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行狀”是敘述逝者生平的文章，為史官立傳的重要依據。因為執筆者通常是逝者的門生故舊，所以行狀之中偶有隱惡揚善並不奇怪。司馬光的個人道德修養幾乎完美，照理說，給他寫行狀是不必閃爍其詞的，但接到這個任務的蘇軾卻感到有點難辦——

張方平跟蘇軾兄弟感情深厚。當蘇軾因烏臺詩案下獄時，他曾毫不避嫌地上書相救。其後蘇轍被貶去筠州做小吏，他送別時，也頗為戀戀不捨，有詩為證：

可憐萍梗飄浮客，自嘆匏瓜老病身。

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

——張方平《送蘇子由監筠州酒稅》

如此提攜和知遇之恩，自然使蘇軾兄弟感懷在心。也罷，司馬溫公一生有那麼多光輝事蹟可以稱頌，何必非在其行狀中讓老張中一槍不可呢？於是蘇軾決定，當然不寫啦！司馬光因自己（烏臺詩案）被罰銅二十斤，張方平被罰銅三十斤，為了那多出的十斤銅，也不能在溫公行狀裡出賣老張吧。那麼問題來了，老張這人究竟怎麼樣呢？

張方平：亦正亦猥？

在《宋史》列傳部分的敘述中，張方平既“穎悟絕倫”又“慷慨有氣節”，才學和人品都立得住，加上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望高一時，怎麼看都不像個反派。可是同在保守陣營的司馬光同志就是看他不順眼。

司馬光：“張方平怯懦輕舉。”

曾公亮：“兵不出塞，何名輕舉？”

司馬光第一次彈劾張方平應當是在1061年。彼時張方平以工部尚書知秦州，即管轄甘陝一帶的邊疆地區。當時出的狀況是，有情報稱西夏人快要打過來了，張方平立即做好應戰準備，並奏請京畿禁軍發來本路。

由於邊境諜報的準確度實在太低，在樞密使的阻止之下，中央並沒有調發禁軍過去，好在西夏的大軍也果然沒來。

張方平的這一次失誤難免受到言官的攻擊，身在諫院的司馬光為此上了三道彈章，批評張方平這人“怯懦輕舉”，不是做封疆大吏的材料，應加以竄謫。這話說得不是完全沒道理，如果守邊大臣總是不能分辨情報真偽而率然興事，那麼不僅勞師動眾，而且可能擦槍走火，沒事也變成了有事。

但言官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萬一情報是真，而邊疆守備空虛，那我方豈非必敗無疑？曾公亮因此為張方平辯道：“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西夏人之所以沒有犯邊，說不定正是因為張方平有所行動呢？如果因此處罰他，以後的邊臣還敢在事發之前做好作戰準備嗎？

兩邊說得都有道理，剩下就憑皇帝定奪了。張方平也不是沒有眼色的人，知道言官的嘴巴管不住，於是自請調任應天府，從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的職位上退了下來。

其實張方平自登仕途之後，就對邊事十分上心。從他屢次上疏的建言看來，他是

數年後，宋英宗即位，想以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對此，歐陽修表達的意見是“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也就是才學不錯，但人品有問題，這就比之前司馬光的論點更嚴重了。不過曾公亮和趙概都表示沒聽說張方平德行有問題，所以任命依舊。

待宋神宗登基，張方平又再次升官，做了參知政事。司馬光極力反對，稱張方平“奸邪貪猥”。神宗不太高興，反問道：“有何實狀？”司馬光於是上了幾道摺子。他倒是沒有仔細說張方平的奸邪事蹟，但提供了兩個參考文獻，一是請神宗去查

劉保衡賣房案是這麼回事。仁宗年間，京城有一個叫劉保衡的富商開了一個酒場，也許因為經營不善，欠了官府許多錢。三司使派人去催他交錢，劉保衡只能變賣家產以償所欠。身為三司使的張方平居然就在這時買下了劉保衡的房子，於是包拯稱張方平“乘勢賤買所監富民邸舍，不可處大位”，張方平因此被罷免了三司使之職。

這件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說是“奸邪貪猥”，利用職權強買民宅。往小了說，其實張方平出的價錢也未必不公道，他可能只是正好想買房養老而忘了避嫌而已。但不管怎麼為他洗白，這件事始終是做得不妥的。

