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師翁同龢的一生
引子
翁同龢是晚清政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同治和光緒兩朝帝師，其日記被譽為“晚清四大日記”之一。從其一生行跡，能窺見晚清政治局勢的演變及當時士大夫的心態，史料價值極高。
翁同龢生平
翁同龢（１8３０—１９０４），字聲甫，號均齋，又號叔平，別號瓶居士 ，晚號松禪 、松禪老人 。江蘇常熟人 。清咸豐六年（１８５６）狀元，授修撰。歷任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國子監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 、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軍機大臣等，有凡同光年間重大朝政活動，諸如內政、外交、政治、經濟、金融、軍事、文教等無不參與，因此是晚清政壇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翁同龢）
據《海虞翁氏族譜》一書記載，翁氏之先，出於姬姓，自周昭王封庶子於翁山，因以命氏。西晉末年，石勒之亂，翁氏北渡南來，居於今日浙江錢塘、仁和（今杭州）、海鹽、餘姚一帶（今杭嘉湖地區）。北宋元豐年間，浙西翁氏一支遷居江蘇平江（今蘇州地區）。明初，江蘇長洲（今屬蘇州市）相城裡翁壽一的幼子翁景陽入贅常熟西南鄉四十九都廟橋的璇洲裡村，這就是常熟翁氏始祖。自景陽之後，傳至十三代翁鹹封，即為翁同龢的祖父。
翁鹹封屬常熟翁氏樂志堂一支，字子晉，號潛虛，清乾隆舉人，官至海州（今連雲港市）學正。海州地處黃淮入海要衝，地瘠民貧，災害頻仍，翁鹹封在任曾五次奉檄賑災，救活數萬災民。海州文教落後，又親建石室書院， 纂輯州志。嘉慶十三年（１８０８）去世後，經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江蘇學政廖鴻荃等聯銜奏請，入祀海州名宦祠。翁鹹封勤政清廉的官品直接影響了日後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為官和為人。
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字二銘，號邃庵，道光進士，幼時隨父親在海州學正任所讀書。父親去世後，隨母回到常熟。因為家貧，一面鑽研製義，一面為人“處館”，以此養家餬口。道光二年（１８２２）考中進士，由於為官清正廉潔，深得道光帝的眷顧，入值上書房，授讀恭親王奕訢、惠郡王綿愉、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僡。歷任國子監祭酒、工部尚書、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 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死後諡“文端”。翁心存在朝的顯赫地位，與皇族諸王的特殊師生關係，以及與同朝內外大臣的密切交往，對於翁同龢日後從政均有重大影響，繼父述志，翁同龢後來走的就是他父親的這條路。
（翁心存畫像）
翁同龢共有兄姊五人。長兄同書，字祖庚，號藥房，道光進士。咸豐初年，曾在江北大營辦理文案，積“功”至安徽巡撫。書生典兵，後因辦理壽州苗沛霖團練事件不善，被曾國藩參劾，革逮下獄，判為斬監候。後由慈禧太后“加恩”，遣戍新疆。中經西安將軍都興阿的奏留，改赴甘肅軍營效力， 最後病死花馬池軍營，旨以軍營立功例，開復一切處分，賜諡“文勤”。次兄同爵，字俠君，號玉甫，十歲出嗣曾叔祖翁泰封。以廕生分發兵部，歷官湖南常德道、四川按察使、陝西布政使，官至湖北巡撫，署理湖廣總督。另有一兄音保，早卒。兩個姐姐：大姐壽珠，字繹齡，自小讀書識字，後嫁常熟諸生俞大文。二姐旋華，又名端恩，字紉卿，能詩擅畫，有《簪花閣集》，嫁翰林院編修、浙江歸安錢振倫（字楞仙，一寫侖仙，號成之）。翁同龢從小就生活在這樣充滿濃厚文化氣氛的官宦家庭中。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１８３０年５ 月 １９ 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內石駙馬街羅圈衚衕寓所。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隨祖母張氏回常熟老家，他的青少年時代實際上是在故鄉度過的。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父親回籍“告養”，此後他的讀書生活是在父親指導下進行的。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他由縣學遊文書院考入府學紫陽書院。