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十多年前的1963年8月，有感於畢業分配之不公，我憤然在日記中寫下兩條誓言：“決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這在當時無疑屬於鬼使神差和異想天開的狂想，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在

1962年我(左3)與同學擁抱長春電影學院校牌表達“我們愛電影”的豪情壯志。

50多年前我發誓“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

——講述一段絕對真實的異想天開的故事

五十多年前的1963年8月，有感於畢業分配之不公，我憤然在日記中寫下兩條誓言：“決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這在當時無疑屬於鬼使神差和異想天開的狂想，絕對是“不可能的任務”。在那紅色風雲的十年中，我的日記被一夥“支左革命師生”偷看並抄成大字報貼滿報社，把我打成“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在批鬥大會上他們用這兩條誓言對我極盡嘲弄羞辱之能事。在我幾十年的人生旅途中，發誓要兌現對自已的承諾，為此矢志不移，最終依靠自我奮鬥，加上天助神佑，總算完成了這兩項“不可能的任務”。

我始終認定一個信條：看一個人的實力與能量，不是看他在順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中反彈得有多高。

且請聽我講述一段絕對真實的異想天開式的故事——

閱覽室裡瞎翻書偶爾記住“斯坦尼”

繪畫攝影濫愛好高一考入電影學院

青少年時期，我喜歡文學、電影、繪畫和集郵，這些愛好為我日後成為攝影人埋下了伏筆。

在大連六中讀初中時，學校圖書室的老師看到我常去借書讀，就挑選我當閱覽室的學生管理員，利用課餘時間幫助老師整理書架，為同學辦理借閱手續，這樣我有了其他同學沒有進入書庫的“特權”，整理完圖書以後就在書庫裡隨意翻閱各類不常外借的書籍，有的看看書名及簡介，有興趣的可慢慢讀下去，這樣瞎翻書也為我積累了一知半解的常識。沒想到幾年後報考長春電影學院時，這些一知半解的常識竟產生了意外的“轟動效應”，這是後話。

1956年春天，物理老師在學校成立一個攝影愛好者小組。因為他知道我擅長畫畫，便讓我擔任攝影小組組長。學校有一臺捷克斯洛伐克製造的120型“方箱”相機，大家都可以用它。我開始學照相了。

因為集郵，我常去大連勝利橋郵局交換郵票。一天，一位中年人剛剛開始集郵，他很想要我的郵票，他主動提出用一臺日本製造的120 型相機作價38元錢，交換我的 200張精美的郵票。我從此有了第一臺照相機，那時我是一箇中學生，是買不起膠捲的，當時一個膠捲八角錢，相當於我每月住校伙食費的十分之一。

放寒假回山東老家過年，我藉助窗外射進屋裡的一縷陽光抓拍了一張照片：爺爺和妹妹都坐在炕上看書，媽媽在為我縫補襪子，光影效果很好，構圖也不錯，我命題為《農家三代人》；還為我們李氏家族自拍了全家福等照片。三年後，這幾幅照片作為我報考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提交的個人攝影作品，此為後話。那時候的中學生能拿出真正屬於自己拍的照片實在不多。

1957年春節回山東榮成老家過年時，使用我200張精美郵票換來的“皮老虎”簡易相機為我爺爺、媽媽和妹妹拍的一張照片，命題為《農家三代人》，1960年夏天報考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時，以此作為提交的作品之一，曾受到招生老師的好評。(李振盛/攝影)

1959年春節，我在“皮老虎”相機上外接發條自拍機，支在我家門前菜園的石頭牆上，自拍了這張《李氏家族全家福》的照片，爺爺坐在正中間，我站在右5的位置上。(李振盛/攝影)

在狂熱的“大躍進”形勢的催生下，全國各省紛紛創辦電影製片廠，一時間電影人才奇缺，光靠僅有的一所北京電影學院培養遠遠不夠用。國家電影局決定增辦兩所院校：長春電影學院和上海電影學校。

