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七封檢舉信
鎮江，別稱潤州，民國時曾是江蘇省會，新中國成立初期屬蘇南行署管轄。1949年10月，該市發生了一起離奇的殺人焚屍案。
主持這起案件偵查工作的是一個安徽漢子，名叫穆容漢。穆容漢具有初中文化，而且自幼習武，身手不凡。他家裡雖是開店經商的，但抗戰初期他父親就變賣家產組織抗日武裝，而且很快就加入了中共。不久，其父以及兩個叔叔在跟日寇作戰時犧牲。1943年，穆容漢參加新四軍。先是幹敵工，後又當偵察排長。1949年，穆容漢已是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偵察連指導員。渡江戰役時，他所在的那條木船被炮彈擊中，全船三十多人只活下來七個。穆容漢還算命大，但身負重傷，抱了塊破船板在昏迷中漂到四十里之外方才被救起。
等傷勢復原，穆容漢所在的部隊已經打到福建去了。1949年9月，組織上分派他到松江軍分區，手續已經辦了，動身的前一天卻出了一個意外情況。那天，他跟戰友告別回駐地的路上，一輛吉普車忽然在他面前戛然而止，從車裡傳出一聲呼喝：“這不是小穆嗎？”
車裡那位是上月剛由鎮江市副市長升任市長的何冰皓。這是一位紅軍時期就參加革命的幹部，曾任山東省棲霞縣“民先隊”隊長、縣委書記兼遊擊支隊政委、膠東北海專員公署和北海區戰時後勤部秘書主任兼政委、膠東北海專員公署副專員、膠東支前第二總隊總隊長兼政委、渡江南下總隊第二大隊大隊長。穆容漢所在的偵察連當時和“渡總”二大隊駐紮一處，互有協助，因此，兩人之間職務雖然差著一大截，卻是熟人。
熟人異地邂逅，自然要聊幾句。當下，何市長就招呼穆容漢上車，問了問情況，得知穆容漢準備去松江軍分區，馬上說，那你還不如跟我去鎮江工作。穆容漢說我不想離開部隊，我還要拿槍，還要打仗。何冰皓說你到鎮江軍管會幹，還穿軍裝，還能拿槍。穆容漢動了心。何冰皓生怕小夥子變卦，說我馬上讓人把你的組織關係轉到鎮江，下午和我一起回鎮江就是。
到了鎮江，穆容漢方知被何市長“忽悠”了。到軍管會工作不假，不過是軍管會公安部——就是市政府下轄的市公安局，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穿軍裝也沒錯，不過所佩的那塊胸章布上卻蓋著“公安”字樣的印章；槍也佩著，可是否用得上比較難說。市公安局並未立刻安排他的工作，而是讓他先熟悉一下情況，著重是治安這一塊。穆容漢於是判斷自己以後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幹刑事偵查了，當時公安的偵查稱為“偵察”，領導八成認為跟部隊的軍事偵察是一碼事兒。
到了這一步，也就只有這樣走下去了。穆容漢有了幹刑警的思想準備。那時候實行的是“大治安”模式，刑偵屬於治安管，穆容漢就天天跑城中、沿江、大西路、小碼頭四個分局及車站派出所，半個多月下來，跟各單位的刑警剛混了個臉兒熟，任務就下達了。
從5月30日開始，到穆容漢接受這項任務的當天即10月9日，鎮江市公安局和下屬四個分局以及各分局轄管的十二個派出所，一共收到指控目標為同一人的三十七封檢舉信。被檢舉人的名字一看就是江湖名號，喚作“九頭鼠”，真名不詳。如果檢舉內容屬實的話，這人的事兒可真不少，殺人、放火、搶劫、盜竊、強姦、詐騙一樣不缺。按照當時的規定，初解放的城市對於這種被檢舉對象不直接涉及政治、不是正在危害社會治安或者正在危害他人生命財產安全的，一律作為歷史懸案處理，派出所、分局在收到此類檢舉信後，每週一次交往市局，由市局治安部門統一登記保管。因此，這些由各分局、派出所交上來的檢舉“九頭鼠”的信函，連同市局直接收到的共三十七封都由市局治安科保管著。
