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來說，二戰結束後,日本社會需要和平的發展環境，特別是日本民眾急切的希望走出戰爭的陰霾。為了能夠促使日本社會有一個穩定、和平的環境，日本社會形成了一種呼求和平的力量，這些力量來自日本社會的各個階層，有著廣泛的基礎。1947年，日本頒佈了《日本國憲法》，和平憲法的頒佈是日本社會發展的轉折點，滿足了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也使日本社會走向了和平的發展道路。
這一階段的日本戰後和平主義，是由知識界人士組織發起的，最終成為了日本社會和國民維護和平的大眾思想。這一時期，知識界人士是和平主義思想的主要推動者。例如日本的“和平談話會”主張：全面議和；和平中立、加入聯合國，這一主張是該團體最重要的主張，學者們積極提倡日本和平中立；反對軍事基地，絕對反對締結軍事同盟或提供軍事基地。
1960年的反對安保條約鬥爭給日本社會帶來了積極的作用。1960年6月15日，日本全國580萬人參加了阻止修訂安保統一行動（上圖）。這不僅是日本社會黨、共產黨等黨派聯合發動的，更是民眾在進行維護和平的一種新的形式的嘗試，規模之大，形成了日本全國範圍內的運動，對政府的政策決定起到了非常大的影響作用。越南戰爭的爆發，導致日本市民和平主義的產生。反對越南戰爭是戰後日本第一次市民階層參與的運動。
例如1960-1975年越南戰爭期間，小田實等人發起成立了“為了實現越南和平的市民聯合”，目標是反對越南戰爭、反對日美安保同盟等。1966年10月21日，由總評和中立勞聯繫統的48個行業工會211萬人為主，發動了日本工運史上第一次的反戰罷工。1968年7月，和田組織大泉市民集會發起，散發的傳單標題為“不當默認越戰的人”，並在上面註明姓名、電話及住址。
20世紀70年代，由於受日本經濟發展，人們生活穩定，遠離了戰爭。社會矛盾主要集中於生態環境等社會問題上。1978年和1981年關於日本擁有核武器的調查顯示：反對比例分別為74%和82%，持支持態度的僅為10%和11%，這明顯的說明當時日本國民反核的立場是非常堅定的。同時綜合其他的調查顯示，當時日本社會，反對修改和平憲法的人數一直都大超過支持修改的人數。
最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部分日本和平組織對戰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反思，主要研究日本自身在戰爭中的責任。這些團體和組織進行各種資料蒐集。曝光日軍的罪行。例如大量針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研究，就是在這一階段曝光的。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森村誠一的《惡魔的飽食》、神奈川大學教授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細菌戰部隊——關東軍第731部隊》和《醫學者們的組織犯罪——關東軍第731部隊》、731部隊老兵越定男的回憶錄《太陽旗下的血淚》、日本不二出版社的《七三一部隊作成資料》等。
進入21世紀，日本國會設立了“憲法調查會”，明文修憲的活動開始增多，修改和平憲法的呼聲又大大提高。針對這一時期日本政府對於修改憲法的提議，很多日本國民表示反對，出現了一些反對修憲的市民團體和公共機構。其中“九條會”最具有影響力。這個組織是由護憲知識分子領導發起的。九條會倡議日本國民擁護和平主義，為捍衛憲法第九條儘可能地團結更多擁護和平主義的國民，開展和平運動。這一時期，九條會在國民中的影響力不容忽視，領導了這一時期護憲的和平運動。
從二戰結束至今，如果我們說日本國內沒有和平力量，是不客觀、不準確的。但日本的和平力量卻很難具備實質性的影響。從上世紀60年代安保條約簽訂到今天的安倍修憲，日本社會的反對活動、遊行示威一直存在，而且還一度轟轟烈烈，但卻無法形成遏制的力量。這就可以說明在日本和平能量的力量相對來說是薄弱的，他們對日本政府的最終決策沒有實質性的影響作用。
首先的原因日本社會的和平力量，尤其是廣大人民群眾缺乏統一的指導思想。市民運動都是希望自己能夠充分地參與到各種決策中，有著很強烈的利己主義思想。當政府的決策或者態度引起不滿時，民眾很快就會進行各種各樣的遊行示威活動，但民眾活動存在間歇性的問題，沒有持久性。時間久了，法案通過了，這種活動也慢慢的減少甚至不存在了，最終還是持以妥協的態度。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日本社會和平能量中，不同的組織、不同的階級採取的方式和代表的利益也是不相同的。日本的新黨、民主黨和自民黨都是非常支持修改憲法，並對強化日美同盟持支持態度；日本的社會黨是堅決維護日本和平憲法的黨派；還有的黨派是對此持模糊態度，例如公明黨，搖擺不定。從中可以看出維護堅持維護日本和平憲法的政黨處於劣勢地位，維護憲法政黨的力量被牽制，無法與其他政黨抗衡。
日本社會的和平組織和團體，雖然有些事專門為日本和平事業成立的，為日本和平事業的發展進行大量的努力，這些團體的組成人員都是日本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有學者、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以及社會科學家等有影響力的人，他們舉行演講、發表文章等方式來傳播和平思想。從歷史上來看，這些團體發揮的作用的確不容小視，但是總體看來，還是會受階層利益的制約，他們發表的意見大多是站在自身的階層角度來闡釋的，缺乏普遍性。
第三個原因，是日本的輿論形成是“由上至下”，政府通過“記者俱樂部”的形式把信息透露給媒體，通過媒體的報道，影響廣大公眾，形成社會輿論。正是因為日本媒體這樣的存在，日本社會很容易在較短的時間裡達成共識，形成某種氣氛和輿論。政府也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影響日本廣大民眾。因此，一旦日本政府內部右翼勢力橫行，也很容易通過控制媒體壓制社會的和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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