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我平生首次目睹布勒松大師尊容
中午時分，列車途經法國曆史文化名城——尼姆，我們下車參加卡蒂埃-布勒松夫人、著名攝影家馬爾蒂納·弗蘭克的個人影展開幕式，她的影展正在該城美術學校舉行，卡蒂埃-布勒松與眾多嘉賓出席這次開幕活動。 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親眼目睹已神交40多年的心中導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尊容與風采。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戴著鴨舌帽參加他夫人馬爾蒂娜·弗蘭克的影展開幕式。(李振盛攝影)
卡蒂埃-布勒松在其夫人影展開幕式上察覺到有人站在他身後想拍照合影時，趕緊把鴨舌帽拉下來擋住臉。(李振盛攝影)
果然如傳說中所描述的那樣，卡蒂埃-布勒松在公眾場合為躲避鏡頭總是戴一頂鴨舌帽。七月酷暑的季節裡，他在美術學校大院裡參加夫人影展開幕式酒會也戴著鴨舌帽，並且向前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臉，當一位法國青年攝影師悄悄繞到大師身後想讓前方的同行為其抓拍一張合影時，大師察覺到了趕緊把鴨舌帽往下拉得更低，我把這些有趣的情景一一收入鏡頭。我在想，有了這幾張親自拍攝的大師照片足可以成為談資，也可以寫有圖為證的故事了，即便是像普雷基說的萬一不能如願實現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正式會面的夢想，我有了這些照片也算是一個很幸運的中國攝影人了。
馬爾蒂納·弗蘭克影展開幕酒會結束後，普雷基把我介紹給坐在大院一角陰涼處的卡蒂埃-布勒松，或許是大師還記得兩年前曾看到普雷基的編輯提案中有我的肖像照片，或許是老人先前看過我的法文版畫冊《一位中國攝影家的小紅書》(英文版書名為《紅色新聞兵》)，大師初次見到我這個比他小32歲的中國同行時，好像一眼就認出來了，如同對待老朋友那樣親切。
“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與我見面的頭一句話便如此直率，這種非同尋常的“見面禮”，令我頗感詫異。
“我是一個‘有政府主義者’，但我希望任何政府都應當更加民主，更加開明，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我當即回答了他，接著又說：“我們雖然在‘無政府’與‘有政府’方面的主張不盡相同，但我們在紀實攝影方面早已結緣，成為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
“是啊，我們都是用鏡頭記錄歷史的同路人。”卡蒂埃-布勒松大師聽到我這番回答滿意地笑了，老人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微笑著面對在場攝影師的鏡頭。隨後他又特地摘掉頭上的鴨舌帽，讓我的法語翻譯於洋為我們拍了一張珍貴的合影。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特地摘掉頭上的鴨舌帽與初次見面的中國攝影家李振盛握手合影。(於洋攝影)
“攝影本身沒有什麼意義，而畫面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要抓住好的畫面，單純就攝影而言，任何人都可以拍照，但卻不是人人都能把握好畫面的結構。”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沒有對我這個來自中國的攝影人說任何客套話，直接道出了他所秉持的攝影理念。
事後，馬爾蒂納·弗蘭克向我解釋說，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看到我的《一位中國攝影家的小紅書》畫冊的280多幅照片都是未加剪裁的原始構圖，這一點與他的主張完全一致，大師甚感欣慰。她說：“卡蒂埃-布勒松對你把握畫面的功力極為讚賞，所以與你初次見面就說了那一段話。”
這次暫短的非正式會見，是我與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首次謀面，卻如同故交。大師約我第二天在我們共同下榻的阿爾拉坦賓館會客廳正式會面。我與卡蒂埃-布勒松神交40多年