宋人筆記中的一則記載也顯出張方平在個人修養上沒有司馬光那麼完美無瑕。據說他在益州時與一個名叫陳鳳儀的妓女有情，離蜀之後還有書信往來。後來王素（字仲儀）守蜀，找到陳鳳儀，把她與張方平往來之書信付之一炬，以免張方平為此所累。王素燒信之事大概是自作主張，並非出自老張猥瑣的授意。不過老張因此“甚感之”（《墨莊漫錄》），顯然也有些畏懼人言的自保之心吧。

大節不虧，但在小事的處理上有欠考慮，甚或有貪小便宜的嫌疑 ，我想張方平這樣的人實在算不上“邪”，至多也就是不能免“俗”而已。都說任命大臣得要求才德兼備，包拯和司馬光認為他不宜處高位，也許說得並不過分。但人無完人，人主在權衡才德之時，或許並非不能忍受一點這樣的瑕疵。畢竟其他選項可能更糟心。

李清臣：亦曲亦清

另一個受到蘇軾“烏臺詩案”牽累而被罰銅三十斤的人叫李清臣，他後來跟蘇轍鬧得有點僵。

1056年，蘇軾兄弟初到京城，年方二十五的李清臣是他們在帝都最先結識的人物之一。年輕人相交，自然不比拜訪師長那般拘束。李大哥和兩位蘇姓小弟的一場風雨夜劇談，是這段友誼的開端。

1077年，身為京東路提點刑獄的李清臣於沂山祈雨有應而作詩，蘇軾兄弟都有詩和之。同年，李清臣邀請蘇轍在南城亭終日對臥，兩人互相次韻來次韻去，作了不少詩。可見當時關係還不差。

然而時光就是如此飛逝，政治就是這般無情。等翻過幾頁紙後，再看到這幾個名字出現在同一篇幅中時，便已是劍拔弩張。

神宗晏駕於1085年，次年司馬光與王安石這對老冤家也相繼離世。即位後的哲宗因年幼未能親政，宣仁太后便“以母改子”，著手變更熙豐法度，也就是廢除新法的諸種舉措，史稱“元祐更化”。蘇轍等舊黨因此得到起用。

1086年，蘇轍上了一道《乞選用執政狀》，稱李清臣、安燾等是“斗筲之人”，器量不大又才疏學淺，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持祿固位”，簡直可有可無。又將宋神宗比作漢武帝，稱武帝必以霍光輔佐少主而後可，若神宗自知天不假年，也不會讓王珪、蔡確之流做顧命大臣。結論是，請罷黜韓縝、蔡確，別擇明臣執政。

蘇轍這道摺子一口氣得罪了大半個朝廷，不只抨擊韓縝、蔡確，連呂公著、司馬光也被說成是“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相比之下，對李清臣的”持祿固位“的譴責，倒也不算太嚴重。那麼蘇轍的說法有沒有依據呢？

御史中丞傅堯俞曾彈劾李清臣在開會時“飽食危坐，若醉若夢”，《東坡志林》裡也說李清臣自稱“多睡善飯”，看來這人平時可能真有點不夠勤於公務。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蘇軾《李邦直言周瑜》）

李清臣的“可有可無”還有一項旁證，那便是自他1083年除尚書右丞（後轉左丞）以來，至1086年蘇轍上疏說他的壞話，在這3~4年之間的《續資治通鑑》（畢沅）篇幅中，竟完全沒有他的名字，可見他雖身居執政但沒上什麼有分量的摺子，很有點混年資等升官的意思。

雖然沒有明顯的罪過，但尸位素餐也是一種錯。王安禮曾經這樣自嘲：我們今天說“誠如聖諭”，明天說“聖學非臣所及”，怎能不說是小人？以這樣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李清臣，他可能確實不算是合格的執政大臣。

《神探狄仁傑》劇照

然而勤快與否其實根本不是重點，蘇轍後來說得很明白，李清臣等人“非有大惡”，只是“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也就是他支持變法，所以不宜在朝。