1960年夏天，新創辦的長春電影學院在東三省幾座城市招生，凡是在讀高中生及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考。大連市考場報名湧躍，我所在的大連師院附中班主任和校長都鼓動我報考，作為在校高一學生的我，要與那些高二高三及往屆畢業生一爭高下。臨考前學校批准給我一週時間，讓我突擊惡補與考攝影繫有關的高二高三的物理、化學等常識。

大連考區只有一個攝影系的名額，報考者有140多人。文學常識我不打怵，高一時就被選為校報主編，那時的“校報”是編輯同學們投稿，然後用稿紙寫好貼到牆報上。對繪畫與攝影考試更是成竹在胸，讀小學時因無錢買票而“聽電影”練就的猜想畫構圖之功力，這時也派上了用場。

最有趣的事情發生在300多名考生齊聚一個特大會議室裡考公共課時，監考老師是長影著名譯製片導演陳佔河，由於我常看電影，早就記住了他的名字。

陳佔河老師在黑板上寫出幾道考題，其中有這麼一道題：“史氏的著作你讀過嗎？有那些主要內容？”

過了不久，考生中有人舉手問：“史氏是誰？”

“誰知道這個史氏？”陳老師問了兩三遍也沒有人舉手回答，我環顧一下四周以後舉起了手，陳老師讓我站起來大聲回答。

“史氏是蘇聯戲劇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回答。大家都十分驚訝地回頭看我這個比他們低兩級的小學弟。

“他有哪些著作？”陳老師也似乎有點驚喜地接著問。

“《演員自我修養》，主要內容是……”當我說到“內容”時故意慢吞吞地拖長腔。

陳老師馬上擺手讓我不要再往下說了。其實，我是幫圖書室老師整理書架時翻過本書，只記住了書名，也溜了一眼簡介，並未讀過這本特別厚的書，要是真的讓我往下說，也只能矇事似的說“主要內容是論述演員的自我修養與基本功等問題”，再往下真的說不出更多了。

沒想到就這麼一次舉手答問，一時產生了“轟動效應”，人們把我看得好像是很有學問似的，每每想起來這件事就覺得挺好玩的。

由於我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攝影作品，電影分析答卷也讓老師滿意，課餘學過三年美術讓我畫石膏素描不成問題，再加上公共課考場上的“轟動效應”為我增加不少“印象分”，使我成為幸運兒，大連考區唯一的攝影系名額由我獨佔，而且是一個高一學生一舉戰勝那麼多高二和高三及往屆畢業生。

上訪電影局長陳荒煤被定為“搞非組織活動”

長春電影學院設於長春電影製片廠大院內，長影把它的機修廠劃撥給電影學院改建校舍。

那時正趕上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大饑荒，大家都在勒緊腰帶，餓著肚子學習。那是一個大講艱苦奮鬥的時代，也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我們全校五個系150名學生自己動手勞動兩個月，將一座大廠房改建成學生教室、排練室、教學辦公室，還有攝影系的暗房等等。

由於在中小學時期我一直當班長，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同學們推選我擔任攝影系班長，我策劃在教室後邊牆上貼出“把青春獻給黨的電影事業”的豪邁大橫幅標語，我們意氣風發地學習了兩年以後，中央下達了一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全國各國各條戰線從“大躍進”到“大調整”，各省剛剛上馬不久的電影廠又紛紛下馬。新創辦電影學院也要下馬了，在校各系都要改變電影專業，我們電影攝影系改學新聞攝影，同學們對此心有不甘。

1962年8月，國家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陳荒煤到長影視察。當時，我們攝影系一個金姓同學正與“小白樓招待所”一女服務員談戀愛，從她那裡得知陳局長就住在“小白樓”，而我們的教室距小白樓不足百米之遙。這座兩層樓的日式建築小白樓因1957年反右時揪出一個“沙、郭、呂小白樓反黨集團”(即沙蒙、郭維、呂班三位大導演)而著名。金同學馬上向我報告陳局長住在小白樓這一情況，一些同學主張應當去向陳局長反映同學的願望，別讓我們電影學院下馬。

