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時間關係，今天先寫這麼多，喜歡的留下評論或關注，我會繼續寫朱總理的事情
1991年底，年屆60歲的朱鎔基被鄧小平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抽調入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從此開始了長達十二年之久、帶有鮮明個性的朱氏治理時代。朱鎔基自大學畢業不久即進入國家計委，其後在石油部門、國家經委、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工作歷練，熟悉宏觀、產業、學術及地方經濟各個環節，是一位罕見的實務及理論大家，其為人不苟言笑，以嚴厲、高效、清廉著稱。在他的治理下，經濟變革呈現出鮮明的集權化特徵。
一、分稅制：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朱鎔基上任之後，即以霹靂手段整頓經濟秩序，他採用銀行注資週轉和政府直接干預的方式，解除了國有企業之間的“三角債”難題，快刀斬亂麻的手法讓人耳目一新，隨即他親自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對民間融資行為進行嚴厲打擊，在爭議頗大的沈太福集資案中，力排眾議，將沈太福處以極刑。1993年，中國經濟再度出現投資過熱，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9％，生產資料價格總指數上漲44.7％。國務院出臺“國十六條”緊急“降溫”，其中包括，提高存款和貸款利率，全面削減基本建設投資，重新審查地方批准的經濟開發區，整頓海南、廣西北海以及上海的房產投資熱。這些措施呈現出行政主導、積極干預的明快特徵，並迅速取得見效。
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形成了新的改革思路，在決策層看來，中國改革走過了十五年的漸進式增量改革之後，應該進入整體改革的新階段，經濟體制乃是一部配置資源的機器，長期在體制外打“外圍戰”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因此必須把改革的對象與重點放在體制之內，使之與蓬勃發展中的、市場化的體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改革戰略，宣佈未來的改革將不只在邊緣地帶進攻，而且要在國有部門打“攻堅戰”。
在這一戰略的引領之下，吳敬璉等人提出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方案被接納，中央政府圍繞價格、財政和稅收三大主題，實施了一系列的重大變革。其主要政策安排包括：
建立新的財政稅收體制：將沿用多年的財政包乾制改造為新的分稅制，從而改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及稅收關係；
啟動金融－銀行體系的改革：建立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體制，推進現有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和商業銀行的多元化；
進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宣佈取消雙重匯率制，自1994年的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
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以股份制改造為目標的現代企業制度；
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城鎮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制度。
這些政策中，最為引人矚目的是分稅制的提出，它對後來的中國經濟格局影響最大，同時，也最具有爭議性。
二、力排眾議——對房價的打壓
1993 年初正值海南房地產瘋狂之際，朱鎔基從上海奉召進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從李貴鮮手中接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職位，7月份朱鎔基鐵腕出擊，對海南瘋狂的房地產熱潑出冷水，讓許許多多還沉浸在暴富夢中的老闆們如夢初醒！海南曾經在短短的一年之中，房價從一千多元漲到一千多元，許多億萬富豪千萬富豪百萬富豪一夜崛起！最終的代價是各大商業銀行和各類金融機構在海南形成了一千多億的不良資產。
朱鎔基在卸任前，最後一次香港、深圳之行，對深圳的房地產問題仍然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和批評，“有些城市，不是全部，房地產有一點熱，空置率太高，而且還在增長。”他解釋，內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房地產公司，二、三成的資金來源是向銀行貸款，而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購買用戶也是向銀行貸款，房地產本身百分之六十以上是靠銀行貸款，風險很大。但是目前具自付能力的市民佔少數，很大一部分是高級房地產，而且價漲得很快，這一部分不屬於廣大市場的購買力可以適應，靠臺灣、香港和外國投資者來買房子，價格越推越高，房子越蓋越多。
他不無擔憂地說：“深圳現在沒地了，要到惠州換一塊地。你們考慮一下，這樣子房地產市場能夠維持下去嗎？”他希望企業代表能引以為戒：“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
