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呂叔湘先生，是中國近代漢語的拓荒者與奠基人，對中華民族有著偉大的功績。本文作者系呂先生生前的學生，從他的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了一個更加真實，更加貼切民情的呂先生。呂先生的隨和以及對學生的關愛期望，更是讓人感慨。
1978年初，我在四川大學漢語大字典編寫組工作，身份是“編外人員”，也就是“零時工”，戶口不在成都，工資、檔案關係不在四川大學。1976年，經項楚推薦，我從德陽中學“借調”到四川大學協助工作。本想通過“借調”這一途徑，看是否可能混入四川大學或四川人民出版社。“四人幫”垮臺，由於我是四川大學紅衛兵知名人物，受清理審查的人，這一條路是肯定走不通了。我只有一條路：回德陽中學當體育教師。但，我又不甘心，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想掙扎衝出去。再說，文革中的問題不是已作了結論了嗎？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還讓我當體育教師嗎？於是，我決定報考研究生。這是文革後首屆報考研究生，我固然沒準備好，但其他人十年鬧革命，也不比我好到哪裡去。我深信我身體好，也不笨，能吃苦，沒有路可走了，只好去拼一拼，碰碰運氣。
決不能考四川大學的研究生，他們肯定不會收我。也不能考政治條件要求高的專業，如法律、文學批評、現代文學等專業，怕政審過不了關。這時恰好呂叔湘先生招收現代漢語專業研究生，記者訪談時，呂先生表態：“公開、公正、公平競爭”，“英雄不問來路”，“唯才是舉”。我知道呂先生是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所長，現代漢語的第一號權威，德高望重，考不上也好做阿Q安慰自己，有個自嘲的退路。我義無反顧地報了名，想成為呂先生的研究生。
當時，四川大學中文系沒有一個人相信我能考上，我畢竟不是中文系畢業的啊！我是學俄語的，主考科目現代漢語、古代漢語、語言學理論，我都沒學過，他們拿我打賭，說是我能考上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我考上了，手板心裡煎魚招待大家。字典組的幾個語言學專業的教授，如甄尚靈教授、張清源教授，說得很含蓄，說是“很佩服王朝貴的勇氣，敢考呂叔湘的研究生”，他們在具體學習中，給了我很多指導與幫助。
我開始準備應考，拼命地讀書，作筆記，死記硬背，大有拼一個魚死網破不回頭的英雄氣概。
當時字典組有一個領導，他原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兼有領導職務，文革中受紅衛兵批鬥，捱過打，到四川大學荷花池去摸過魚。
川大進大校門不遠處有一個荷花池，養著魚，水也較深，也髒。“八.二六”紅衛兵幹過一件壞事，冬天裡，曾逼著一些所謂的黑幫份子到荷花池去摸魚，太無人道，這主要是中文系的學生乾的。我決沒幹過，也沒有一份材料揭發我幹過。但我畢竟是“八.二六”的知名人物，那位領導由此遷怒於我，耿耿於懷，對我另眼相看。
我當時住在四川大學進大校門右邊紅瓦村招待所，字典組的工作人員很多住在那裡。有一天晚上，有四個大字典的工作人員在現場，我也在，那位領導認真地說：“考什麼研究生啊！呂叔湘的研究生那麼好考？呂先生早就內定有人了。”這句話對我打擊太大了。我一天十多個小時的拼命不覺苦，因為心裡有希望。這一來，我精神徹底垮了，書也無法讀，昏昏乎乎地睡了三天。實在氣不過，一怒之下，我給呂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言詞頗為激烈，說明信息的根據，即時間、地點、證人，然後說：“既然已內定了人，又何必說什麼‘英雄不問來路’？呂先生德高望重，欺騙天下學者，心何以甘？”用掛號信寄給了呂先生。
