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1982年在西昌南坛出土的蜀汉“建兴五年”纪年砖，精确说明了这次发掘墓葬的年代。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们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发现的能够准确定位为蜀汉时期的墓葬十分少见。而在凉山地区发现的可以明确定为蜀汉时期的墓葬仅此一座，此墓的形制和修墓用的花纹砖和西昌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基本一致，如果不是出土了明确的纪年砖，很容易将其定为东汉晚期的墓葬，因此凉山境内有部分现在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很有可能是蜀汉之物。
建兴五年砖
1982年11月，凉山州博物馆的刘弘接到紧急通知，西昌南坛村村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博物馆领导派刘弘和龙西江两人对该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接到通知后，刘弘眉头紧锁，“南坛村的古墓会是什么年代的呢？这次去会不会有新发现？文物会不会被现场的人破坏？”带着焦虑和希望，刘弘和同事立刻骑车赶往现场。现场情况有些复杂，地里已经被挖出了一个大大的土坑，挖出来的土被堆在四周，上面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事不宜迟，凉山州博物馆的考古队立即着手，按照考古发掘的规范程序进行发掘。
被破坏的古墓里发现一块残砖
经过两天的艰苦清理，这座古墓的全貌终于清晰。这是一座早年已垮塌的砖室墓，墓室前面有甬道，平面呈 “凸”字形，长4米，宽2.1米，甬道长1.9米，宽1米，墓室主体由青砖建造，上方用青砖起拱成卷顶，底部也铺有青砖，青砖侧面大多有模印纹饰，呈现水波纹、菱形纹、圆圈纹等不同几何图案。
因为这座墓葬早年已被盗，只出土了几件泥质灰陶盔形帷帐座、一件陶灯台和少量陶器残片，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情绪。随着墓室中的填土一点点被清除，墓室的铺底砖彻底露了出来，再不会有别的东西出土了，考古队员们的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通过观察墓葬的形制和砖上的花纹，刘弘初步认定这是一座东汉晚期或者再晚一点的墓葬，考古界流传汉墓“十室九空”，这一次也没能破除这个魔咒。随着天色晚去，秋风也吹不走考古队员心里的沮丧，围观的人陆续散去，周边一片寂静。
就在绝望到来的同时，希望也随即闪现。
刘弘心情沉重地在工地周围踱步，突然发现从墓葬挖出的土里混杂着不少残砖，心细如发的刘弘眼睛一亮，蹲下来用手将每一匹残砖翻起来，观察它们的纹饰。在翻看了一大堆水波纹、菱形纹的砖后，一匹残砖跃入刘弘眼帘，这匹糊满泥土的砖侧面有一些文字若隐若现！刘弘小心翼翼地抱起这块残砖走到旁边的水沟，用毛刷轻轻清洗，泥土被清水冲走，一行字显露了出来：“建兴五年岁”。随着几个模印大字的云开雾现，刘弘的失望和疲劳瞬间烟消云散，像孩童一般雀跃起来。
“建兴五年岁”背后的秘密
这块砖究竟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历史秘密，以致考古队员如此兴奋？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建兴五年岁”铭文砖的出土，精确说明了这次发掘墓葬的年代。蜀汉以四川为基地建国，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多年来考古工作者们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发现的能够准确定位为蜀汉时期的墓葬十分少见。而在凉山地区发现的可以明确定为蜀汉时期的墓葬仅此一座，此墓的形制和修墓用的花纹砖和西昌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基本一致，如果不是出土了明确的纪年砖，很容易将其定为东汉晚期的墓葬，因此凉山境内有部分现在被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墓葬很有可能是蜀汉之物。其次，世人皆知诸葛亮南征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西昌是不是在南征的关键节点上？1982年出土的这块砖，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地下长埋千年后，它现在静静地躺在凉山州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里，成为那段历史确凿的证据。
南坛蜀汉墓平面图
下面，笔者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块残砖的前世今生。
纪年砖的起源
