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一十五年。
有些中國歷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為“輝煌”，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蹟。然而，如果把“康乾盛世”和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歷史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遜色於前代。
首先是人口損失嚴重。明清易代之際，人口損失至少四千萬，其中直接死於清軍屠城的就高達七百萬。據《揚州十日記》所載，僅揚州一地，焚屍“約計八十萬餘”。一個更為極端的例子是四川人口的變化。《清史稿》中記載的王騭給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頻繁，荒煙百里。待變亂平定之後，全省只有一萬八千多男丁，還沒別的省一縣的人口多。
有學者認為真實的數字並沒有這樣極端，有大量逃亡隱匿人口沒有被統計出來，但是人口損失慘重卻是真實的：從1626年到1661年三十年間，四川人口由三百五十六萬降到九十五萬，損失了四分之三。
除了人口方面，經濟方面的損失也是慘重的。為了限制明末以來土地兼併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也為了恢復農業生產，清政府採取“重農抑商”政策，導致明末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苗頭被扼殺，從此落後於世界潮流。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概括康熙四十年盛世的經濟狀況是“四空”——農空、工空、市空、仕空。他說，清政府統治中國五十餘年，四海之內，日益貧困。糧食不值錢，但百姓吃不起（谷賤而艱於食）；布匹雖然便宜，百姓卻穿不起衣服（布帛賤而艱於衣）；商人用來運送貨物的舟船都賣了，貨也都換成了錢，沒人做生意了；當官的離職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
金錢是用來互通有無的。然而當時，即使是中產之家，一個月也見不著幾個錢，沒錢買東西，更不用說更窮的人了。當時農民多被凍死餓死，農作物皆亡，豐年也與凶年無異。精明的商人也無計可施。走在大街上，兩旁的店鋪裡擺滿了美玉、華服，看起來一片繁榮。然而走入百姓家中，則是另一番景象：早上沒有糧食做飯，只好不開火；冷天沒有東西禦寒，只好蜷著身體驅寒。吳中的百姓因為貧窮，只好把兒女們賣到遠方，美貌的男子賣身為戲子，長得醜的去做奴才。美貌的女子給別人當妾，長得醜得只好去做奴婢。
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中國人大概是魯迅，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後，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事實上，“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還不及明末萬曆年間。
文字獄是“康乾盛世”時期對學術文化最大的破壞。清政府為了防民之口，製造了幾百起文字獄，還將數百萬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康乾對文人的極端摧殘導致文化凋敝，明末的學術繁榮毀於一旦。而以考經證史為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著學術向著無聊呆板的方向發展。知識界徹底進入了“考古期”，八股文與考據之風茁壯成長。
清代在康、雍、乾三朝都致力於統一戰爭，尤其是與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的戰爭。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一統新疆為標誌，才恢復了前幾代的疆域，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頂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國的總面積達到過一千三百多萬平方千米。成為當時世界最遼闊的疆域。然而為了這所謂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不菲的代價，龐大的軍隊規模和頻繁的戰爭，讓康熙駕崩時整個國庫只剩下八百萬兩白銀。而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後期更是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黑洞。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也同樣危機重重。
在“康乾盛世”時期，中國實際上已經註定了落後捱打的悲慘命運，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不能處理好三個關鍵問題：一是吏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係。
首先是吏治腐敗。清朝統治者對政風向來不大重視，所以官員自上而下貪汙成風。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汙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康熙竟然幾十年來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汙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為官者完全喪失了廉恥之心，個個唯利是圖。上至大學士和珅這樣位至宰輔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下至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汙受賄，且貪汙之巨空前絕後。僅和珅一人，為官二十年，貪汙摺合白銀達十億兩，相當於清朝十五年的財政總收入。即使在看起來還算清明的時代都如此腐敗，可見清朝的滅亡是必然的。
政治、軍事、科技上的落後也是“康乾盛世”的真面目。“攤丁入畝”的稅制改革將農民牢牢地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等於扼殺了任何工業革命的苗頭。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的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政治上難有作為。康乾時代的科舉也只剩下八股文這麼一個空殼，丟棄了原先的先進意義。文字獄等則讓文人們只敢埋首於故紙堆中，不敢有發明創造，中國的科技水平幾乎止步不前乃至倒退。清朝的軍制更是盲目堅持“騎射為本”，拋棄火器而抱著冷兵器不放，以至於太平軍破武昌後，挖出兩百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軍大敗。
清朝時期，西方國家已經日益強盛。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的處理簡單而又愚蠢，那就是儘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先後採取嚴厲禁止天主教傳播、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阻止與西方的交流。
為了所謂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清政府制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制在廣州。結果導致中西交流減少，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是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
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得到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
除了上面這些已成定論的“真相”，順治、康熙年間的“沿海遷界”，其殘忍程度和對歷史的影響程度也是空前絕後的。
1656年7月（順治十三年），清王朝頒佈“禁海令”：“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入口”，禁止沿海漁船商船出海捕魚貿易，外船也不準進入內陸，企圖以此困斃鄭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裝。可是鄭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經濟卻備受摧殘。1661年3月，鄭成功經澎湖順利在臺灣登陸，一路所向無敵。清廷聞訊大為恐慌，頒佈了更為殘暴的“遷界令”：從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
清廷的“沿海遷界”不像現在的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地，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而是以屠殺和強制為主要手段：“將所有沿海船隻，悉行燒燬，寸板不許下水。凡溪河樁柵，貨物不許越界。時刻瞭望，違者死無赦。”這一次“遷界令”，事實上是剝奪了沿海士民一切賴以生存的資源。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盤踞臺灣的荷蘭總督在投降書上簽字，鄭成功全面收復臺灣。為了抵禦鄭成功，3月，清廷頒佈第二次“遷界令”，勒令廣東二十四州縣居民內遷五十里，除澳門以外的附近海島洲港皆遭封港毀船的厄運。清廷還下令將界外地區房屋全部拆毀，田地不準耕種，不準出海捕魚，出界者立斬。
這一次遷界的時限只有三天，以至“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兩天後，騎兵突然而至，人們來不及收拾，富人全部拋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著鍋帶著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裡肥沃的土地全部荒廢。不願遷走的居民全部慘遭屠殺。而倉皇遷走的人也生計無著，不得不賣妻賣子。實在沒有辦法的，只好閤家飲毒，或上吊投河。粗略估算，僅粵東八郡死亡人數就有數十萬。遷界的同時，就是燒，燒房子，燒船，目的是“無資寇用”，不給鄭成功這些“賊寇”留下任何可用的東西。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清廷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放過，樹全部被砍，草全部被割。至於為什麼對果樹、松柏乃至青草都斬盡殺絕，大約也是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復明的力量利用吧。
到了這種地步，清王朝還嫌不夠徹底，1664年（康熙三年）5月，下令再內遷三十里。劃界時，清官吏往往先確定一界的兩端，用繩拉直，作為定界，很多居民的房子被一分為二，被迫放棄半邊房子。為了分內外，界線上被掘了深溝。百姓稍有越界者便是死罪。清政府甚至還以潮水湧至的河面定為劃界的標準。這番折騰下來，距離海邊三十里到兩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了一個無人區。
清政府對海洋的恐懼到了病態的地步，然而，列強終於還是從海洋上來了，而清政府毫無還手之力。
總之，無論從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等任何一方面來說，“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上不過是徒有虛名。如果真要套用“盛世”的名號，那也是相對於整個腐敗的清朝來說，康乾時期的統治力量還算比較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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