呂先生沒有給我回信。但聽說，他給那位領導去信，嚴肅申明“絕無內定之事”，並要那位領導親自向我解釋。我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又拼命備考。
經過嚴格的初試，我居然取得了複試資格。據說有280多人初試，複試僅6人，條件是每一科都要及格。我外語考了91分，現代漢語67分，古代漢語68分，語言學理論65分，作文73分，作文居然是全國第一。我還記得那作文題目只有一個字“書”。經過十年文革，我太想讀書了，寫來頗有感情。1978年7月，我去北京語言研究所參加複試。複試成績很不理想，我的主科現代漢語考了48分。主要是我無法適應北京話的輕聲與兒化，聽不準，記音大多出錯，失分太多。我很沮喪，心也冷了。
筆試後還有一次面試，呂先生和語言研究所的四位老師接見覆試的考生。我走進去，有一個老師問了我的名字，問我是幹什麼的。我回答說是教師。一個老師問我“教什麼？教語文還是外語？”我說“體育教師。”那四個人頗吃驚，其中有兩個人驚異得站了起來，又問了一遍：“體育教師？”我說“是，他們只讓我教體育。”
呂先生並不吃驚，他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就是王朝貴？四川大學那個給我寫信的王朝貴？”我只好答應：“是的，是我寫的信。”
呂先生說：“來複試的六個人，我一個也不認識。傳言我內定了人，你相信嗎？”又問我：“我讓×先生給你作解釋，講了嗎？”我如實回答：“沒有。”呂先生不再說什麼。問我對編字典感興趣嗎？我不知道他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我說話向來欠考慮，率真地回答：“太枯燥，很不感興趣。我想讀書。”
回成都後，我心情很沉重，估計考研究生失敗了，準備回去當體育教師吧。我只好以阿Q精神安慰自己。阿Q精神太偉大了，沒有阿Q精神，中國人怎麼面對現實啊？
但我仍不甘心。多少日日夜夜啊，就這樣付之東流了？想哭，想大喊大叫。有很多理由可以原諒自己，諸如我不是中文系畢業的，諸如文革十年浪費了青春，諸如受四川話方言干擾太大……原諒自己，開脫自己，找出若干冠冕堂皇的理由……這是失敗者，是弱者一貫的表現。而我的特點就是不承認失敗，不停地掙扎……
我又給呂先生寫了一封信，談到我十一歲從山村出走求學，談到我曾用功學習，成績不錯；談到十年文革的荒唐，談到對往日的痛心疾首，談到我的處境，迫切想讀書……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寫這封信，我從不要人可憐與同情。不知不覺中寫出來了，情真意切，毫無掩飾。
過了二十天吧。不曾想到呂先生給我回了一封信。信的開頭稱我“朝貴同學”。這麼大一個人物，這麼親切的稱呼我，真叫我熱淚盈眶。接下來，話語很平淡，說我寫給他的信收到了，我寄去的讀書筆記也收到了。但有一句話讓我很感動：“對你的情況能理解。”沒有說表示同情這樣的話。
第二段說，他在北京問過我，對編詞典感興趣嗎？根據我的複試成績，不符合錄取條件。當時語言研究所正在編寫《現代漢語詞典》一書，呂先生是主編，是負責人。他有意讓我參加這一工作。可是，我說：“很不感興趣”。於是呂先生也不再作此考慮。
我罵自己是天字第一號大笨蛋，到北京去，到語言研究所去，編寫字典，哪怕是作資料工作，也比當體育老師強啊。我真是渾蛋啊，現在怎麼能出爾反爾呢？信讀到這裡，我停下來，深深地後悔。
過了十多分鐘，我又繼續讀信。呂先生說我的中文基礎不紮實，特別是古代漢語，有必要系統地補補課。他已向北京大學朱德熙先生介紹了我的情況，我有可能去北京大學當朱德熙先生的研究生，同時補中文系的基礎課。下面一句我至今還背得：“朱先生有可能錄取你，也有可能不錄取你。你靜候佳音好了。”我一下子跳了起來，有呂先生推薦，能不錄取嗎？呂先生說“靜候佳音”，他如此德高望重，可是隨便說的嗎？
呂先生的信我讀了不止二十遍，一字一句都能背誦。至今，我還保留著這封信，在成都夾在日記本中作為遺產給了我女兒。