1087年，李清臣終於因反對廢除新法而出知河陽，離開了權力中心。

七年後，宣仁太后辭世，剛剛親政的哲宗很快就恢復了章惇、呂惠卿等變法派的官職——新的政治風向已然很明確了。

1094年，已起用為中書侍郎的李清臣在給進士出考題時，稱近年來“複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一看便知是在否定宣仁太后廢除新法的舉措。蘇轍指斥李清臣所撰策題為“邪說”，再次上疏以漢武帝作比，希望哲宗能救父之失，罷去新法苛政，保衛“元祐更化”的成果。

李清臣可算逮到了機會。史書稱其“先媒蘗之”，大概是在蘇轍以漢武帝比宋神宗這句話上做了點文章，以激怒宋哲宗。等到幾人在哲宗面前爭論時，哲宗愈發惱怒，於是罷了蘇轍的門下侍郎，讓他出知汝州。

風水輪流轉，李清臣和蘇轍這回可算是調了個個兒。不過除去了蘇轍這個障礙之後，李清臣離相位依然遙遠，因為蘇軾的另一個老朋友章惇回來了，擋在了他前面。

史書評價李清臣因太想做宰相以至於“操持悖謬”，那他有何自相矛盾之處呢？一般的說法是這樣的：

李清臣是首先倡議恢復新法的人，用計謀排擠了蘇轍、範純仁。等到章惇上位，他又因為自己沒當上宰相而故意跟章惇作對。章惇要重貶司馬光、文彥博等舊臣，李清臣對哲宗說，這些人雖然有錯，但畢竟是累朝元老，處罰過重，可能使得輿論譁然。

也許是因為變法派得背北宋亡國的黑鍋，以至於李清臣向皇上建議輕責舊黨都被說成是“操持悖謬”。客觀說來，他這一次進言，還是積了點功德的。《宋史》說李清臣“性寬洪、不忮害”，不僅不是睚眥必報的人，還有幾次以德報怨的事蹟。所以他為舊黨求情，也算是與他向來的行事風格一致吧。

據說章惇當政之日，民間有“惇賊邦曲”的說法。李清臣字邦直，“邦曲”諷刺的就是他。李清臣一度為“公議”所抑，又與章惇並稱，又政治不正確地支持了新法，離“奸臣”之名僅一步之遙。但若細究下去，一身汙名的他卻實在還有不少優點。比如除了寬宏大量之外，他還比較節儉，且“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可以想象，若是北宋變法成功，沒有落得南遷的下場，李清臣在史書中的面目也會有所不同。

把哲宗恢復新法的由頭歸咎於李清臣的教唆，認為他這是通過首倡新法來獲得人主的倚重，從而登上宰相之位，這套說法也許有點“欲加之罪”的意思。少了一點鯁直的李清臣自然夠不上正人君子的美稱，但他既不貪財好色，也不妒賢嗜殺的品行，卻好像流露出了一股清氣，所以暫且稱他為“亦曲亦清”吧。其實黨爭中的是非對錯實在太難分明，無非是互相指斥為小人而自詡正確，區別在於蘇轍起頭搞事情的時候手段比較溫和，而章惇等則是恨不得將元祐舊黨誅殺殆盡。李清臣算立在中間，不上不下吧。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愛惜名節的君子也許會在這種難免惹騷上身的時局裡急流勇退，但也總有人選擇在渾濁的洪流中蹚到底。至於他們的執著是為了自己心中認定的“正確”，還是渴望功名利祿榮身，還是兼而有之，還是先有濟世的理想而後迷失了本意，還是懷抱著世俗的目的上路卻在其間受到過高尚的感召，還是騎虎難下隨波逐流，恐怕沒有人能真的知道。

歷史上像李清臣和張方平這樣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究竟是正是邪的的人物還有很多。在正與邪、清與濁、雅與俗之間佔據一個曖昧的座標，如此模糊的面目也許比純粹的君子更接近真實，也因此而十分受到影視編劇的鐘愛。

以下開始跑題講一部二十年前的電視劇。

常言笑：亦正亦邪

96版《新龍門客棧》在塑造反派角色時頗費心力，比如劇中先借許顯純之口奉承了魏忠賢的“率性”和“真情”。

又讓魏忠賢似褒又貶地說手下賈廷“根性過於厚道”。

然後乾脆使常言笑直截了當地自稱“亦正亦邪”。

常言笑是孫承宗將軍麾下的密偵，潛伏在東廠裡，又被魏忠賢派到龍門客棧接近男主角周淮安等人，是為雙面臥底。他剛出場不久就串通客棧老闆娘金湘玉幹了一票殺人越貨的買賣，所以正派代表周淮安跟他喝酒時，很不客氣地嘆息道“只可惜你作奸犯科”。

