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著名學者王學泰於2018年1月12日在京逝世，享年76歲。
王學泰，1942年12月出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偏重於文學史與文化史的交叉研究，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先生一生著述頗豐，如《清詞麗句細評量》《中國流民》《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閒雜說》《水滸與江湖》《重讀江湖》《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國飲食文化史》等。
作為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王學泰先生研究的“遊民文化”，與余英時先生的“士文化”、吳思先生的“潛規則”，曾被學界稱為“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的三大發現”（據《南方人物週刊》2011年10月24日文章《遊民觀察者王學泰：解決遊民問題需建立法治社會》） 。1999年，王先生的力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第1版）在學苑出版社出版發行，得到學界關注，此後又經多次再版、重印。
斯人已逝。今日，我們摘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第一章緒論中的片段，再次回顧王老的研究課題，並藉此紀念那段曾與先生相交的歲月！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王學泰 著
學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作者 | 王學泰
什麼是遊民？
遊民是個人們似乎都理解又很難定義的概念。平常人們常說的“無業遊民”就不那麼準確，因為“無業”的人並不一定就是遊民，特別是在現代社會。而古代社會的“遊民”卻是與人的職業和勞動對象聯繫在一起的，失去了職業和勞動對象——土地，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遊民。……
我在為遊民定位時是從這些人們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出發的，而不是從他們的思想傾向、道德品質，或者生活來源、生活狀況及其與某種職業的關係來確定其身份的。
書中所說的“遊民”主要指一切脫離了當時社會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遊”。也就是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他們缺少穩定的謀生手段，居處也不固定，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城市鄉鎮之間遊動。迫於生計，他們以出賣勞動力為主，也有以不正當的手段牟取財物的。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有過冒險生涯或者非常艱辛的經歷。
這種類型的遊民雖然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後就存在，但是隻有在宋代和宋代以後才大量出現，形成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群體。......
遊民意識、遊民的群體性格正是他們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的產物。宋代文化教育相對普及，有文化或者說識字的人與唐代相比是大大增加了，而社會特別是官場對他們的吸納能力有限，於是部分具有一般文化知識的分子也被拋到遊民的隊伍之中；元代由於蒙古人掌權，民族歧視和壓迫異常慘烈，統治集團漢文化水平又極低，數度停止科舉考試使得更多的文人士大夫墮入遊民的隊伍。
許許多多的文士從事過去為他們所不齒的通俗文學——戲曲、話本小說——的創作，這是宋代以前所不曾有的文化現象。我們看到許多混跡於遊民之中的知識分子淪落為江湖藝人。宋代以後，這種創作主體從以文人士大夫為主轉變為以遊民知識分子或接近遊民的文人為主的現象似乎沒有引起文學史家的特別關注。
遊民文化集中表現在遊民們的獨特的思想意識之中，這種意識主要從遊民知識分子所參與創作的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特別是江湖藝人所創作的話本小說、講史小說、某些通俗戲曲和曲藝作品成為遊民意識、遊民文化的載體。如《水滸傳》及其相關的戲曲、《三國志演義》、“說唐”小說系列等等。
遊民意識是不是真正存在？
遊民群體是一個複雜的存在，這是被大多數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所認可的。但是這個階層是否有獨立的思想意識，其思想意識在文化史上是否具有重要的地位則使人們將信將疑。許多從事文化史和文學史研究的，對這個問題也感到疑惑。
他們總覺得這是前人所不言、經典著作所不載的，因此也就難以確認。而且，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評價“農民戰爭”，如何評價民間意識，如何評價《水滸傳》《三國志演義》這些偉大古典作品等重要問題，許多研究者認為還是以謹慎為好，因此對我提出的問題頗多質疑。
我曾與不同意將遊民意識、遊民文化引入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同事和朋友爭辯過。古代文學作品中有些大揹人情的描寫難以得到完滿的解釋，它們所反映的社會情態也很難為一般人所認同。