這天，領導找穆容漢談話，把這些檢舉信交給他，說小穆同志你把這些信看一下，設法查清楚這個“九頭鼠”究竟是誰、現在何處、是否犯下了檢舉信中所說的那些罪行。
當時穆容漢還沒有具體分派工作，也不掛靠在哪個部門，治安科也好，刑警隊也好，都沒有給他安排辦公室，連辦公桌也沒有一張。接受任務後，他拿著那個裝了三十七封檢舉信的鼓鼓囊囊的牛皮紙卷宗袋全局各處轉悠，總算在食堂後院的雜物間找到塊地方，就地取材，用木板、磚頭搭起一張辦公桌。料理定當，就開始看信。三十七封信件看完，下班時間已到。
回到宿舍，穆容漢把這些檢舉信的內容分門別類羅列在工作手冊上，梳理下來，發現這些信件雖然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內容大致相同：都舉報“九頭鼠”是江洋大盜，其中有一封信提到“九頭鼠”犯案的地點是安徽、江蘇交界處的長江水面上，系一名江匪。
穆容漢研究了一陣，覺得有三個問題尚不能弄懂：一是所有檢舉信都稱被檢舉人為“九頭鼠”，沒有一封提及其真實姓名；二是每封檢舉信上都說“九頭鼠”罪大惡極，卻沒有一封提及具體的作案時間地點，而是用了一些很含糊的字眼如“抗戰時”、“七八年前”等，更沒有說明被害人是誰、作案後果如何。嚴格地說，檢舉信上只是羅列了“九頭鼠”的罪名，而不是罪行；三是這些信函大多沒有提到“九頭鼠”藏身何地，少數幾封提到的，也十分籠統，只說是藏身於鎮江市內，卻沒有具體地址。
穆容漢認為，這麼含糊的線索，領導卻讓他試著調查，看來這是讓他練練手，同時藉此檢驗穆容漢的工作能力，以便接下來給他安排具體工作崗位時好有個參考。畢竟他是華野九縱直屬偵察連指導員，這個職位是正營級啊，不能像對待尋常大頭兵那樣隨隨便便打發的。這樣想著，穆容漢就暗下決心，一定要查到“九頭鼠”的下落，還要查清他是否犯過檢舉信中所說的那些罪行。
懷著這樣的念頭，穆容漢在孤燈下繼續翻閱這些檢舉信，快到半夜的時候，竟然讓他發現了一個之前肯定沒有人注意到的特點：這三十七封信件中，有九封信明顯與眾不同，字寫得漂亮不說，措詞也很得體，寫作者應該讀過私塾。再仔細看，這九封信所用的信紙、信封各不相同，有的比較規範，有的就是隨手找張紙糊的信封。穆容漢終於意識到，這九封信可能是街頭測字先生之類的人代書的。
次日，10月10日，穆容漢騎了輛自行車奔波了大半天，終於找到了那九封檢舉信的代書人。九封檢舉信出自九人之手，其中三人是街頭的測字先生，六人是在郵局門口設攤專為人代寫書信的代書先生。穆容漢跟他們聊下來，原先弄不明白的問題又增加了一個：這九封檢舉信的委託者竟是同一人！那是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女人，體態微胖，燙髮，看上去應該是個老闆娘之類的角色；從5月到9月這五個月中，她輪流找他們代寫這些檢舉信，說辭也如出一轍，無非是要檢舉一箇舊社會的惡棍，自己不識字，又不敢去派出所直接檢舉云云。
至於那個女人姓甚名誰、家住何處、從事何種職業等等，九位先生都說不上來。那個女人口述檢舉信內容後，待在旁邊看著他們把信寫完，聽他們讀一遍，把信紙放入已經寫好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地址的信封，付了鈔票便道謝而去。只有壽邱郵電局門口的那位戴老先生回憶起一個細節，說他在書寫時，那個女人在旁邊看著，根據其看信紙時的表情推測，她似乎不是文盲；寫完後給她讀時，她也聽得心不在焉。
