
當然，在女權等問題上，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分歧。前者這樣說：“曠觀歐美文明各國，男女同等，如結婚也，選舉也，莫不力爭平權，誠以處二十世紀新鮮空氣中，不自由毋寧死也。泰西之女士，如維多 利亞之英明，羅蘭夫人之豪俠，其偉績豐功，嘖嘖人口。”而康有為則對西方女性因崇尚自由不願生育表示擔憂，說：“天與人權之理既明，則婦女獨立之勢日盛，大化浩浩洶洶，轉移而人不知也，亦安能逆之哉？若順風而趨，則人道之滅絕可憂也，吾於法美婦女之趨勢有懼焉。”
事實上，西方女性是一個非常籠統和模糊的概念，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別性，而且當時她們絕非盡善盡美。梁啟超就曾說：“美國號稱尊女權，然亦表面上一佳話耳，實則紐約之婦女，其尊 嚴嬌貴者固十之一，其窮苦下賤者乃十之九。嬌貴者遠非中國千金閨秀之 所得雍，下賤者亦視中國之小家碧玉寒苦倍蓰焉。以文明之地，結婚既難，而女性復多於男性數倍，故怨曠之聲，洋洋盈耳，以華人之業賤工者，而中下等之西女，猶爭願嫁之，則其情形略可想矣。”然而，能像梁氏這樣做出敏銳觀察的實屬鳳毛麟角。而且，即使看到些許不足，大部分知識人也選擇了有意忽視，目的就是在中國打造出一種新的“美人”典範，進而能夠在中國社會激起波瀾。“娶妻當娶蘇菲亞，嫁夫當嫁瑪志尼。”“作自由舞臺之女傑、女英雄、女豪傑，其速繼羅蘭、馬尼他、蘇菲亞、批茶、如安而興起焉。”這樣的話語，將時人的急切心情展露無遺。
形象轉變的原因
事實上，這番努力還是很有效果的，清末十年的婦女解放成為一個轉折點。《點石齋畫報》曾發表一篇名為《裙釵大會》的文章，報道了中西女性一同舉辦中西女學堂第四次籌備會議的盛況，文中稱讚這次盛會“誠我華二千年來絕無僅有之盛會也，何幸於今日見之”。畫面上約有百位女子，從衣著上可分辨其是中是洋，學會上十幾個主要主持者圍桌而坐，似在商量大事，而其餘女性則三三兩兩交頭接耳。
那麼，為何西方女性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會在20世紀初迎來大轉折呢？
這是因為，甲午戰爭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東方文明在西方文明面前輸得徹徹底底，中國人開始真正拋棄所謂天朝上國的陳腐觀念，承認自己不如外國，而向西方學習也開始跨越“中體西用”的鴻溝。改造國民品性，重新塑造“新民”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使命，而作為“半邊天”的女性自然也在“新”的行列。於是，自戊戌維新時期即已開始的婦女解放運動，至此大盛。而西方女性形象，恰好可以拿來作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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