砖是中国从古至今运用最广的建筑材料之一，表示年次语句的砖特称为“纪年铭砖”或“纪年砖”。中国的纪年砖始于汉，延续至今。考察纪年砖是考察历代历史文化所不可忽略的资料，并且在砖上施以纪年铭这种形式本身也昭示着古代中国文化的地区差异。
从汉宣帝五凤年间（公元前57—54年），到东汉末的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在长达250余年的时间里，四川共发现纪年砖和铭文砖300多块。一般的纪年砖和铭文砖根据文字书法可分为篆、隶两大类。
凉山州博物馆馆藏的半块砖全名为蜀汉“建兴五年”纪年砖，泥质灰陶，长方形，严重残缺，残长28厘米，宽21.5厘米，厚6厘米。上有阳文隶书“建兴五年岁”，从书体上说，是模印的阳文隶书，书法遗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同时也是考古断代的重要依据与佐证，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其铭文“建兴五年”，为蜀汉后主刘禅的年号。
刘禅与“建兴”
历史上，“建兴”是最受历代君王青睐的年号，曾经被使用过多次，除本文中的蜀汉后主刘禅外，还有东吴废帝孙亮、西晋愍帝司马邺、后燕世祖慕容垂、渤海国宣王大仁秀、成汉武帝李雄等人，均使用过此年号。刘禅使用“建兴”年号共计十五年，从公元223年到237年。
说到刘禅，大家一定很熟悉。刘禅小名阿斗，据传刘禅之母甘夫人因夜梦仰吞北斗而孕，遂得此名。“建”在古代天文学中指北斗星的斗柄，刘禅以“建兴”为年号也算得上是一种“巧合”。刘禅幼时多遭劫难，幸亏蜀汉大将赵云两次相救，得以幸存，并于公元223年继位为帝，在位四十年。期间拜诸葛亮为相父，并支持姜维北伐，但其执政后期宠信黄皓，致使蜀汉逐渐走向衰弱。
大多数人认为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低下，然而笔者不这么认为。就在砖文所刻的“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向刘禅呈上了大名鼎鼎的《出师表》，计划北伐。刘禅劝阻无果，诸葛亮执意北伐，刘禅选择了全力支持，但在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的北伐。为了防止权臣专政，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管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交叉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独揽大权，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诸如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刘禅确非一无是处，笔者就不再多言了。
“南征”时期的西昌
说起“建兴”与西昌的关系，不得不提诸葛亮的南征，蜀汉先主刘备在猇亭被东吴大将陆逊大败，第二年白帝城托孤，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禅登基。时逢蜀国的南中地区发生动乱，“南中大姓”雍氏后人雍闿起兵造反，杀死蜀国派任的建宁（今云南）太守正昂，并派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引诱各郡加入，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叟人”首领高定（一作“高定元”）先后响应，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纷纷起兵反抗，一时局势危机。丞相诸葛亮起初两年并未起兵，而是采用安抚政策，但南中地区持续“后院起火”，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蜀国的统治，诸葛亮终于选择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春开始了南征。
诸葛亮安南进军路线示意图
南征之初，诸葛丞相的目光聚焦到了越嶲郡，即今天的凉山。当时南中最有势力的三大部落雍闿、孟获和高定的军队都汇集于凉山，本着擒贼先擒王的思路，诸葛丞相当即决定发兵凉山，直捣西昌。从成都出发后，诸葛亮率部队由当时进入凉山的唯一通道，星夜兼程，走僰道（今宜宾），渡马湖，尔后走旱路自东向西横穿大凉山，途经今日凉山州的雷波、美姑、昭觉等县，最后抵达西昌，并于现西昌市经久乡一带驻扎下来。
