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妹夫”
孔佔偉調到了縣上某單位。我倆一塊工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給彼此的情誼和印象，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能表述的，我在這裡也不想做過多的渲染。通過老孔，我還認識了家在石乃亥草原的作家龍·仁青，他當時在青海廣播電臺工作。三個人喝了一場酒，初次見面我便請龍·仁青回單位後幫我複製一盤藏族著名歌手達珍的歌曲，沒想到他再次回家探親時還真的給我帶來了複製好的歌曲磁帶。當時我很高興，暗想：這個人可交。但是後來因為工作的不斷變動，我們見面的機會很少。
老孔走後，我接替了他的工作。當地牧民習慣性地稱鄉政府為“公社”，由於漢語發音不準，管秘書叫“妹夫”。我經常能聽到來找我辦事的牧民在鄉政府大院裡向其他幹事問：“公社妹夫有沒有？”一些愛開玩笑的幹事就會故意打著藏腔回答：“公社妹夫沒有，公社姐夫有。”弄得詢問者莫名其妙。
發生過這樣一件有趣的事情，跟“公社妹夫”沒有關係。有一天中午，一名漢族大叔到我處開介紹信。他問我：“秘書貴姓？”
“我們一般不用姓。”我說。
他可能沒看出我是藏族人，說：“秘書是不願意和我們這種人相識吧？不然怎麼會沒姓呢？”
我回答：“我姓久。”因為鄉機關也確實有人叫我久秘書。
那人立刻出去了。沒過多久又進來了，手裡提著兩瓶“互助二曲”酒。
我說：“你這是幹什麼？”
他笑著回答：“一點心意，以後也少不了來麻煩你。”
事後我想著有點不對勁，我說姓“久”他是不是誤以為在向他要酒呢？
其實，藏族人也是有姓的，只是除了一定的場合與環境以外很少使用，平常就直呼名字，因此我也很隨意地說出自己名字的第一個字，不料，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鬧出這樣的誤會。
鄉上秘書的權力僅次於鄉黨委書記和鄉長。平時辦什麼事情都得過秘書這一關，在當時，連婚姻登記也不例外，需由秘書親自辦理。
我因剛走出校門不久，沒有社會經驗，膽子又大，當時並不知道權力後面還站著一個叫責任的可怕的影子。在計劃經濟體制還沒有被打破之前，各級機關的幹部職工每年都可以享受一種叫做“內銷”的福利性質的菜牛羊，價格低得驚人，一隻羊30-40元，而一張羊皮拿到市場上能賣45-60元。因此，到村裡抓羊時，好多牧民不願意收錢，他們懇求幹部說；“我替你把羊宰好，送到鄉上去，羊皮留給我們吧！”
州、縣機關的大車小車開到了鄉政府。當我給村民開介紹信時，被他們裝出來的可憐相所迷惑，竟然敢在鄉領導批示過的條子的基礎上多加一隻羊，以滿足他們的要求。我敢發誓我自己沒有得到過一分錢的好處。一年下來，鄉領導總共批了80多隻內銷羊，而我越權開了近50只羊的介紹信。到了冬季，正當鄉機關的幹部職工去抓內銷羊時，問題就暴露了出來——一些村社的內銷羊指標已經完成了，也就是說，鄉上還有計劃指標，村裡的羊卻抓完了。
現在分析，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種：第一，村幹部和鄉政府駐村幹部欺上瞞下暗中批條子抓羊；第二，有些鄉領導不通過正當渠道，直接把手伸進村裡抓羊；第三，我本人礙於情面擅自增加內銷羊的數目。這件事，雖然沒有造成大的損失，但影響肯定不好。鄉黨委書記火冒三丈，對我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讓我停職檢查，一個月以後，才讓我“官”復原職。書記批評我的時候，問過我一句話，對我很有教育意義，我也因此明白了怎樣才能當好一名秘書。他說：“你和我，誰是黨委書記？”
在那遙遠的地方
對於石乃亥的牧人們來講，自己腳下的這片廣袤的草原並不是一個遙遠的地方，相反，青海湖以外看不見的地方才是遙遠的地方。
儘管如此，那年夏天從遙遠的地方來了一大幫人，說是要拍攝一部名叫《在那遙遠的地方》的電影。據說電影取材於我不喜歡的那首同名歌曲。那首歌把青海高原給唱得無比遙遠。攝製組與鄉政府經過反覆協商，最終就草原的使用與保護、損失與補償等一系列涉及群眾利益的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