然而當時的官員和利益集團已經聽不進他的話了，都在等著他退位。從2003年開始，積蓄了十年力量的房地產開發商、各級官員、各種利益集團傾巢而出，首先以上海為突破口，在短短三年時間裡，讓上海的房價翻了兩倍之多，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樓市熊熊大之火燒遍全國主要城市。
如今的房地產市場，已成為投機者的樂園，自住者的深淵。從各個指標來看，無論是租售比、空置率、房價與家庭收入比，都已經達到歷史頂點。高房價帶來的壓力，已超過國民所能承受的極限。特別是在一線城市，普通市民通過工資收入購房，已經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即使勉強買了房的，也大多淪為幾代房奴。
從一個國家的發展趨勢來看，高地價高房價危害深遠，不僅阻礙經濟可持續發展，透支未來經濟發展空間，更重要的是，隨著家庭負擔的不斷增長，公眾的幸福指數日趨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也會大大增加。隨著地方債務無限擴張，又倒逼央行不斷超發貨幣，一旦央行停止這種惡性循環，金融系統就會面臨巨大風險，因為土地財政已經嚴重綁架了整個中國經濟。經濟增長以土地貨幣互相循環的發展模式，直接導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增。
過去說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許多人不以為然。如今看來，房地產不僅綁架了中國經濟，也綁架了各級政府、綁架了各家銀行乃至綁架了幾乎所有國人！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所佔的比重，是任何經濟發達國家都未曾出現的畸形現象。
在西方發達國家，房地產從來就不是富豪的主要來源，在一個正常的市場經濟充分發達而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國家，房地產開發平均利潤率和其他工業製造業以及服務業基本上接近，更不可能出現中國這種通過大規模圈地囤地開發房地產而一夜暴富的富豪。
人們對高房價早己充滿怨氣，正如萬科掌門王石也曾感慨唏噓：“如果房價繼續瘋漲，民怨變成民怒，那就不是地產泡沫破裂那麼簡單了。不自律，必自斃。”
三、一個總理的憂傷
時代潮水洶湧，形成大片漩渦。有的時候，我們以為這些漩渦吸走冬天，就能不動聲色地釋放出春意盎然。然而，很多時候，改革路上夢想卻並不能成真。
即使是國務院總理，也有他的憂傷——改革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以至於任期滿五年後朱鎔基帶著並非“功德圓滿”的遺憾離職。
朱鎔基曾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諾：“為什麼不能實行科教興國？因為政府太龐大，把財政都吃掉了，吃飯財政。”“本屆政府決心精簡機構，減掉一半人。”當他認真兌現政治承諾時，才發現利益相關者推託的反彈力有多大，連他這樣擅長“殺雞儆猴”的總理都無能為力。普林斯頓的留學生胡學華給朱鎔基寫過一封信，信中指出令其疲憊並深感無力的癥結所在：“您的疲憊其實是一種制度的疲憊。也就是說，在中國本來應該通過制度來解決的問題，積累了太長時間，現在都堆在領導者個人的肩上。”
2000年，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淚光和著燈光，給特殊的傾訴對象——朱鎔基寫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儘管在很多混跡官場多年、深諳周旋之道的人看來，一個小小的鄉黨委書記明顯是自不量力；但我們無法否認，在任何時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都有權利為他們自己所在的群體或所關注的群體殫精竭慮。事實上，政治級別與千里迢迢的距離，並不妨礙他與朱鎔基有著相同的鞠躬盡瘁的對象。朱鎔基曾大聲疾呼“農民負擔太重”，然而不管是動之以情還是曉之以理，這一問題都沒能得到更好的解決，直到他卸任，“農民負擔太重”依然為心頭之痛。
……
2002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即將離任的朱鎔基提出他的擔憂：“勞動力過剩始終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問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農民收入增加緩慢，農村的就業問題亟待解決”，“房地產業裡面的弊端大得不得了，裡面的門道可多了……現在房地產有點熱，不敢說過熱，不能再這麼幹下去了”，“現在，我們的消費率同世界平均水平比較起來還是低的”，領導幹部“花錢花得太多了”……《朱鎔基談話實錄》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與前期的鐵面、強勢甚至冷峻相比，2002年的朱鎔基越來越展現出其溫情的一面，關注農民收入、社會保障與再就業等，甚至大膽用了“弱勢群體”一詞，從宏觀經濟政策的高度註解民生，其民生情懷展現無遺。不過，如同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感慨：“全世界最偉大的領導人也只能在它的運動曲線上施加短期的影響力。”時間也會玩鞭長莫及的遊戲，這注定朱鎔基的民生情懷會留下一些悲情印記。
今天，回過頭來再來看，有些當年曾困擾朱鎔基的問題，已經解決或有了很大改善：中國金融體系更為牢固，成功避開全球金融風暴的肆虐；2006年，農業稅全部取消，這被稱作中國農村最有決定意義的“鬆綁”；社會保障覆蓋更為廣泛，機制更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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