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于迷思的关键就在于，回到哲学，回到康德思想。
——安维复
科学是崇尚真理和真实的人们的永无止境的探索、实践，阶段性地趋于和逼近真理，是绝大部分成功有助于造福人类社会的高尚事业。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学、电影等领域的美学趣味和艺术风格萌发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苗头，随后战场转移到现代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科学。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种对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严重挑战或所谓的后现代科学出现，对科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科学哲学的后现代思想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安维复教授认为有必要加以梳理澄清。他的《科学哲学与后现代转向: “回到康德”何以可能》认为，在科学哲学后现代思想中最值得关注、也最有思想价值的是“回到康德”，回到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回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下面的这篇文章，分享和解读安维复教授关于“科学哲学”和“康德思想”的部分论述，或许可以大致感受到这本书的精妙与独到。
关于科学哲学与后现代转向
你不得不了解的两个入门级概念
本文选自《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 “回到康德”何以可能》第一节：题名及其意义
概念一
什么是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在英语中可以有两种表达方式：philosophy of science和scientific philosophy。虽然它们在汉语中都可以译作“科学哲学”，不过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后者所说的则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所以亦译作“科学的哲学”。一般所讨论的是“科学哲学”，即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
概念二
什么是康德思想？
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实践理性批判》是康德的前一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的归宿和目的。所谓“实践理性”，是指实践主体的意志，对于实践理性的“批判”，就是要考察那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
为什么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要
回到哲学，回到康德思想？
康德对近现代哲学的意义自不待言，“回到康德”往往成为哲学思想者们重新解读哲学难题的谶语，但也成为某些人故作深沉的招牌。
逻辑经验主义血统的科学哲学是“拒斥形而上学”的，这种“拒斥”当然也包括康德哲学。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已经不仅继续“拒斥形而上学”，而且也与哲学本身渐行渐远。正如哈德卡斯尔和里查德森在《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丛书第十八卷中所言：“纵观当今学术文化，当代科学哲学甚至不是最宽广地反思科学的令人尊敬的领域。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史及科学文化的研究等具体学科，成为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中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更为广泛地被人们阅读和论争的对象。”我国学者郑祥福先生也曾提及“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非哲学化趋势”（参见《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
既然科学哲学的经典纲领和后现代转向都有“非哲学化趋势”，那么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讨论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回到康德”命题呢？
用康德思想及其重建来反思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是新生代的新康德主义者M.弗里德曼在《理性动力学》著作及其相关论述中提出的一种观念，其主旨是试图用康德对科学与哲学并重的理性态度来克服库恩（Tomas Kuhn）以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背离哲学的思想倾向。弗里德曼说道：“我认为库恩的问题主要来自他的科学革命这种新观念。不同的构成框架或范式使用不同的甚至不可比较或不可转译的交往理性的标准，显然引起观念的相对主义威胁。”其原因就在于，“库恩的编史学太过狭窄……我认为这是由于库恩很可能遗漏了与科学史相平行的科学的哲学史”。
我们知道，库恩对哲学的态度是包容的，这一点可以在他的“范式”理论中得到印证，因为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范式”的转换就是或相当于“世界观的转变”。至于库恩之后的各路后现代思想者，不论是“实践论者”还是“文化论者”，已经在背离哲学的路线上越走越远了。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们离危险越近，离拯救的路也就越近。既然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的迷思在于“拒斥形而上学”，在于对哲学的敬而远之，那么拯救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于迷思的关键就在于，回到哲学，回到康德思想，“在每一次重大的科学革命进程中，哲学观念，或许可以称之为认识论的元范式（epistemological metaparadigm）或元框架，都在新层次的知识或科学范式中起到促进及维系转化的作用”。对哲学的正视与尊重，不仅是思想史一贯的理性态度，也是科学哲学及其后现代转向必须引以为戒的思想自觉。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和学生做了些工作：其一，我们早在《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知识论的“终结”》（《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一文中就曾考察过（新）康德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其二，笔者于2012年将科学哲学史研究引进国内，因为科学哲学史认为科学哲学的思想之源就在于康德哲学，破解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之迷思的关键也在于“回到康德”的思想路线；其三，我们在近期对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特别是遗著中的科学观变革进行了重新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如《康德的〈遗著〉是理解批判哲学体系的一把钥匙》（《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康德〈遗著〉研究的文献与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1期）、《科学的批判哲学体系有漏洞吗——以〈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和〈遗著〉为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等。目前，笔者正在指导博士生代利刚进行康德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笔者自己则在研究后康德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学”问题，特别是对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的批判问题。
以上种种并不足以证明科学哲学后现代转向“回到康德”的正当性，而是仅仅说明，我们以此为题是严肃的，并非故弄玄虚、故作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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