例如，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間（1465-1487）刊刻的《新編全像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等四種》，其中的《花關索出身傳》一開篇就寫到劉備、關羽、張飛三人，一見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廟王”前“對天設誓”，打算今後幹一番大事業。劉備對關、張二人說：“我獨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掛心，恐有迴心。”
關公道：“我壞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張飛道：“你怎下得手殺自家小？哥哥殺了我家老小，我殺了哥哥底老小。”劉備道：“也說得是。”
於是關、張二人約定互相殺光對方的家屬。張飛跑到關羽老家蒲州解縣，殺死了關家大小十八口，只是因為不忍心才帶走了已經長大成人的關羽的長子關平，放走了懷有身孕的關羽的妻子胡金定，後來金定生下小英雄關索。關羽殺了張飛的全家。辦完這些事後：
將身回到桃源鎮，弟兄三個便登呈（程）。
前往興劉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將軍。
這個殘忍而古怪的故事，大悖於華夏民族自古以來重視家庭的傳統觀念。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不能見容於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也是非常明顯的。如果把它說成是要造反之前的農民的想法更是捍格難通，因為與外界交往較少的農民更為重視家庭，追求家庭成員之間的和諧與溫馨。“家和萬事興”就是老百姓們的企望。……
而且，農民多是聚族而居，不是誰想滅掉自己的全家就可以滅掉的，這是會震動整個宗族的。這種把家庭看作幹“大事業”的累贅，必須清除乾淨的想法只能是反映了沉淪在社會底層的遊民為改變自己的命運，鋌而走險之前的獨特的心態。……
有些研究者也發覺了這些情節的古怪，但是不能對它作出合理的解釋。只是說民間藝人“常會有些匪夷所思的想法”，而不知道這些藝人的想法是與他們的獨特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經歷聯繫在一起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這個道理，雖然人們談得少了，但它還是萬古長新的道理。......
實際上自宋代以後由於人口的激增，遊民群體的形成，遊民的生活空間自然而然構成了一個與主流社會相抗衡的隱性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也逐漸形成了它所特有的運作規則與行為方式，並且它也與主流社會存在著互動關係，對中國近千年的歷史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如果我們不從遊民特性以及他們的生活實際去考察自《水滸傳》到當今的武俠小說中所描寫的“江湖”生活，那麼就不能正確認識遊民階層的生活是為這些文學作品提供了素材的，而且也不能恰如其分地評價武俠小說的認識作用。
被學術界忽視的遊民與遊民文化
首先引起我思考的是魯迅先生的小說《阿Q正傳》。阿Q這個典型形象的代表性是個聚訟紛壇的問題，爭論了有數十年之久。
從“中國人品性的結晶說”、“人性的普遍的弱點說”到“革命的”或“落後的”僱農說，幾乎各種言之成理的批評和獨領風騷的奇談怪論都使用過了，而單單遺漏了一種最平實、最符合實際的分析，也就是說阿Q只是一個流浪於城鄉之間的一個遊民的典型形象。至於他的思想意識為什麼具有“國民性”，那是因為遊民意識氾濫的結果。關於這一點，聞一多先生在分析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時曾說：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裡，鬥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
所謂“土匪”是遊民中敢於冒險、敢於以激烈的手段進行反社會活動以求得生存的那一部分人。他們採取了非常手段在社會上迸行無目的的掙扎，或者他們的追求目的也就是他們的打擊目標的“現在”。當然，這裡聞先生指的是“土匪”和“土匪意識”，也就是我所說的“遊民意識”。
儒家奔走的是朝廷廟堂，道家嚮慕的是山林歸隱，他們的思想意識既截然對立又互相補充，並構成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識的兩面。而遊民土匪則是脫離主流社會秩序的，他們流落江湖，其思想意識也表現出特殊性。
自宋代以來由於通俗文藝作品的普及，遊民的思想意識也通過通俗文藝作品散播到一般民眾中去，因此，才使得許多不是遊民的中國人的靈魂中也活躍著遊民意識，它與儒家意識和道家意識構成了中國的思想傳統，應該說這是極其可悲的。......
應該說用遊民、遊民意識、遊民文化這些概念解釋一些古代和現代的文學現象及文化現象，甚至用它們來說明某段歷史的發展與曲折是一種新的嘗試。由於筆者的理論修養和學識水平的限制必然還有許多不夠完備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
然而，我根據多年的考察研究堅信：自宋代以來中國社會中的確存在著遊民階層，這個階層由於它獨特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他們的確有屬於自己的思想意識。
這個群體中一些較有文化與藝術特長的人們參與了最早的通俗文藝的創作與表演，他們的思想情緒和生活閱歷不能不反映到這些作品中去。
而反映遊民思想情緒的文藝作品，不僅會引起與他們同命運的人們的共鳴，也會給生活在社會下層的其它階層的一些“不逞之徒”以震撼，這也就是前面所說的遊民文化的泛濫，使得並非遊民階層的人們也受到遊民思想的薰染。
學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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