這個調查結果反倒使穆容漢糊塗了，對於那個女人的舉止感到大惑不解。按照正常的調查路數，穆容漢應該繼續追查這個燙髮女人。可是他此刻單槍匹馬，根本無法進行這種調查，只得先把燙髮女人放在一邊，改查“九頭鼠”。
“九頭鼠”的線索該怎麼調查？穆容漢尋思，俗話說“蝦有蝦路，蟹有蟹路”，如果“九頭鼠”這廝真如檢舉信中所說的那副德行的話，黑道上應該是知曉此人的。那麼，該如何去找黑道上的傢伙呢？這個倒不難，公安局看守所就關押著成群結隊的江洋大盜、地痞流氓、土匪惡霸、幫會骨幹。
從10月11日開始，穆容漢就去看守所調查“九頭鼠”的線索。以前搞敵工工作時，穆容漢經常深入敵後跟地方上的幫會人士打交道，知道江湖規矩，現在他去看守所找這些人調查，搞的是“懷柔政策”，不但態度和藹，還給對方遞煙，弄得那班看守員大眼瞪小眼，卻不敢吭聲，畢竟穆容漢的級別擺在那裡，看守所長也比他低半級哩。穆容漢在看守所泡了整整—個星期，一共找了三十多個對象聊天，順便了解了江蘇一帶的黑道情況，記了兩個本子。可是，“九頭鼠”的情況卻沒了解到多少。
談話對象中有七八位聽說過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主兒，曾經在安徽、江蘇交界處的長江江面上作案。抗戰爆發後，“九頭鼠”金盆洗手，來到鎮江做生意。至於做的是什麼生意，那就眾說紛紜了。有說是從事水產經紀，有說是地貨掮客，有說是棕繩廠老闆，還有說他跟人合夥經營棺材店並參股竹行。那麼，“九頭鼠”的大名叫什麼呢？這個卻又奇怪了，竟然沒有一個人說得上來，而且也沒有人親眼見到過他！
這樣，穆容漢就得向上述在押黑道人犯所說的行業調查了。反正目前“九頭鼠”被檢舉的那些事兒尚未立案，領導讓穆容漢調查也沒有規定期限，他可以從容進行，正好藉機熟悉當地情況。之後數日，穆容漢對水產、地貨、制繩、竹木等行業進行了調查。先是跑了行業公會（即如今的行業協會），公會方面都挺認真地給查了登記資料，可因為只有“九頭鼠”這麼個綽號，所以都是白查。
穆容漢只好騎車全城走訪，凡是水產行、地貨行、繩索店、竹行、棺材店，看到一家問一家。兩天轉下來，最後終於從“大新魚行”老闆金大新那裡打聽到鎮江地面上確有一個綽號“九頭鼠”的水產經紀人，金大新曾跟其有過一段時間的合作。
此人姓黃，業內稱其“黃老闆”，是個大高個子，四十來歲，鼻樑右側有一顆黃豆大的黑痣。像金大新這樣開魚行的，每天都須大清早前往長江碼頭進貨，那些漁船夜晚捕撈，所獲鮮魚活蝦江蟹都是靠岸即售。不過，按照行規，漁船與魚行是不能直接交易的，必須通過經紀人方能成交。經紀人是有組織的，喚作“水產經紀公會”，每天的交易價格由經紀公會制定，具體交易金額則由經紀人根據水產質量作價，不能更改。因此，魚行老闆對經紀人都很客氣。每個經紀人包攬若干魚行老闆和販子，稱為下家，下家為巴結經紀人，隔三差五要輪流做東請經紀人吃飯，金大新和“九頭鼠”黃老闆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
至於“九頭鼠”之說，是一次金大新請黃老闆吃飯時，對方喝多了老酒信口吐露的。原話金大新記不得了，只記得當時說到錢塘江地面上的幾個著名地痞時，黃老闆臉露不屑：“那幾個算什麼東西？想我黃某當年在江湖上可是有名號的，道上朋友叫我‘九頭鼠’！”