我立即召集全班24名同學開會商議要不要去上訪陳局長，反映“我們愛電影”的心聲，同學們自然是群情激奮，馬上推舉出三名學生代表，我身為班長首當其衝，另兩位是攝影系團支部書記李治元，學院團總支書記張雅心。當著同學的面，我們三個人都表態同意當學生代表去面見陳局長。

張雅心比我年長8歲，是我們系裡年齡最大的老大哥，當時已結婚生子，他在遼寧黑山縣教了8年書又調幹上大學，我們同學稱他為“張老幹”，他是我校唯一的學生黨員，自然是學院團總支書記的最佳人選。李治元當了5年醫生又考上大學。他們倆都參加過反右派運動，深知政治風浪之險惡。而我是從高中直接考上大學的，反右時正讀初中，從未經歷過任何政治風雨。他們二位對我說，你是班長，嘴又能說，推我當三名學生代表的召集人。

我們三人作為同學推選出來的學生代表，我說那咱們就直接去見陳局長吧。張雅心說，還是應當先向系裡和院裡彙報請示以後再行動為好。

先向系裡請示，我們系的常務副主任葛偉卿在“反右”時也曾遭到批判，險些打成右派，他雖然很理解我們愛電影的心情，但他一聽說我們要上訪，嚇得他啥態度也不敢表，說這事還是去請示院長吧。

我們又去找代理院長葉華請示，另兩位代表站在我後邊不吱聲，讓我出面說話。這位女院長一聽要上訪陳局長，臉色馬上就變得難看了，她不同意並全力勸阻，我則一再堅持，最後她極不高興地甩下一句話：你們非要上訪的話，那就去找長影廠黨委請示好了。

我們三人又去找長影廠黨委書記亞馬請示，他談話相當緩和，亞馬說向上級反映意見是可以的，但是陳局長太忙了，最好別去打擾上級領導同志。我說，我們會在陳局長不忙的時候去見他。

據那位與我係金同學相戀的女服務透露，每天中午一點多鐘，陳局長都在房間裡一邊看報紙，一邊吃蠶豆。

我作為三名學生代表的召集人，決定在8月17日中午一起去直接面見陳局長，約定時間己過，只有我一人到場，苦等多時另兩位代表始終不露面，最後我毅然獨自一人到長影小白樓招待所上訪陳荒煤局長，我對他談了同學的“愛電影”的心願，並希望第二天他能再和我們三名學生代表一起談一次。

第二天清晨，陳荒煤專門在“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公用箋上給我們攝影系同學寫了一封信，請院長葉華轉交給我這個學生代表。陳局長的信全文如下：

葉華同志並轉

攝影系同學，因北京有會議，實在不能安排時間和你們代表談話。攝影系改變性質，培養照相人才，這是由於國家整個形勢而決定。今年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生，由於各廠精簡，分配工作中也有些同志改作照相工作，明年上海、北京兩學校攝影系學生仍多。但是省製片廠下馬，老廠任務減少，現有攝影人員還要精簡，根本用不了這麼多攝影。以後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也還要停辦，所以你們建議與北京電影學院合併事，根本沒有可能。

而且北京電影學院今年根本沒有名額招生，無法添加學生，人口進不了城。

希望你們還是安下心來好好學習，服從大局。你們也瞭解，當前不是那個學校的問題。各方面都類似情況。現在不改變性質，將來出來也仍然不能分配工作。

只要你們好好學習業務，掌握技術，努力提高思想水平、業務水平，電影事業發展時，真正需要再吸收攝影人員時，那時候也可以吸收，現在有些名攝影師也是原是業餘愛好者成長起來的。

總之，望從大局出發，安心學習。

敬禮　　　　　　　　　　　　　　　　　　　　

陳 荒 煤

18日晨

我作為違背領導意願獨自上訪陳局長的當事人，為了不忘卻發生這一事件的時間，特地在這封信第二頁背面右下角寫上：1962年8月18日。由於當時的信紙很薄，我加註的年月日透過信紙仍可看到其字的痕跡。