紫陽書院是當時全國著名的書院之一，著名學者如陳祖範（字亦韓 ， 號見覆）、錢大昕（字曉徵， 一字辛楣）、吳省蘭（字泉之，號稷堂）、吳鼒（字及之 ，一字山尊）、翁同龢的父親翁心存、俞樾（字蔭甫，自號曲園居士）、俞正燮（字理初）、李兆洛（字申耆）、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劉熙載（字伯簡，號融齋，江蘇興化人）等，均曾在該院執教過。書院培養出來的人才也不少，知名的除翁同龢外，尚有潘祖蔭（字鄭庵，號伯寅，江蘇吳縣人）、吳大澂（字清卿，號愙齋，江蘇吳縣人）、洪鈞（字陶士，號文卿，江蘇吳縣人）、陸潤庠（字鳳石，江蘇元和人）等。讀書期間，翁同龢對《周禮》 和《管子》頗感興趣，認為“周公、孔子之道必可行之於今日”。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翁同龢隨父母重回北京。次年與浙江蕭山人、戶部侍郎湯金釗 （字敦甫，號勗滋）的孫女、太常寺卿湯修（字敏齋）之女湯松（字孟淑）結婚。婚後十年，湯松因疾去世。繼後納陸氏為妾。同龢生前未育子嗣，先由同爵之子曾翰（字海珊，小名籌兒）承嗣，曾翰及其子安孫、德孫卒後，改由同書曾孫翁之廉承嗣。
（位於常熟的翁氏故居）
翁同龢入京的第二年，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應禮部拔貢試，考列一等第五名，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供職江西司，前後七年。刑部的歷練對他日後擔任刑部侍郎，尤其是在平反“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一冤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被後人改編成戲劇的《楊乃武與小白菜》）
咸豐二年（１８５２），翁同龢考中舉人。咸豐六年（１８５６）殿試，一甲一名，高中狀元。榜發當日，他的父親正在順天府辦差，聞報後，激動得徹夜未寐。在給翁同龢的函中，告誡兒子：“為語汝曹須自立，家風清白守儀型。”勉勵他自立，嚴守清白家風，做一個好官，報效國家。同治二年（１８６３），翁同書之子翁曾源也考中狀元，叔侄聯魁，一時傳為佳話。
咸豐八年（１８５８），翁同龢奉派為陝甘鄉試副考官，隨後又授為陝甘學政，他無意做地方官，遂借病奏準回京。其後還擔任過一次山西鄉試正考官。這些考官經歷為他日後擔任順天鄉試和會試考官，錄取人才，提供了不少經驗和教訓。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慈禧太后和奕訢等發動“祺祥政變”，奪取政權，改元同治。兩宮皇太后實行“垂簾聽政”，年幼的同治帝改在弘德殿讀書，起用遭肅順等排斥打擊的翁心存、祁寯藻等人，任命他們為弘德殿行走，授讀同治帝。其時翁心存已是年紀七十開外的人，體弱多病，在任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三年之後，翁同龢被命在弘德殿行走，父子同沃一帝，人人稱羨。這項任命，從朝廷方面說，可稱為“眷戀舊臣，推及後裔”；而對翁同龢來說，無疑表示了朝廷對他的見重和信任，預示著個人未來前途一片光明。在他看來，人臣高貴，莫如帝師，接替父親的遺任，等於是繼志述事，這對他的孝思也是一大安慰。他愉快地接受了這項任命。實際主持同治帝弘德殿書房教育的是大學士倭仁（號艮峰，蒙古正紅旗人）和尚書徐桐（號蔭軒，漢軍正藍旗人），這兩個人都是標榜理學，整天給同治帝灌輸“心經““ 孝道”之類的內容， 教學方法死板僵硬，同治帝很不願學。這些情況使崇尚《公羊》今文經學，講求經世致用的翁同龢難以發揮作用。而倭、徐的滿漢之見和排斥態度，曾使翁同龢一度萌發辭差的念頭，只因“國恩未報”才未這樣做。由於倭、徐指導不得法，同治帝書房讀書基本上是失敗的，到親政前夕，“詩無成誦，論多別字”，甚至連話也說不清楚，慈禧太后對此非常不滿。
（同治皇帝）
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期間，為了解歷代帝王和太后臨朝聽政事蹟和統治得失，“興衰利弊”及“足為法戒者”，令南書房、上書房的翰林、編修編纂《治平寶鑑法編》一書。書成之後，選派大學士、尚書、弘德殿書房師傅擇期輪流進講。所以，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間，還多次奉旨進宮給兩宮皇太后講書。在進講中，翁同龢據史入對，對太后的提問，從容回答，尚無缺失。
（慈禧太后）