在我半世紀的攝影生涯中，東西方兩位攝影大師對我產生過深刻影響，一位是中國的吳印鹹，一位是法國的卡蒂埃-布勒松。前者在長春電影學院為我們講課時說：“
攝影記者不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這一教誨成為指引我用照片為歷史存真的原動力；後者在1960年8月遭到中國文化界批判時的“反面教材”成為我暗中學習與仿效的範例，他的“決定性瞬間”理論指導我一生的攝影實踐。公元 2003年7月10日，對我來說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上午11點鐘過後的一個多小時，是我生命長河中的“決定性瞬間”——我心目中仰慕已久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正式地會見了我這個普通的中國攝影人，一個平民攝影師。
這天清晨，我和翻譯於洋正在阿爾拉坦賓館門前狹窄小巷裡散步，偶遇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從賓館大門走出來，她熱情地與我打招呼說：“卡蒂埃-布勒松與我一起看過你的作品，讀了你的那本書，你親歷的故事和作品令我們很感動。卡蒂埃-布勒松讚賞你用鏡頭為歷史留下了見證。”她說卡蒂埃-布勒松在今天上午11點鐘與我正式會面。
法國南方名城阿爾勒的阿爾拉坦賓館是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的“大本營”，這家賓館一個會客廳以卡蒂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李振盛攝影)
與馬爾蒂納·弗蘭克分手後，我對於洋說：“90多歲的卡蒂埃-布勒松老人怎麼會有時間去‘讀’我的那本書呢，他夫人不過是在說說客氣話而已。等到11點見面時如果大師能談起我書中的某些小的細節，才能證明馬爾蒂納·弗蘭克所言不虛，證明他們的確是‘讀’了我的書。”於洋旅居法國十多年了，依據他的體驗對我說：“西方人待人很真誠，一般都不會說假話，不會‘玩虛的’。”
早餐時，普雷基告訴我，馬爾蒂納·弗蘭克昨天晚上說，卡蒂埃-布勒松這幾天參加阿爾勒攝影節和出席她的影展開幕式等活動，老人家已經感到很累了，他急於趕回自己家鄉小鎮去休息，與我們的會見時間只能限定在20分鐘。我回答說只要能正式見上一面，那怕是10 分鐘也足夠了，只要能聆聽大師的當面教誨，並有機會讓大師看一眼我收藏了43年的那份“批判材料”，也就無憾了。普雷基說，咱們要把時間嚴格控制在15分鐘左右，絕不要超過20分鐘。
從10點30分開始，普雷基與我都懷著一種特殊的心情在一樓會客廳作好準備，等待大師下樓來，我看他在會客廳裡走進來又走出去的樣子，好像比我還要緊張。
普雷基與我事先將四張沙發椅並排擺成弧形，對面一張椅子是翻譯的位子。我們商定讓大師與夫人坐中間兩張沙發，普雷基與我分坐左右兩邊。
我把所帶來的幾臺照相機都背到了會客廳，和於洋一起把三四臺相機、一架攝像機擺放在沙發上，心想萬一大師慨允拍照時便可以抓起來就用上。普雷基看到沙發上擺著這麼多的照相機，面露為難之色，他搖著頭說卡蒂埃-布勒松向來不喜歡別人為他拍照，如果讓他看到擺了這麼多的相機，他或許會拂袖而去，那就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了。他讓我們趕緊把相機收起來，他害怕任何不可知的因素影響了會見氣氛，這樣會使他兩頭為難。但是，我心有不甘，仍心存僥倖，不想與任何機遇失之交臂。我並沒有收起相機，只是把擺放相機的那張高背沙發椅推到兩米開外的地方，並調轉180度，高靠背遮住了相機，它們在視野中“消失”了。
時針指向11點，這家古老旅館一直保留並使用的老式電梯的門終於打開了，卡蒂埃-布勒松與夫人馬爾蒂納·弗蘭克一起走出來，老人遠遠地便向我們招手致意，我趕緊上前去攙扶拄著手杖的老人家。入座時，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非要拉我坐在他左邊那張原本為他夫人準備的沙發椅上，我再三推辭禮讓，馬爾蒂納·弗蘭克見狀乾脆搶先坐到我本來要坐的位子上。無奈之下，我就只能與大師並肩而坐了。當我坐在世界攝影泰斗與其夫人中間時，心裡既惶恐又興奮。