陳荒煤局長的這封兩頁親筆信被我保存下來，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信紙完好字跡清晰如初。

1962年8月18日清晨，電影局局長陳荒煤在長影“小白樓”招待所用“文化部電影事業管理局”公用箋寫的這封兩頁紙親筆信，在我手中完好地保存了將近半個世紀，成為一段歷史的見證。

1961年12月，我佩戴“長春電影學院”校徽站在校牌前邊留下一張自拍像，對未來從事自己心儀的電影事業充滿憧憬。

1962年春季，當宣佈長春電影學院在全國各條戰線大下馬風潮中要停辦並改變專業時，我們全院同學從情感上難以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我(左3)摘下長春電影學院校牌與攝影系同學一起擁抱著，採取這種另類方式表達“我們愛電影”的豪情壯志。(自拍像)

我這次單槍匹馬上訪陳局長的事，讓代院長葉華十分惱火。此事被稱為“陳局長事件”，定性為“搞非組織活動”。

就在陳荒煤局長離開長影第4天，周恩來總理訪問朝鮮歸國時順道到長影視察，事先得知這一消息以後，我立即串聯導演系、表演系、美術系、文學系的班長開會，想組成全院5個系的學生代表一起去向周總理反映“我們愛電影”的心願，他們4人一聽我這個動議都很驚訝，有人問這算不算是向中央領導搞“請願”，文學系班長年齡較大，他的社會閱歷較深，他說這樣做的性質就是在上訪請願，要是在五七年反右時準能打成右派，他這麼一說誰也不敢表態了。事後，有人將我召集5個系班長開會動議上訪周總理的事，向代院長葉華彙報，雖然這是一起“未遂事件”，但也被記錄在案。

1962年8月22日，周總理到長影視察工作時，我們同學也參加列隊歡迎，事先規定一律空手參加歡迎，不準攜帶照相機等物品，我想到能親眼看見周總理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呀，不拍張照片太可惜了，就悄悄在衣袋裡裝一臺蘇聯製造的“卓爾基”小相機，當週總理在長影廠長亞馬陪同下在辦公大樓前的花壇與群眾見面時，我掏出相機拍了兩張照片。

1962年8月22日，周恩來總理到長春電影製片廠視察工作，我參加歡迎隊伍時違犯規定暗中攜帶一臺小相機，在人群中偷偷拍到這張照片作為紀念。事後，同學中間有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跑去向院長打小報告，揭發我“不聽黨的話”，這件事被學院定為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強迫我寫下檢討書，受到嚴肅批評。(李振盛/攝影)

周總理離開長影后，同學中間有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立馬跑去向院長打小報告，揭發我“不聽黨的話”偷偷拍攝周總理的照片。還舉報我事先召集5個系的班長開會，預謀策劃向周總理上訪請願，院長聽了大為惱火。偷拍照片件事被學院定為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強迫我寫下檢討書，受到嚴肅批評。由於向總理請願畢竟屬於“未遂事件”，不便定性處理，院長就抓住“陳局長事件”大作文章，給我定性為“搞非組織活動”。

當人事科的吳莉科長以同情的態度向我宣佈學院的決定時，她說了一些安慰的話，讓我在“處理決定”上簽字時，我毫不猶豫地寫上：“我不同意”。

事後知道，陳荒煤回到北京以後，特別向新華社及有關電影廠推薦我們這一批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的畢業生，最終有9名同學分配到北京工作。

第二年夏天，當我們返校參加畢業分配時，心地善良的人事科長吳莉把我叫到她在“長影技師樓”的家裡，她的先生是長影著名編劇紀葉。當吳科長與我談話時，紀葉先生也在家。吳莉向我透露，暑假期間，新華社攝影部派人來挑選了包括我以及另兩位學生代表張雅心、李治元在內的5名畢業生，要送到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習一年英語，培養駐國外攝影記者。農業電影製片廠來挑選了4人，都做電影攝影師。這9個進京名額就佔去我們18名畢業生的一半。但是，代院長葉華堅決不同意我進北京當新華社記者，她利用畢業分配行使報復，所作出的無理決定在關鍵時刻改變了我的命運軌跡。