電影開機儀式在鳥島賓館舉行。我以當地政府領導的隨同人員的身份參加了這個活動，第二天寫了一條消息，後被髮表在《青海日報》頭版最下面，這也是我在漢文報刊上發表的“處女作”。開機儀式上，電影導演滕文驥先生連喊帶吼地講了一大堆話，對我影響最深的一句是：“通過這部電影，我要讓中國觀眾重新走進電影院。”他的美好願望有沒有實現我不知道，反正我在石乃亥草原的露天電影當中沒有看到《在那遙遠的地方》的影片。所有的程序結束以後，豐盛的晚宴把活動推向了高潮。百來號人，杯光交錯，氣氛非常熱鬧。
我特意給影片的女主角卓瑪的扮演者——曾經為北京亞運會採集過火種的達娃央宗和她的老師、卓瑪父親的扮演者扎西（或者叫洛桑，記不清）敬酒，並邀請他倆到我們桌上交談。令人尷尬的是，我們聽不懂衛藏方言，而他倆不會講安多方言，大家只好用漢語交流。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牧民群眾的積極配合下，影片的拍攝工作非常順利。製片主任也不像以前那樣對我們恭恭敬敬，他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有一天，他來到鄉政府，請我們幾個藏族小夥子當群眾演員，去拍一段幾個青年牧民深夜鑽進卓瑪的帳篷對其進行調戲的戲。我當時就拒絕了，製片主任很不高興，說：“你們每人給五元錢，拍戲要不了五分鐘，去不去？”我說：“不去。”只有其他三個人跟他上了車。
電影快要拍完了，不記得是什麼原因，恰好鄉上當時給幹部們放了假。等大家回來時，攝製組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什麼草原使用費、損失補償金等，鄉政府和牧民群眾一分錢也沒得到。他們只留下一面小小的錦旗，上面寫著“藏漢兄弟，草原情深”八個字。
電影攝製組在石乃亥草原上唯一的損失是丟了一隻木碗。一天下午，我因閒得沒事幹，就轉悠到附近一戶牧民家，發現他們家的另一頂帳篷裡存放著攝製組的大量道具，其中有很多木碗，就是我小時候用來喝茶吃飯的那種可愛的木碗。我的眼睛死死盯住木碗不肯移開，沒辦法，我就對這家主人說：“我要帶走一隻木碗。”
主人為難地說：“這樣不好吧，他們把東西寄存在我們家，就應該如數歸還給人家。”
我說：“不會有事的，這又不是貴重物品，如果那麼值錢，他們才不會寄存到你家。”
主人不說話了，我順手拿走了一隻木碗。
事實證明，這隻木碗沒有一點使用價值，斟酒漏酒，盛茶滲茶，把我的桌子弄得一塌糊塗。我只好在裡面裝滿青稞，擺在書櫃上，一直到今日。
在“冰窖”裡“自焚”取暖
在石乃亥，一年當中不用燒爐子的日子不多。
工作繁忙的時候，尤其是要寫材料的時候，我是不燒爐子的，不管是春秋還是隆冬。這並不是說我沒時間生火添煤，而是房子裡一旦暖和了，來辦事的人或沒事聊天的人，一進來就不肯走，影響我的工作。於是，我就想出一個近乎自殘的妙招，幾天幾夜不燒爐子，房子裡比外面還冷。這樣，再沒有人願意和我多呆一分鐘，我也可以在冰窖一樣的宿舍兼辦公室裡完成領導交辦的工作任務。每當早晨起床，桶裡、壺裡、臉盆裡，都結了一層冰，我只好去找同事要熱水洗臉。
春天，社會主義教育在廣大農村牧區開始展開了，我的前任秘書孔佔偉作為社教工作隊員回到了石乃亥。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時候，我終於寫完一份材料，準備生爐子過正常人的溫暖生活，就找來一些牛糞和木柴，用報紙去點火，小小火苗就是燃不大，情急之下，我拿出一瓶汽油，正要往爐子裡倒時，老孔和一名同事進來了，他倆一見我要火上澆油，嚇得大喊一聲，一把奪走了汽油瓶，並大罵我想不想活？燒了房子怎麼辦？
當時我也沒有在意，但事後越想越害怕。他倆來得也太及時了，不然，後果不堪設想，肯定會釀成人殘屋毀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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