電視劇裡的壞人為自己辯白的理由通常有以下幾種：

一、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

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三、他對我不仁，我就對他不義；

四、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

《新龍門客棧》的故事背景是東廠番子橫行天下，所以最後一種理由是最為應景的。果然，常言笑也這麼說了。

常言笑：“殺人放火，打家劫舍，是為惡賊。危害蒼生，誤國敗家，是為梟雄。反正世情就是如此，倒不如讓我亦正亦邪吧。”

按說小常既是孫將軍的人，那在正式黑化以前，也該算是正面人物才對。而且他如此忍辱負重地為正道辦事，比一般只會喊口號的正派人士更了不起，可他身上的邪氣又是從何而來呢？

原因之一當然是他的雙手早已沾滿鮮血，而這種身不由己的作惡經歷，也許會越發促使他在正邪之間搖擺，惹得他懷疑正邪對錯之間的界線是否真有那樣明朗——有些正義的目標必須走非正義的途徑才能達到，那是君子不願做的髒活，得由黑暗中的人來完成。他就是黑暗中的人。

身心俱苦的常言笑總是笑臉迎人而獨來獨往，倒是周淮安很喜歡抱團。他曾對常言笑說：“我要走的路雖然艱難，但並不孤獨。”還在離別時祝福常言笑找到一個可以“風雨同路”的人。然而常言笑卻說，“什麼樣的人自有什麼樣的路要走”。他的路註定是不能有同伴的。

君子抱起團來容易佔據輿論高地，和魏忠賢對立的清流們就是這樣一股勢力。然而如前文所示，在歷史的舞臺上，如此“正邪”之爭早已不是第一次上演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君主只要“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就能治理好天下。可君主討厭的難道不正是那種手裡攥著唯一真理的“君子之黨”麼？黃河不會因為倫理道德的辯明而減少氾濫，正邪之名通常會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君子”之間曠日持久的互相攻訐和輪番得勢，可能正是釀成國破家亡這悲慘結局的罪魁禍首。

周淮安等人經常得依靠彼此鼓勵才能堅持鬥爭下去，而在無邊黑暗中獨行的常言笑，顯然更難對光明將至抱持信心。他曾一再向信王等人確認：你們是否真能帶給蒼生一個清明盛世？信王是滿口承諾下來了，然而信王就是朱由檢，崇禎帝，所以這故事的結局已不用多說了。

常言笑不看好、也看不起朱由檢。他知道這一路的辛苦大抵白費——這叫人如何甘心？！既然本就沒有光明，那不如干脆走向黑暗的極端。

小常黑化的結局令人唏噓，因為當觀眾為“亦正亦邪”的人物眼前一亮時，是並不希望他們喪失這個特點的。

想象中“亦正亦邪”的角色，好像應該既不認為君子所堅持的東西絕對正確，又不能對小人的貪婪感同身受。欲多一分，他們就是邪。痴多一分，他們便成了正。智慧多一分，他們就成了能釐清蕪雜的聖哲。聰明少一分，他們便不過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俗人。正因他們不偏不倚，落在了中間，所以無法融入任何人之中，所以好似有一種永遠在“旁觀”的清醒。

他們或許會用自己掌握的力量來襄助君子，但偶爾還會嘲笑君子的愚和痴。他們也可能因一時興起而傾向於狂夫邪佞，卻也難免冷眼他們的貪和執。彷彿一陣無形的風拂過清水與濁流，然後不露痕跡地離去，無所謂是否在史書上留下清晰的面孔。

可惜常言笑沒有在正邪之間優遊取捨的幸運，危機四伏的環境，必須隨時改換面具而徹底喪失本心的表演，和一次次賭中求勝的搏命之舉，已使他忘記了開始也不再在乎明天。他沒能清醒到最後。

多希望他能一直在大漠中獨行，等到同樣正邪莫辨的梟雄於亂世中開創出新的局面，再回他的故鄉浙江度過桃花樹下的餘生。

應笑我曹身是夢，何妨沉醉一千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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