穆容漢的調查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10月21日清晨四點，穆容漢就趕到了長江邊上的水產碼頭，那裡已是一片喧騰，稍帶寒意且夾雜著魚腥味的潮溼空氣撲鼻而來，惹得他連打了一串噴嚏。穆容漢去了碼頭一側的水產經紀公會交易管理辦公室，那裡有兩個四五十歲的男子坐著，他們是現場辦公人員，負責當天水產交易定價並解決交易時發生的糾紛。糾紛是一年到頭也發生不了幾起的，價格早在交易前就已定好，所以那二位很是悠閒，面前沏了花茶，手裡捧著白銅水煙筒，“呼嚕呼嚕”正抽得歡。見穆容漢亮出了市軍管會的證件，二位立馬起身。穆容漢直截了當說明來意。兩人不知“九頭鼠”其名，但聽說“姓黃、高個子、四十來歲、鼻樑右側有一黑痣”的特徵後，馬上反應過來，說有這個經紀人，名叫黃繼仕，不過鎮江解放後已經辭職回家賦閒了。
那麼，他家住哪裡呢？那二位隨即從旁邊的木櫥裡拿出公會的經紀人名冊，一翻就著——大西路鮮荷巷73號。
穆容漢抄下地址拔腿便走，他要趁熱打鐵直接找到黃繼仕，將其請至派出所當面瞭解。可是，穆容漢沒有料到，他的行動竟然慢了若干小時！
二、九頭鼠”被殺
大西路鮮荷巷屬於鎮江市公安局大西路分局鎮屏派出所的管段，從碼頭騎自行車過去不算太遠。這時天色未明，路燈還亮著。穆容漢尋思這當兒如若直接去黃繼仕家的話，稍微早了些，還是先去鎮屏派出所待一會兒。這畢竟不是抓捕，而是傳訊，沒有必要搞得如此緊張。
鎮屏派出所值夜班的三位民警還沒下班，領頭的是副所長小馬。小馬是山東萊陽人，二十歲，店員出身，系地下團員。解放軍南下準備渡江戰役前，當地號召青年積極分子報名參加南下幹部團。小馬報了名，被分派在渡江南下總隊第二大隊，跟著大隊長何冰皓接管鎮江，被組織上任命為鎮屏派出所副所長。穆容漢所在的九縱偵察連曾和渡江南下總隊第二大隊一起駐紮過一段時間，所以認識小馬。小馬見穆容漢大清早突然到訪，還以為市局有緊急任務，聽他說了來意，笑著說不著急，吃了早飯再傳訊嫌疑人也不晚，遂讓一起值班的警察小張去買大餅油條和豆漿。小張出門後，小馬又讓另一位警察老洪找出黃繼仕的戶籍材料，向穆容漢介紹此人的情況。
其實，老洪根本不用看戶籍材料就能說得很詳細，因為他是黃繼仕的鄰居。老洪是鮮荷巷的老住戶，他家在那條古老的巷子裡已經住了三代。他告訴穆容漢，他的祖父當年是清朝的五品官員，叔祖父則是當時鎮江有名的商人，以前鮮荷巷的半條巷子都是他家的房產。辛亥革命後，洪氏家族家道敗落，房產大量出售，最後只剩下門對門的兩套小院落由老洪家和其堂兄家住著。黃繼仕住的那個小院就是其已故岳父黃準廷從洪家買下來的。
黃準廷是鎮江有名的醬園老闆，在其獨生女兒黃彩芸二十歲時，黃準廷買下了鮮荷巷的這套房子作為女兒的住所。不久，黃彩芸被鎮江教會醫院的一位湖北籍藥劑師看中，央人說媒。可黃準廷就這一個女兒，非要招上門女婿。那個藥劑師一口答應。此後，這對夫妻就在鮮荷巷安了家。第二年，黃彩芸生了一個女兒，兩年後又生了個兒子，兩口之家變成了四口之家。不料，在結婚的第五年，藥劑師患上了癆病，醫治無效，一命嗚呼。
黃彩芸成了寡婦，領著一對兒女住在鮮荷巷。由於其父的實力，她雖然無業，日子照樣過得滋潤。黃彩芸守寡守了整整十年，到了1940年她三十五歲時，醬園老闆發話了，讓女兒考慮再婚。這是因為當時黃家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黃彩芸的母親已於三年前因病去世，而黃準廷這年已經年屆六旬，不久前查出患了嚴重的腎病，估計時日無多。所以，他要給女兒找一個歸宿。於是，黃彩芸開始託媒婆張羅對象，還是老規矩——男方必須是倒插門；另外還有一個新規矩，男方得改姓黃。