一年前，對我沒聽她的勸告而上訪陳局長一事，一直耿耿於懷的代院長葉華，終於找到了出氣的機會了。她斬釘截鐵地對人事科長說：“李振盛這個學生一向不聽黨的話，不能分配到新華社當記者。讓不聽黨的話的人進中央，我們不放心。”(當時地方上對進北京工作都統稱為“進中央”)

這樣，葉華讓人事科長把我另行分配，吳科長平日裡對我挺好，這時她為我說情：“李振盛的女朋友孫培奎在吉林市師專讀書，就把他分到吉林日報社或長春日報社好了，將來他們也不至於兩地分居了。”葉華不同意：“不能讓李振盛這樣的人在我們眼皮子底下當記者。”她主張把我分到更邊遠的地方去，原先想把我與分到雞西日報社兩名同學中的一人調換，吳科長說：“李振盛的學習成績那麼好，一直當班長，是五個系中最有威信的學生領袖。分配到那麼小的城市去有點太委屈他了吧。”

葉華看了看分配表，臨時指定把我與家住哈爾濱已經分配回黑龍江省科委情報所的韓居策對調，他成了新華社記者，我被髮配黑龍江。

在那風雨十年之後，韓居策以流利的英語成為新華社駐美國華盛頓記者，我卻紮根北國邊疆苦幹了20年。

這位挾嫌報復我的代院長葉華，她一怒之下作出的一個決定，改變了兩個人一生的命運。

“自謀職業”成為黑龍江日報社攝影記者

寫日記憤然發誓“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

我從長春乘火車北上哈爾濱時，面對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當我去報到時，黑龍江省科委情報處長對我說，這裡的攝影工作就是翻拍科技圖書資料，製成縮微膠捲供科技人員閱讀，因這一工作涉及科技情報機密，一旦在這裡工作便不能調出。我立即想象這種專門拍攝“死東西”的工作該是多麼無聊，便到人事處去說這與我學的專業不符，人事處長同意我的看法，將我的檔案退回省教育廳重新分配。

省教育廳一位好心的名叫李哲的處長說：“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同意你自己去找接收單位，我們可以再分配。”他提示我在省人委大樓旁邊有一座小樓，那是省農業展覽館，這個單位好像要用攝影的人員。

五十多年前，我獨自一人在完全陌生的哈爾濱上街去自謀出路，為自己找工作單位，就如同今日的大學生登門自謀職業，這在當時的中國絕對是罕見的。

我先按照李處長的指點去找省農業展覽館，向王姓女館長說明我的情況，她問我檔案中有什麼政治問題沒有？我說除了有一起“陳局長事件”之外再沒有任何政治問題了，她說向上級領導反映情況是很正常的事，這算不上政治問題，她當場同意接收我，並說很快會派我到紅色草原去拍養奶牛的照片。這也讓我有點興奮起來，有奶牛就有養牛人，至少能拍到“活物”了。

我出了門又向人打聽哈爾濱日報社的地址，我乘公共汽車到那裡，照樣自我介紹一番，他們也同意要我。這一來更讓我興奮了，進報社就是記者了，總比拍奶牛要更好一些。但是我又想：應當把目標定得更高。

我知道《黑龍江日報》是全省最大的報紙，可以在全省採訪，問了問地址距離市報社不很遠，我一出哈爾濱日報社大門便直奔省報社去了。

我到達黑龍江日報社後，人事科趙科長接待我，她說從來沒有不看檔案就先要人的先例，她問我檔案裡是否有什麼問題，我告訴她關於繞過電影學院領導上訪國家電影局局長陳荒煤的故事，她說這不算什麼政治問題，並說越級上訪是每個公民的權力。然後，她出去了五六分鐘，回來時帶進來一位有一對長壽眉的老人，這位長者讓我在他面前來回走一走，又讓我在原地轉一圈讓他看一看。然後，那位老人與女科長一起離開人事科辦公室。過了不到兩分鐘，趙科長回來說同意接收我到省報工作了。

