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上週六，在樹蘭（杭州）醫院的“醫空間”裡，頭髮花白的簡·萊若特教授點了一杯咖啡，“這是我今天的第二杯，我喜歡手術前後各來一杯咖啡，這能讓我保持專注。”這位世界著名肝移植專家在樹蘭的習慣還是沒變。
簡·萊若特教授的頭銜很多，比如美國外科學院院士、歐洲移植外科學會副主席、國際肝臟移植協會主席等，但他的中國病人們還是習慣親切地稱呼他為“楊教授”。繼今年3月來樹蘭醫院交流之後（詳見3月27日A17版《世界著名肝移植專家來杭體驗中國式醫療》），他時隔5個月再次在中國站上手術檯，在短短的十天裡已和鄭樹森院士聯手完成六臺高難度手術，這次楊教授又有哪些新體會呢？
多次的造訪讓楊教授深切感受到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讓他對中國這“神秘的東方”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除了工作強度、醫療制度等方面的不同，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有中國專家與患者之間的“東方哲學”。“在中國，人們更在乎如何養生、如何能長壽，因此包括鄭樹森院士在內的中國醫生們很善於思考怎樣的治療方案更有利於患者的生存、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楊教授如是說。他用上週五和鄭院士聯手完成的一臺高難度手術向錢江晚報記者舉例子，一位原本堅持要求肝移植手術的患者在他們共同的努力下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一部分肝臟。
楊教授介紹，接受手術的是一位45歲的高位膽管癌患者。腫瘤位於右肝，侵犯右肝管，肝臟功能逐漸惡化，黃疸症狀也很明顯，外科切除手術難度大，可考慮肝移植手術。經過第一次的病例討論，醫生們為她制定了肝移植的治療方案，從傳統的觀點來看，這個方案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家屬肝移植意願強烈。然而這個方案也並非“一勞永逸”，接受肝移植就意味著患者需要經歷排異的難關，很可能要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抗排異，如果能夠儘可能保留她自身的部分肝臟，那對患者術後的生活質量是一個巨大的提高。“‘原裝’的畢竟還是要好一些”，楊教授笑著對記者說，“因此，從接到這一病人開始，鄭樹森院士和我就一直討論評估，這個患者能不能不做移植。”
經過鄭院士、楊教授以及多位專家的再次評估，患者體重較輕，她剩餘左邊半個健康肝臟的體積剛好能夠支撐術後的代謝功能，因此他們決定放手一搏，為患者改做擴大右半肝切除術。同時醫生們也做好了無法保肝、需要肝移植的準備。
“從術後第一天的評估來看，鄭院士的判斷是非常明智和準確的，患者左邊肝臟的功能仍然完好，因此即使擴大右半肝切除後，剩餘肝臟通過功能代償也足夠維持患者的生存。”楊教授讚歎道，這個手術能夠成功，需要歸功於鄭樹森院士精準的手術操作和不斷精進的手術技巧。“相比於我3月份來中國的時候，鄭樹森院士在他的手術技巧上又有了創新，如此短時間內的創新在西方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楊教授所說的創新，是鄭院士在肝移植手術方法上反覆摸索和總結出來的經驗，如肝動脈吻合由連續縫合改為間斷縫合，可以減少術後血管狹窄的風險；再比如先阻斷肝下下腔靜脈再切除病肝，可以降低手術中癌細胞通過血流擴散的幾率。同時這位患者右半肝切除後，鄭院士將患者左肝管和膽總管做了精細的吻合，避免了切斷小腸和行膽腸吻合。
這些方法都有利於減少術後併發症，延長患者術後的生存，提高生活質量。
“我被鄭樹森教授高超的醫術所震驚，手術如他預期的那樣很成功，病人第二天就從重症監護室轉回了普通病房，很快就可以進食和下床活動了。”楊教授說，正是因為用“保肝治療”替代了原本的肝移植方案，這位患者不僅恢復得快，而且也不需要長期抗排異治療，大大提高了生活質量。
“這樣的手術風險巨大，像是一場博弈，但我們為什麼可以有底氣做出這樣‘放手一搏’選擇，是因為我們有強大的醫療團隊和技術作後盾。”鄭樹森院士說，“比如我們有李蘭娟院士可以做李氏人工肝替代治療，我擅長肝移植治療，我們醫院還有很多優秀的醫生和先進的技術設備來保證重症肝病病人能在我們醫院得到最好的治療。”在這樣的後盾支持下，我們就有能力選擇對患者最佳的治療方案。
國外專家共同參與手術在樹蘭醫院並非首例，鄭樹森院士告訴錢江晚報記者，樹蘭（杭州）醫院是一家國際化的大型綜合醫院，聘請了像楊教授一樣的多位國際知名專家共同開展診療和教學工作，也和國際多所優秀高等學府建立了合作關係，這些都是為了能讓更多來我們醫院的患者享受到國際標準下的優質醫療服務，為了讓中國的醫學事業在東西方的碰撞中不斷萃取精華，創新發展。
楊教授說，年底他將再次來到樹蘭，帶來更新的醫學理念，下一次他將作為世界一流教授來參加由教育部牽頭的浙江大學本科生評估，屆時他希望也有機會能給醫學生們親自授課。“相比具體的外科操作技術，我更想傳授給學生們學習知識的方法，讓他們自己在醫學的海洋裡探索發現，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楊教授說，比如他很欣賞鄭樹森院士身上“quiet”（冷靜）的品質，這一點就很值得醫學生學習。
本報記者 張苗 本報通訊員 謝晨 金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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