诸葛亮运筹帷幄，准备充分，虽是长途奔袭，但蜀军士气高昂，一路捷报频传。先是兵不血刃拿下雍闿，直逼营寨，又击败高定部署，扫平各路叛军，唯有孟获部朝云南仓皇出逃。诸葛亮率南征军乘胜追击，由泸水（今攀枝花市金沙江段），进征益州郡（今云南晋宁），生擒了孟获。这段战事后被诸葛亮记入《出师表》中，是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三国演义》中的“七擒七纵”便是此时诸葛亮追击孟获部的故事。诸葛丞相对孟获的收复主要采取了“攻心”战术，每次生擒孟获，不开杀戒，而是反复地放回，然后又智擒，最终让孟获心服口服地归顺蜀汉。鉴于孟获在南中地区有绝对的威望，他的辖区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人人臣服。孟获归顺蜀汉后也言而有信，直至蜀汉政权灭亡，南中地区也没再掀起大的反抗和动乱。诸葛亮的“攻心”无疑换来了南中的长治久安，但后世史家学者对“七擒七纵”有过诸多质疑，比如部分史学家们认为，对于一个叛乱领袖，抓住七次又放掉七次，既不符合诸葛亮谨慎小心的性格，也不符合战争的常规，更不符合当时的客观自然条件。诸葛亮南征短短数月既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完成“七擒七纵”神话般的战绩，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是难以办到的。
“七擒七纵”的真实性众说纷纭，笔者不敢妄下论断。从根本上看，南征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军事行动，前前后后仅花了数月时间，与诸葛亮生平指挥的其他大型战役相比，不值一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也仅用“（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简单地描述此战役。但毫无疑问的是，诸葛亮的南征为蜀汉南中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征”后的西昌
南征大幕落定，诸葛丞相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治理这片多民族的边地，一时计上心头，“民族区域自治”的蓝图浮现在诸葛丞相脑海里。除了改设郡县外，他并没有专门驻留军队，而是依靠当地多民族百姓的力量实现区域自治，这一施政方针对后世影响深远，也直接促成了接下来几百年南中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
有了基本政策后，诸葛亮开始为管理西昌物色人选，他想到了张嶷，张嶷号称“小五虎将”，曾在广汉、绵竹平叛羌乱中屡获战功，善于处理民族事务，有丰富的民族关系处理经验。张嶷被诸葛亮委任为越嶲郡太守，常驻西昌。张嶷不辱使命，在任期内延续诸葛亮区域自治的政策，多次化解各种叛乱，消除区域内不稳定因素，在本地各部族中的威信也水涨船高，任职的十五年里，延续了西昌的稳定发展。
张嶷借助在部族中树立的威信，主政期间政绩丰硕，深得当时百姓拥戴。其任越嶲太守于西昌，主要政绩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盐铁开采。得知距西昌三百多里外的定莋（今盐源）、台登（今冕宁）、卑水（今美姑）三县一直盛产盐铁和漆器，张嶷率部攻占了三县，设置官署，多次安抚当地部落，用官府的力量推动盐铁开发，促进了西昌一带的农业发展，也增强了军事实力。
其次是通畅交通，打通了西昌到成都的快速路线。从越嶲郡到成都，原本有条又近又平坦的老路，可经旄牛地区直达成都，史称“牦牛道”。它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要道，但在一百多年前，该路被牦牛部落阻塞，人们前往成都只能走山路迂回。自张嶷上任之初就在思考怎么打通牦牛道，因为这对凉山经济发展、军事、商旅活动都有极大战略帮助。经过调查发现，旄牛部落的首领狼路有四千多户人口，易守难攻，于是张嶷派人带着钱物拜访狼路，又派人对狼路亲族加以劝说，最后，狼路终于动摇，带着兄弟妻儿来见张嶷，并和他结盟为誓，从此，西昌和成都千里之内一并通畅，牦牛道成为西昌和成都之间商贸军事要道，恢复了昔日丝绸之路的光芒。
再者是修复西昌城，经过战乱的西昌城多有残败，张嶷到任的第三年，民间生息得以恢复，时机成熟，张嶷下令重建邛都古城（西昌城）。因此张嶷个人威望极高，且此事深得民心，一时间各部族民众热情高涨，在《三国志》《华阳国志》中，对张嶷有“在官三年，徙还故郡，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的记述。修复后的西昌城，亦恢复了昔日的容光。
张嶷卸任太守离开西昌调回成都时，西昌百姓无不挽留沿街痛哭，路过牦牛道时，沿途部落也是箪食壶浆，夹道送别，一路送他的车马送至蜀郡交界处才肯离去。在笔者看来，诸葛亮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张嶷的妥善执行，相辅相成，给当时的西昌带来了安定发展的机会。
★ 尾记 ★
时至今日，离诸葛亮南征已逝去近一千八百年的岁月，“建兴五年”纪年砖静静地述说着西昌的沧海桑田。该纪年砖的发现，明确了凉山境内迄今为止发掘的唯一一座蜀汉墓葬的身份，对证明蜀汉文化与东汉文化在许多方面的表现出同一性提供了直接证据。砖体上记载的年代是非常准确的时代信息，对于了解西昌这一时期的历史、生产生活和丧葬礼制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素材来源 | 凉山阳光
综合整理 | 五彩凉山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閱讀更多 五彩涼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