後來，我住的筒子樓單身宿舍正巧與趙科長家是對門，相互熟悉了以後，趙科長告訴我，那位老人是報社總編輯趙揚。趙總編為何讓我在人事科辦公室來回走一走給他看看呢？原來是因為當時報社已有四位攝影記者，其中一位年紀大的又高又瘦，被人稱為“電線杆”；另一位個頭不高卻非常胖，肚子像皮球一樣圓；其餘兩位個子比較矮,人們戲稱他們像當時放映的一部捷克電影《蓋克和丘克》中的一對矮兄弟。

據說有一年春節，美術編輯以這四位攝影記者為原型畫了一幅賀年漫畫，一高一胖和兩個小矮人，每人胸前掛一個照相機，登在報上向讀者恭賀新春，一時成為趣話。

趙總編輯一直認為《黑龍江日報》經常派攝影記者採訪外賓來訪活動，還經常拍攝省委領導活動的圖片，他指示人事科要為報社尋找一名身高和形象都很標準的攝影記者。這次，總編輯聽趙科長說，有個青年大學畢業生找上門來要當攝影記者，他便親自下樓審定看看是否符合他心目中的標準。

這是黑龍江日報社攝影組1963年至1973年期間的5名攝影記者，按資歷排序：老組長張戈(中)、副組長於敏(右二)、資深記者萬繼耀(左一)、資深記者董繼剛(右一)、“小字輩”記者李振盛(右二)。

1969年9月，我和妻子祖瑩俠被報社革委會下放柳河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兩年多，1972年初落實幹部政策，我們又回到報社工作，之前的老總編趙揚官復原職，我被任命為攝影組組長。

至此，已經有了三家單位同意接收我了，而且哪一家都比那個一生只能翻拍死資料的情報處強。但一想到我本該是新華社記者就心有不甘，又去打聽新華社駐黑龍江分社的地址，我想當不成新華社駐外國的記者，當一個新華社駐外省記者也行啊。黑龍江分社的一位和氣可親的程姓老人(後來知道是社長)對我的條件也表示滿意，但他說分社的人事權在總社，我們可以向上打報告，不管批准不批准都要至少兩個月。當時，省教育廳為報到的大學畢業生統一安排旅館，有7天的免費期，過期要自己付費。那時的大學生不可能有錢付旅館費的，無可奈何之下，我只好讓“新華社記者夢”破碎了。

這樣，我在1963年8月15日報到，開始在《黑龍江日報》工作。當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下兩個

誓言：一是“決不老死黑龍江”決心要靠自我奮鬥殺回北京去；二是“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對無端剝奪我學英語成為新華社駐外記者的機會，耿耿於懷。暗下決心，不學鳥語，照聞花香。這兩個寫在紙面上“誓言”，在當時絕對屬於洩憤的狂想，更是憤青的痴話。既然自我確立了兩項目標，明知是“不可能的任務”，也要矢志不移地為之奮鬥，碰了南牆也不回頭。我是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性格決定命運，越有不公平的壓力，越增強我的反彈力。

我始終認定一個信條：看一個人的實力與能量，不是看他在順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中反彈得有多高。

我的人生哲學中有這樣一條：要敢於異想天開，不敢異想者，永遠看不到“天開”。

在那紅色風雲的十年之中我的日記被在報社“支左”的一夥“革命師生”偷看，抄寫成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了報社，我遭到批判。1968年12月26日晚，這夥“革命師生”中的陳姓青年教師主持大會批鬥我，他尖聲叫喊著說：“大家都知道魯迅寫過《狂人日記》，李振盛的日記比《狂人日記》還要狂！他說‘決不老死黑龍江’，‘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這比《狂人日記》要狂上十倍百倍！有3200萬人民祖祖輩輩在黑龍江繁衍生息，怎麼就容不下你李振盛？你李振盛為什麼就不能老死黑龍江？李振盛所說的要遊走世界，其實質就是這個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在夢想叛國投敵！”

