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是一部明顯借鑑了《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的電影。同樣來自現實生活的取材，同樣是去海外為絕症病友購藥的故事，主題卻大不相同。
《達拉斯買傢俱樂部》裡萊託和麥康納黑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酷愛牛仔文化、吸毒、酗酒、濫交、仇視同性戀的羅恩，諷刺地患上艾滋病，他為了自救，在墨西哥、日本尋醫問藥，帶回未經漫長的藥品規範檢驗的原始雞尾酒療法，為自己以及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帶來存貨的希望。羅恩的故事發生在80年代，保守思潮主導下的美國政府對艾滋病高發的同性戀群體採取忽視迴避的態度。而艾滋病的藥物研究處在相當原始的階段。艾滋病患者面對的局面基本就是等死，他們抗議，不擇手段地尋求任何治療方法，羅恩的買傢俱樂部就是當時的一個寫照。
排隊等藥的場景似曾相識
而徐崢扮演的主人公程勇則是生活在上海、中年失意的個體戶，為了賺錢養家，誤入了代購藥物的世界，這種白血病的患者面對的，是十倍的藥價差距，以及買不起、吃不上救命藥物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存在什麼社會歧視、缺乏治療手段之類的複雜問題，它相當單純，就是：買不起。
同樣的故事結構，折射出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在《我不是藥神》中，沒有人在伸張什麼人權，沒有人控訴政府，沒有誰在反對什麼，他們只是需要買得起的格列寧，三萬多元的正規藥和五百元的仿製藥，差別是這些戴著口罩的人們的生命。電影中，老太太抓住辦案警察的手，說誰家沒個病人啊，我得病三年，已經把家裡都吃垮了，我們只是想活下去。這樸素的生存需求，如此地中國。《我不是藥神》的好評如潮和票房爆炸，首先來自於這份無可迴避的真實。
主人公原型陸勇，是一家針織品出口企業的老闆，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患者，曾因幫助病友購買「印度格列衛」被捕，被有數百名患者聯名上書，請求免除對他的起訴。2015年1月27日檢察機關向法院申請撤銷起訴，同天法院撤銷起訴
在我們這樣一個草木皆兵的審查環境下，甯浩和徐崢的團隊找到了這樣一個各個方向都不犯規，沒什麼風險的題材，本身已經相當困難，它的很多細節也沒有像其他國產電影一樣讓人失望。
比如，電影鏡頭中所有的寫實細節，窮街陋巷，進程看病的百姓住在上下鋪，20歲患病離開家、決心默默死在外地的黃髮小哥……這些場景和角色，令人信服，雖然沒有著力凸顯幾分殘酷，卻也沒有粉飾太平。似乎是代表冷酷勢力的公安局長，雖然表演太老派，也並沒有被刻畫成不管群眾死活的『臭官僚』紙片人。
面臨道德困境的警察曹斌
比如，主人公程勇沒有被塑造成傳統意義的『好人』，他暴躁，自私，家暴前妻，試圖對一個搭檔賣藥的女病友乘人之危，理智地把銷代理權轉讓給了一個騙子，獲利離場……但在關鍵時刻的選擇，定義了他善良的根基，這個善良並不出於什麼理想或觀念，只來自於對身邊絕望的夥伴們最樸素的同情心。曾經的夥伴自殺了，他決定賠錢賣藥，『就當我還他們的了。』羅恩的買傢俱樂部可以闡述出平權運動的一大套，到程勇這裡都化為『良心』二字，可見兩部電影立意的根本不同。
而程勇的良心發現時刻，卻發生在一個相當不煽情的，甚至中國觀眾也許會覺得相當陌生的場景設計裡：他從印度街頭的藥房走出來，看見巡遊的兩座神像，在濃霧中捂住口鼻的印度百姓。在符合中國頂級商業電影的全部邏輯的約束下，這一點點的藝術化表達得以保留，隱晦地指向了主人公不被世俗掩蓋的悲憫與參悟。可貴。
勇哥在印度街頭看到的神像是時母，也叫迦梨 Kali， 四隻手臂的兇惡女性，全身黑色，身穿獸皮（上身往往赤裸），舌頭則伸出口外。她的脖子上掛著一串人頭，腰間又繫著一圈人手。四隻手中有的持武器，有的提著被砍下的頭顱。時母的腳下常常踩著她的丈夫溼婆。
為何《我不是藥神》如此打動我們？因為『窮病』誰都能感同身受，並不需要你是病人的一員，這部電影的成功建立在對當下社會氛圍的把握，這種普遍的焦慮瀰漫在每個人的心中。無論你是小有成就的中產階層還是北漂打拼的青年……無論是疾病還是別的，只要『遇上個事兒』，自己小幸福的泡沫就可能被無情地戳破。對無數的社會問題我們束手無策，《我不是藥神》幫我們將矛頭指向了吃香喝辣，彷彿不顧人死活一樣的吸血鬼製藥公司，累積的生存恐懼與焦慮得以釋放，『我們只想活下去啊。』
『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
——《我不是藥神》
這個刁鑽的角度，精巧地繞過了政府的任何責任（關於中國仿製藥遇到的問題請參考大象公會的《中國人為什麼用不上平價救命藥》），電影結尾程勇在判決前最後自述中，他沒有控訴什麼，而是順從地承認了錯誤，最後大意是：我知道以後都會改善，只是希望能好的快一點。
淚目的一幕
這段獨白和後面的字幕，將沉浸在電影中的我拉回現實——電影最終斬斷了對現實批判的所有可能，宣稱它探討的是一個已經得以解決的問題。但我仍然願意為它鼓掌，因為它帶來長久的迴響，無可辯駁地擊中了一些普遍的真相，而這不止來自於精巧的選題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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