第一條倒是好辦，可這第二條就需要商榷了。而黃彩芸呢，仗著自己的“財”、“貌”兩大優勢，寸步不讓，非得滿足這兩個條件方才可以考慮。這樣一來，儘管幾個媒婆都是巧舌如簧，具有把一攤狗屎說得花團錦簇的本領，可是人家男方不願意改姓，那也沒辦法。後來，總算有一個男子願意接受黃彩芸的條件。對方是安徽人，未婚單身，從事的行當是水產經紀。雙方一見面，黃彩芸對男方的年齡、相貌、談吐都頗滿意，這門婚事就定下來了。
不過，男方也有條件，那就是不願意張揚，不按當時流行的規矩登報，也不希望大擺筵席，在家裡置辦兩桌酒席請請女方親朋好友即可。這倒也符合女方的想法，雙方一拍即合。1940年10月29日，二人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原名鍾繼仕易姓為黃繼仕的水產經紀人就成為黃彩芸的第二任丈夫。
鎮江當時處於日偽政權統治下，對居民戶口卡得甚嚴，規定從外地來鎮江居住的居民在半年內屬於“寄籍”，也就是臨時戶口，良民證的顏色也跟本地居民的不一樣，“寄籍”滿半年後方可轉為“本籍”即本埠戶口。當時，老洪已經是日偽警察所的一等警士了，他是讀到初二輟學的，在那個年月算是有文化的人，因此成為了偽警察分局的戶籍警。黃繼仕入贅後沒幾天，黃彩芸就找老洪請其相幫給丈夫辦理戶口。老洪記得當時黃繼仕出示的材料是：一份安徽省無為縣無城鎮警察局的戶口證明，還是抗戰前一年的，黃繼仕解釋說那年他離開家鄉後就再也沒回去過；另一份是偽鎮江市商會控制下的水產經紀人公會出具的關於黃繼仕從事職業的證明；還有一份則是鎮江縣甘露鎮警察所的戶籍證明，表明黃繼仕其時已是該鎮的本籍居民。按照規定，老洪須對這三份材料予以核實。安徽無為縣當然是去不成的，可以免查，不過水產經紀人公會和甘露鎮還得跑一跑。但因為黃彩芸催得緊，而老洪的老婆正好生頭胎兒子，家裡事兒也多，也就把這道手續省略了，直接辦理了鍾繼仕改名為黃繼仕並落戶鮮荷巷73號黃彩芸家的手續，稍後，又為黃繼仕辦理了良民證。為此，黃彩芸還送給老洪兩條哈德門香菸。
兩人結婚後，小日子過得還算滋潤，1944年，黃彩芸又生了一個男孩兒。黃繼仕一直在水產碼頭幹經紀人，另外聽說他還曾投資過其他行業，但估計並沒有獲得豐厚利潤。以老洪的警察身份，如果黃繼仕的投資獲利頗豐或者鎩羽而歸，坊間的傳言肯定逃不過他的耳朵。
那麼，為什麼鎮江解放後黃繼仕就啥都不幹，連原本做得好好的水產經紀人也不做了呢？老洪說這個問題他在查戶口時曾當面問過黃繼仕，對方的解釋是患了氣喘病。幹水產經紀人得每天凌晨兩三點鐘就趕到碼頭，露天作業，還得從這條船跳到那條船，一個早市少說也得對二三十條漁船進行看貨、查驗、定價，寒氣、溼氣他實在受不了。這麼些年幹下來，加上以前在其他行業上的投資所獲，黃繼仕手頭也有些積蓄了，另外，黃彩芸也再三再四地阻攔他繼續幹下去，所以最終決定賦閒回家。
正說到這裡的時候，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個居民氣喘吁吁地奔進派出所：“不……不好了……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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