這次批鬥大會的主持人一番惡語相向之後，又不無得意地聲嘶力竭衝我喊道：“李振盛你聽著，我們廣大革命群眾給你20年，看你能不能離開黑龍江；給你30年，看一看你能不能去遊走世界。”

最後，陳姓青年教師帶頭高呼一連串的口號：“打倒李振盛！堅決打倒李振盛！徹底批臭李振盛！迎接光輝燦爛的1969年！”

那一天，正巧是偉大領袖毛澤東75歲生日，離新一年的到來還有4天。我站在曾千遍萬遍敬祝萬壽無疆的毛主席像前，彎腰低頭被批鬥了6個多小時，只准他們惡言惡語狂喊亂叫，極盡挖苦羞辱嘲弄之能事，不准許我作任何辯解。

批鬥會結束時，已過午夜進入第二天凌晨一點多鐘。接著，由一個王姓瘦高個子“革命小將”帶一夥人押著我乘吉普車連夜去抄我的家，妻子正在那一間沒有暖氣設備的平房家裡休產假，這一夥人深更半夜突然闖入，帶進一股徹骨的寒氣，剛出生不滿兩個月的兒子嚇得大哭不止，他們翻箱倒櫃，逼我拿出所有的東西審查，抄走了我的十幾本集郵冊，我與妻子婚前的通信及合影照片等等。好在我事先在屋角的地板上鋸開一個洞口，用油布把“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負面底片”用油布包好埋藏地板下邊，上面壓一張桌子，抄家時躲過一劫。

這一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但它一直銘刻在我心中……

五十年後我兩次應邀登上哈佛講壇作演講

費正清中心主任笑言應保住“吉尼斯記錄”

在幾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一直將1963年8月的兩個誓言“決不老死黑龍江”和“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當成是對自己的人生承諾，儘管這有點“天真”也有點“傻”，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我默默地為之奮鬥不息。

風雨十年的中，我被被那一夥“支左革命師生”拉到專場大會上批鬥，以這兩個誓言對我百般羞辱，這一切更堅定了要證明自己的決心。無論是被隔離反省，還是發配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我都沒有放棄對新聞攝影業務的鑽研。我被停止外出採訪，強迫我單人坐在一間資料室寫檢查的幾個月裡，我表面上假裝在寫檢查，其實是在整理自己的大學教材和筆記，陸續撰寫了三十餘萬字的攝影教材，其中有“攝影構圖”、“攝影技術”、“暗室技巧”、“人像攝影”、“新聞攝影”等等；後來到五七幹校勞動，我也帶上幾本新聞業務書刊，利用獨自一人在林海深處防火巡邏的時間看上幾頁，也時常躲開人們的視線偷偷拍一些照片……

蒼天不負苦心人。為兌現對自已的承諾，經過幾十年此矢志不移的自我奮鬥，加上天助神佑，最終總算完成了這兩項“不可能的任務”。二十年後，我調離了黑龍江日報社，到北京的國際政治學院(後更名中國人民警官大學)新聞系任教，走上大學講臺，我在隔離反省時期偷偷撰寫的幾十萬字攝影教材全派上用場，這是當年沒有想到的。我首先兌現了“決不老死黑龍江”的諾言。三十年後，應哈佛大學邀請我跨出國門，赴美國訪問講學，先後在哈佛、普林斯頓、加大伯克利、紐約大學等名校作演講，近年來令我吃驚的是：美國多所大學相關歷史專業都選用我的《紅色新聞兵》作為學生的教課書。近十年來，我潛心編輯自己的專著，籌辦我的環球攝影展覽，儘管不諳英語，卻不斷應邀登上歐美十多所世界名校的講壇，以自己的母語作演講，由邀請方為我聘請的譯員作現場翻譯。我的《讓歷史告訴未來》環球攝影展覽已在30多個國家/城市巡迴展出，每到一個國家的博物館或美術館展出時，都會邀請我前往出席開幕式並以母語發表演講，每次的展期都在兩個月至三個月之間，最長的展期達到四個月，參觀影展的人數屢屢突破歷史記錄，例如在巴黎、倫敦、巴塞羅那三城市的觀眾人數均超過10萬人。我這個不諳英語的中國人，以自己的作品向人類說話，真的兌現了“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的諾言了。