同治帝親政一年就因病去世了。慈禧太后為了繼續執掌朝政，不顧王公大臣的反對，擇立自己親妹妹所生、奕譞五歲的兒子載湉承嗣咸豐，年號光緒。 光緒二年（１８７６），光緒帝在毓慶宮讀書，慈禧太后任命翁同龢為毓慶宮行走，授讀光緒帝。要把一個年僅六歲的孩子教養成一代賢君聖主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由於這次毓慶宮光緒帝的授讀任務主要由翁同龢負責，所以，書房內人事上的糾葛較少，陸續添派的師傅，如夏同善、孫家鼐、張家驤、孫詒經、廣壽等人大多尊重他，與他相處甚好。為了能將光緒帝培養成一代賢君，他鼓勵光緒帝像聖主康熙那樣，在課程設置上，除了帝王必須掌握的有關儒家綱常名教之學的“四書”“五經”等外，還特地安排進講《聖主聖訓》《高祖聖訓》《清朝開國方略》《大清皇輿全圖》等課程，不下數十門。為了讓光緒帝能瞭解鴉片戰爭後的國內外形勢和當時開展的自強新政，選講了大臣有關條陳開辦洋務的折件，推薦了魏源的《海國圖志》、林則徐的《林文忠公政書》、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鄭觀應（字正翔，號陶齋）的《盛世危言》及其他出國使臣日記。甲午戰爭前後，向光緒帝進呈了英人李提摩太撰寫的《普法戰紀》、陳熾（字次亮）的《庸言》、湯震（即湯壽潛，號蟄仙）的《危言》、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等書。正是翁同龢的諄諄教導，一手點燃了光緒帝維新變法的思想之火，在甲午戰爭後，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在入值毓慶宮期間，翁同龢與光緒帝關係“情同家人父子”，甚而在書房“造膝獨對”，商討朝政，因而引起了慈禧太后的疑慮。慈禧太后一生戀權，擅作威福，她當年不顧眾人反對，執意立載湉為帝，選擇翁同龢為光緒帝師，就是要翁同龢迎合她的意旨，將光緒帝培養成一名聽從她的傀儡皇帝。光緒二十年（１８９４），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戰爭，慈禧太后母子在和戰問題上意見分歧，太后主和，光緒主戰，翁同龢“佐少主”，一力主戰，引起太后的不滿，遂於光緒二十一年（１８９５）下令裁撤書房，將翁同龢逐出毓慶宮 。
（光緒帝）
翁同龢在入值毓慶宮書房期間，還先後被授為工部尚書、戶部尚書，奉旨議政，如參與會商中俄伊犂問題交涉、中日琉球問題交涉等。兩度擔任軍機大臣，第一次在 １８８４ 年 １８８５ 年中法戰爭期間，奉旨入參軍機，與另一名軍機大臣李鴻藻雖極力“主戰”，但主持軍機處的恭親王奕訢及負責交涉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主和”，所以，他們的“主戰”主張難以實現。又因慈禧太后與奕訢之間的權力鬥爭，慈禧太后遂借盛煜（號伯熙）一折，趁機罷免軍機全班人馬，翁同龢很快退出了軍機處。第二次是在 １８９４ 年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戰爭中，翁同龢竭力主戰，抵抗日本侵略，因指導戰爭的需要，再次奉命入參軍機，授為軍機大臣。他與光緒帝雖然主戰，但慈禧太后主和，希望早日結束戰爭。軍機大臣孫毓汶和實際負責軍事的李鴻章附和太后意見，傾向主和，因而朝廷上下意見分歧，帝后關係也因此而變得緊張。戰爭期間，翁同龢的追隨者曾上奏，要求慈禧太后移六旬萬壽慶典費為戰費，以致引起慈禧太后極度惡感，這些對翁同龢來說是極為不利的。當時慈禧太后就惡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使其終生不歡 。”決意要對翁同龢進行打擊報復。
（翁同龢曾任職的軍機處署衙所在地）
甲午戰爭後，因為對日賠款和對外交涉的需要，翁同龢又被授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此時主持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是恭親王奕訢。戰爭中， 因朝內、朝外的呼籲，奕訢被重新起用。然而經過十多年的賦閒，奕治事亦不再有當年那股銳氣，遇事推諉磨蹭，思想傾向保守。對於甲午主戰，奕認為是“聚九州之鐵，鑄此大錯”。這無疑是對翁同龢甲午主戰的否定。俄、德、 法三國“干涉還遼”後，德國藉口索償和曹州教案，武力強佔膠州灣，強迫中國簽訂《膠澳租借章程》，俄國也趁機派兵武力強佔大連灣。此後英、日等國也提出劃分勢力範圍的要求，偌大的中國處於被瓜分的危險地步。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為再一次上書光緒帝，要求維新變法，救亡圖存。奕訢認為甲午新挫，國家元氣未復，不宜再有折騰，認為變法有動搖國本之虞，所以不贊同變法。翁同龢認為“舊法實不足恃”，萌生變法的念頭。又因在學理上與康有為同主今文經學，所以，他對康有為的變法救亡主張表示贊同。他本人曾不止一次地放下高貴的身份，紆尊降貴，前往康氏下榻的南海會館，與康有為會面，商討有關變法的事。康有為在自己的日記裡對此也多有披露，後來在 １９０４ 年所寫的悼念翁同龢的長詩中盡情披露了他們會面的細節，並盛讚翁同龢是“中國維新第一導師”，康氏所記是真實的。而翁同龢在日記中矢口否認，顯然是為了避禍自保，故意加以刪削改纂的。