我就這樣成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
讀了三年研究生，回過頭來認真分析一下，我當初考研究生的確不夠條件，有許多知識沒懂，死記硬背，快速突擊而來的知識，漏洞太多。
我心裡十分明白，我之所以能到北大讀研究生，完全是呂先生的恩賜。沒有呂先生的推薦，憑成績，我是不合格的。我把呂先生當作大恩人，我對人厚著臉皮講，我是呂先生的學生，永遠執學生禮，一輩子不會忘記先生……
呂先生從不提這件事，我在北京三年，他也沒找我談過一次話。他不可能把這件事忘了吧？只是他不願示恩於人。他認為他只作了一件應該做的事。他對很多人都這樣，凡是有求於他的人，只要你是真誠的，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樂於援手，從不向人提 起。
我卻不能忘記呂先生。
1979年寒假我回了一趟老家。我特地帶了半斤峨眉山的上好綠茶，回北京後，專程給呂先生送去。
呂先生在辦公室裡接見了我。我羞答答地說給呂先生送半斤家鄉的茶葉，對呂先生推薦我一事表示真誠的感謝。呂先生說，這件事是北大朱先生的決定，是我努力的結果，與他毫無關係。呂先生平生對說話有三怕，語言學界都知道。一怕說假話，不說真話；二怕說奉承話，他說這比罵他還難受；三怕聽人說感謝他的話，他不承認於人有恩，總是說是別人努力的結果。我只好不爭辯。稍後，呂先生嚴肅地對我說，學生不應該給先生送禮，古代送束脩都是一種錯誤，現在更不能來這一套。呂先生說，師生關係是很純潔的，不要因送禮而玷汙了師生關係。我不敢說話。稍後，呂先生說，這一次，茶葉我就收下了，下不為例。我只能點頭。
一會兒，秘書進來說，快吃午飯了。呂先生客氣地留我“吃個便飯”。我本該客氣地拒絕，說不能打擾先生，然後離去。但我一想，能陪呂先生吃個便飯，何等榮幸。我厚著臉皮說：“好，可以。”
我生平唯一一次吃飯這麼文靜，儘量不要像平時那樣狼吞虎嚥，吃出很大的響動。呂先生在辦公桌上就餐，我在茶几上吃飯。飯菜都是食堂送來的，吃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陪呂先生吃了一次午飯。
最後一次見到呂先生是在一次同美國人的學術交流會議上。呂先生用英語致歡迎辭。我們學生本來就是列席聽眾，沒敢上前同呂先生說話。
呂先生個子不高，人很清瘦，他不多說話，但自有一種威儀。
語言學界有個傳聞，很多人都知道。是關於呂先生入黨的事。
1950年，呂先生和朱德熙先生聯名在人民日報上連載關於學習祖國語言的文章，影響很大。呂先生同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喬木同志很熟，胡喬木同志很看重呂先生，多次動員他入黨，並自告奮勇地要當他的入黨介紹人。這是何等光榮的事啊。可呂先生一直未表態。胡喬木同志問他，有什麼顧慮可直說無妨，他都可以解決。胡喬木以為是家庭背景或歷史上有什麼問題。但據他調查，呂先生並無什麼大問題。胡喬木一再問，呂先生說出了真話。他說，他不夠資格當一個共產黨員，有兩個原因：一是他不相信馬列主義可以指導語言學研究；二是斯大林那本當時吹得神乎其神的《關於語言學問題》的書，呂先生認為不能算是一本語言學著作，毫無內容。他不能對黨說假話，所以他不入黨。
這件事的真實程度不得而知，聽別人講述的，我也不敢去問呂先生，這種事，一個學生怎麼敢問呢？
1981年底我回到了四川，在獅山工作。不久，我出事犯了錯誤，受了處分。我不知道呂先生是否聽聞此事，但我卻無顏給呂先生寫信，更不敢去拜訪他。
呂先生去世了。具體什麼時間走的，我也不知道。追悼會在八寶山開的，我也不敢去。
呂先生走了，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他，他永遠是我的先生。（王 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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