1996年10月，我是應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訪問講學，與夫人祖瑩俠一起臨時旅居紐約。很快接到了哈佛寄來的“新英格蘭中國座談會”的通知，定於12月17日下午和晚間舉行兩場演講會，第一場的演講人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cFar-quhar），他的演講題目是：“在那瘋狂的十年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第二場的演講人是我，哈佛在演講海報上印的是：“李振盛，國際聞名攝影家講述他的作品：“讓歷史告訴未來”，幻燈片放映，座談”。我自定的演講題目是“文化大革命與改革開放”。

2006年，在在那風雨十年之後40週年之際，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為我舉辦《讓歷史告訴未來》攝影展覽，影展在費正清中心畫廊展出，展期三個月。據說這是哈佛首次為一位中國攝影師舉辦個人攝影展覽。同時為我舉辦一場演講會。是我的作品全球總代理、聯繫圖片社總裁羅伯特.普雷基陪同我第二次前往哈佛。

當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龍教授宴請我和普雷基時，席間，他們知道了我五十多年前的兩個誓言，尤其是那個“不學英語照樣遊走世界”，那位講一口不流利中文的主任對我說：“你可千萬別學英語啊！”我問：“為什麼？”他笑言道：“你要是學了英語，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就消失了。”他這種美國式的幽默逗得大家開懷大笑。他們都勸我要像當年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樣，要“將不學英語進行到底！”一定要保持這項“吉尼斯世界紀錄”！

世間多少事，盡在笑談中……

1996年12月17日，應邀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我首次登上哈佛講壇，與哈佛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同臺演講。那天下午由麥克法夸爾教授以“在那瘋狂的十年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為題作演講，晚餐後由我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作演講。為紀念我首次跨出國門即登上哈佛講壇，在一位哈佛青年學者陪同我參觀校園時，特地在著名的哈佛坐像前拍照留影。(哈佛青年學者/攝影)

時隔十年後的2006年4月3日，我第二次應邀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作演講，同時舉辦我的《讓歷史告訴未來》環球影展。正在哈佛攻讀學位的中國留學生任意，他爺爺是前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改革開放初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在任意陪同我參觀遊覽哈佛校園時，我又一次站在哈佛坐像前留影。(任意/攝影)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採用我在我在風雲歲月中的自拍相像設計製作的演講會海報。

2006年4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為我舉辦《讓歷史告訴未來》攝影展覽並邀請我作演講。近些年來，我身為旅居紐約的中國公民，每每應邀出席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時，總會在西服便裝左衣領佩戴一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佩飾，這枚精製的小國徽是1997年我自費前往香港採訪迴歸時獲贈的紀念品。(羅伯特.普雷基/攝影)

2006年4月4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為我舉辦演講會，這是我第二次登上哈佛講壇。首次是1996年12月17日。(羅伯特.普雷基/攝影)

十年前的1996年12月17日，我首次登上哈佛講壇時，與哈佛政治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同臺演講。十年後的2006年4月，我再次應邀到哈佛作演講並舉辦影展時，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正擔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見面時他像老朋友一樣對我十分親切地在一起合影留念。(日本NHK導演黑柳誠司/攝影)

2006年4月4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在哈佛餐廳設宴款待我(右二)和我的經紀人羅伯特.普雷基(左二)，坐陪的有費正清東亞中心秘書、來自臺灣的學者田文浩女士(右一)和中國留學生任意(他是前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兼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改革開放初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之孫)。(任意/攝影)

2006年4月4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龍教授(中)席間幽默地對我說：“你可千萬別學英語啊！你要是學了英語，一項‘吉尼斯世界紀錄’就消失了。”席間，由任意為我們三人拍照留念。(任意/攝影)

——2017年7月修訂於紐約“無為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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