翁同龢雖贊同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主張，但對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很有看法，指責康有為是“說經家之一野狐禪”，很不純正，並由此認定康有為並非是他心目中想象的一路人物，甚至後來在光緒帝面前說康氏“居心叵測”。其實，康有為的經學水平並不具備權威性，他不是為經學而經學，而是一種歷史假借，是將孔子“打扮”成改革家，為自己的變法主張和維新活動開闢道路。甲午以後的民族危機，使翁同龢認識到非變法無以救國，“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併力主“變法需從內政根本變起”，在這點上，同康有為的變法主張意向十分吻合，所以，一度曾充當維新派與光緒帝之間聯繫的橋樑角色，向光緒帝轉呈維新派的著作，將光緒帝有關變法的意向透露給維新人士。在翁同龢的大力誘導和維新人士的推動下，光緒帝最終取得慈禧太后的認可，衝破各種阻力，於光緒二十四年（１８９８）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
（恭親王奕訢像）
根據光緒帝的諭旨，翁同龢親自起草了宣佈維新變法的“國是詔”和開設大學堂的“諭旨”。在國是詔中，翁同龢認為：守舊不變，只能是坐以待斃，不行；但如“專崇西學”，置舊學於不顧，也不現實。“法刓必變，有可變者，有竭天下賢智之力而不能變者矣”。主張“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指出“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國政毫無裨益”。強調自今而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為有用，務成通經有用之才”。變法的根本在作育人才，人才之興，首在辦教育。“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倡，尤應首先舉辦”。“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然而就在“國是詔”頒佈的第四天，翁同龢忽然被旨開缺回籍，整個維新變法運動，他幾乎未及實際參加就被趕出政壇。
翁同龢開缺後，並未馬上啟程回籍。一是回籍治裝需要時間；二是對於開始的維新變法他想再看看。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參劾他的奏摺不斷，如御史胡孚宸（字禺生，號公度，湖北江夏人）竟參劾他與張蔭桓（字樵野，廣東南海人）在《中俄密約》中，收受俄國賄賂二百六十萬兩白銀，兩人平分；慈禧太后震怒，力主“嚴辦”。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得匆匆坐船回到常熟。
少小離家老大回，可回籍後，家中無地無房，翁同龢只好依附侄兒侄孫，租屋而居。隨著變法的深入開展，守舊派與維新派矛盾日漸演變成權力搏鬥，事情發展到康有為決定計劃“兵圍頤和園”，殺死慈禧太后。但維新派畢竟是一批書生文人，無權無勇，最後慈禧太后一反手，發動政變，盡罷新政。在剿殺維新派的過程中，也沒有放過翁同龢，將他革職編管，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以之羞辱。諭旨對他進行了徹底清算，否認他四十多年從政、甲午主戰、力主維新變法乃至書房授讀等所做的一貢獻，說他：“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藉事端，刺探聖意。自甲午年中日一役，主戰主和，甚至議及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慫恿；辦理諸務， 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 密保康有為，謂其才勝伊百倍，意在舉國以聽，朕以時局艱難，亟圖自強，於變法一事，不憚屈己以從，乃康有為趁變法之際，陰行其悖逆之謀，是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逭。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為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維，殊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 這道諭旨等於在政治上將翁同龢判為死刑，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翁同龢後來臨終前自撰“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六十年在中國是一個甲子，翁同龢所指的“傷心事”，就是指這些評價而言。