2003年7月10日，卡蒂埃-布勒松夫婦在阿爾拉坦賓館親切會見中國攝影家李振盛，左一為李振盛作品全球總代理、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於洋攝影)
一開始，我首先表示感謝卡蒂埃-布勒松大師邀請會見的一番盛情。告訴他：“在中國每逢召開攝影理論研討會，通常必談您的‘決定性瞬間’理論，您是當今中國攝影界倍受尊敬的國際攝影大師”。大師聽後竟脫口說出了一句中文：“不客氣！”
我以為可用中文交談了，便興奮地直接說：“43年前我在大學讀書時，就拜讀過您的作品和攝影理論……”這時，老人又用緩慢而生硬的華語說：“我，中文不懂，不懂。”於是大家都會心地笑了起來。由於他早年曾兩度到過中國，大概僅能記住幾句漢語。
我最早接觸卡蒂埃-布勒松大師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其攝影作品，那是在 1960 年夏季我剛考取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文化藝術界在北京舉辦一個非常特殊的“內部展覽”，名為《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在這個展覽中把畫家薩爾瓦多·達利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美術流派的總代表，把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為西方資產階級攝影藝術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予以批判，卡蒂埃-布勒松在1948年和1958年先後兩度來中國拍攝的13張照片都成了“反面教材”。
2003年7月10日，卡蒂埃-布勒松大師會見李振盛時以“掰腕子”姿式親切握手合影。(於洋攝影)
我們攝影系老師在課堂上向同學們傳達北京的展覽實況，宣讀展覽會上摘記下來的批判詞，讓我們看卡蒂埃-布勒松的“反面教材”照片，組織同學們嚴歷批判他這個西方資產階級“新現實主義派”的總代表。美術系老師則帶領學生側重批判“資產階級美術流派”總代表薩爾瓦多·達利。那時，在公開場合我們都要故作姿態地認真批判，背地裡卻是另一回事。
記得卡蒂埃-布勒松曾這樣描述他對攝影的感覺：“在拍攝的時候，我總是閉著一隻眼睛，我用這隻眼睛觀察自己的心靈；我又總是睜著一隻眼睛，我用這隻眼睛觀察整個世界”。我從大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哲學中引伸出“逆向思維”的邏輯。
每個人對待事物的態度會各有不同，我這個人向來有一個說不準是好還是壞的習慣——“逆向思維”。多年來，凡遇到那些被批判的人和事，我總是從公開批判詞中去反向思索，由此常常得出不同的觀點，乃至是屬於“反動的觀點”，這些觀點雖不敢公開張揚，卻頑固地堅持己見。在對卡蒂埃-布勒松的那一場大批判中，我和一部分同學私下裡對他的照片構圖及其“決定性瞬間”理論大加讚賞。我把“決定性瞬間”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它的真正涵義是瞬間與空間、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具有永恆的意義。
我還以留下“反面教材”作為批判資料為由，翻拍了卡蒂埃-布勒松被批判的幾幅作品，時常拿出來看看，名為批判，實則是學習。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晰記住那些讓今天的人們聽了就會大笑的批判詞，還能信手畫出當年他應邀來中國拍的幾幅“反面教材”照片的構圖，諸如《前清遺留下來的宦官》、《標語和行人》、《鏇床女工》等等。
卡蒂埃-布勒松1958年應中國官方邀請前來拍攝“大躍進”，《鏇床女工》是作品之一。兩年後的1960年8月在北京舉辦《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遭到批判，指責這幅照片“嚴重扭曲中國工人階級的形象”。
羅伯特·普雷基在三年裡看過我的幾萬張歷史底片，他說：“從李振盛的紀實攝影作品裡總能看到一條清晰的‘決定性瞬間’的軌跡，總會或多或少地找到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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