革職，永不敘用，就是徹底貶為庶民，剝奪其參與任何社會政治活動權利；而交地方官編管，則意味著喪失人生行動自由，這一點，甚至連庶人都不如。庶人還可自由行動，翁同龢則沒有。言論、行動自由都被剝奪了，那就如同一個拘囚，翁同龢只能生活在常熟極狹小的生活圈子裡，與之往來的多為自己親族中人以及一些當地士紳、寺廟和尚等。為了“避嫌”，後來他乾脆構築瓶廬，隱居虞山西麓，過著與魚鳥相親的生活，以寫字、作畫、讀書消磨歲月。在常熟度過了一生中最為悲慘、約近七年的歲月，於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痛苦地離開人世。
（翁同龢墓）
翁同龢去世時，已是庚、辛之後，慈禧太后為了籠絡人心，曾頒諭赦免戊戌年間被逐革的臣僚。翁同龢見後表示他若邀此寬典，當伏謁君門。然而赦免的名單中並無他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慈禧太后對他餘恨未消，當然不會赦免他，因此，他生前並未開復處分。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經蘇、常地區的官紳籲請，兩江總督端方（字午橋，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深念舊情”，出面上奏，攝政王載灃才宣佈開復原官， 但沒有賜諡。直到 １９１４ 年才由遜帝溥儀補賜“文恭”，然而這已是清朝被推翻後的第四年了。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翁同龢去世後，所遺書籍、字畫及他本人的遺文手稿由他的侄孫輩翁斌孫（字弢夫，號笏齋，翁曾源之子）、翁之廉（字景之，安孫之子）、翁之憙 （翁斌孫之子）等保存。１９２０ 年，他的門生陸襄鉞（字吾山，陝西孝義人），將他的遺詩以《瓶廬詩稿》之名排印，由武昌文華書局出版。１９２１ 年，門生張南陔（即張蘭思，字賢友，號南陔、雙南）出資編印《瓶廬詩補遺》一卷、《校異》一卷、《詞》一卷。 １９２５ 年後， 由張元濟（字菊生，浙江海鹽人）出面，又先後將他所遺日記、遺文手稿、函札、書畫等影印出版，即《翁文恭公日記》《翁文恭公軍機處日記》《瓶廬叢稿》《翁文恭相國尺牘真跡》《翁同龢手札》《翁同龢畫冊》。至於對他的研究，在他死後八十多年中可以說幾乎沒有。除了 １９２９ 年他誕辰九十週年時，門生孫雄（原名同康，字師鄭，江蘇常熟人）等在京發起組織平社（也稱瓶社），在陶然亭公園舉行雅集賦詩悼念外，幾乎沒有。只是在他日記影印出版後，一些學者因對他的日記內容，尤其是有關戊戌年間“薦康”的文字記載提出了質疑，認為日記生前已作了修改，算是開始對翁同龢進行研究。１９４８ 年， 國共勝負形勢已很明朗，國民黨大勢已去，行將退出大陸，翁同龢嗣玄孫、翁之熹之子翁興慶（萬戈）遂將存放在天津及常熟故居的翁同龢所有遺留公私文稿、手札、收藏字畫等，通過前駐美公使胡適和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的關係，悉數裝運至美國，存放在曼哈頓的儲藏室內。
……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華東師範大學 謝俊美 教授 編著
圖書信息
《翁同龢年譜長編》
編著 謝俊美
定價 600元（上、下）
ISBN 978-7-313-19153-3
內容簡介：
翁同龢是我國晚清重臣，兩代帝師，是近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本書以翁同龢生平活動為主線，從海量的翁氏文集、日記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中爬梳、羅列出翁同龢一生活動軌跡，儘可能勾勒、還原出一個真實的翁同龢形象。本書信息豐富，可供近代史研究者參考。
謝俊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著有《翁同龢傳》、《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等。在金融史方面，編輯出版《盛檔》之五、《中國通商銀行》，發表《盛宣懷與中國通商銀行》、《關於三十年代中國金融之我見》、《外資夾擊下的中國通商銀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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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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