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站在酒店窗邊眺望繁華九龍時，奉佑生顧不上回味記憶裡的港片味道。住在這裡的三天，他每天都被人群包圍著。後來他有一絲遺憾：早知道媒體要跟拍，就去訂間豪華套房能站下更多人了。
7月10日這個多雲微風的上午，39歲的奉佑生帶著3歲的映客，成為港交所新貴。
除了敲鑼時的意氣風發，他多數時候都保持著平靜。當天中午他吃的是盒飯，被媒體問及心情時作答：這是普通的帶著點快樂的一天。
上市當天吃盒飯的奉佑生
回到北京的這個週末，他加班接受了一輪採訪，然後過得像所有普通球迷和爸爸一樣：看世界盃決賽，買了克羅地亞奪冠；陪小女兒去上培訓班，一路縱容著她的撒嬌。
毫無疑問，這是位不習慣給生活賦予太多儀式感的中年男人。
2015年春天在四惠租的小別墅裡創立映客時，他沒安排類似“喝小米粥”的儀式，只是向團隊許諾“爭取讓大家都有機會在北京買別墅”；10月，後臺顯示映客用戶達到100萬，他的反應只是：晚上工作餐加個菜吧。
他後來套用了一個時髦詞形容自己：我是佛系創業者。
不過，如果你就此把他的“佛系”和如今年輕人喜歡標榜的喪、頹畫上等號，顯然就是大錯特錯了。
他只是把優秀當作理所當然。
習慣源自兒時。這位湖南永州農村長大的孩子在家排行老末，卻並未因此受到優待：考試只能是第一第二，退步就要捱打。做生意的父親行事果斷執著，曾經因為奉佑生調皮打碎暖水瓶，追著打他在田埂上跑了一兩公里。
父親在奉佑生14歲時離世，但習慣的烙印一旦刻上，便會相伴終生。
於是也就有了奉佑生在2000年的辭官南下。這位永州基層公務員發現，單位裡那些50多歲的領導也不過如此，一眼能望到盡頭的生活，讓他覺得索然無味。
9月的一個晚上，他登上那輛充斥著汗臭、腳臭和黴味，被子髒得看不出底色的夜間臥鋪大巴，忍受不得不吃的服務區25元盒飯套餐，終於在十幾個小時後抵達東莞。
這是一個與永州全然不同的新世界。
工廠遍地都是。親戚們都在流水線上做工，他也很快在電子廠找到了維修電腦顯示器和主板的工作。生活被集體宿舍、見不到油水的工作餐、車間裡的嗡嗡聲填滿，這座到處都是年輕人的城市讓他覺得很有活力。
他偶爾會去後街溜達，那條不長的街面有幾十家五星級酒店。八卦的工友告訴他，這條街上每天早上都有漂亮姑娘去銀行排隊存錢，他不解：這地方這麼能掙錢？
不過，掙大錢的好事顯然沒落在東莞打工仔奉佑生頭上。
他在那座城市最“奢華”的回憶是：花180塊——接近工資1/4，吃了頓正宗湘菜，有魚頭，有肉，幾個人把菜吃得湯都沒剩下。
“後來我再也沒吃到過那麼好吃的湘菜”，他告訴首席人物觀。
貳
華強北開往白石洲的公交車，單程40分鐘，奉佑生在深夜10點坐過很多次。夜色中，當屬於都市繁華的高樓大廈和霓虹燈漸漸稀少，低矮擁擠的自建房鱗次櫛比出現，就意味著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到了。
奉佑生是在2004年初秋加入白石洲“深漂”的。
他不安於東莞的生活。某天，他留意到《快樂大本營》裡的短信服務商華動飛天，上網搜索一看：這是家深圳公司，而且正在招人。他投了簡歷，很快獨自前往深圳。
奉佑生正式加入互聯網公司的這一年，中國網民數量達到9400萬，互聯網生意風起雲湧，陳天橋靠遊戲生意成為最年輕的大陸首富，雷軍收到了賣掉卓越網的7500萬美元。
奉佑生沒想過要成為誰，他只是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從優秀新人到優秀員工，再到A8音樂網的第一位工程師，他經常是公司下班最晚的人。A8音樂網上線前，他花了15天時間寫代碼，凌晨三四點下班成為常態。後來，公司從華強北搬到科技園，深夜10點的那趟公交車上不再有奉佑生的孤獨身影，他更喜歡走20分鐘回家，“可以省下2塊錢”。
相比深圳，一年後的北京顯然讓他更多地嚐到了孤獨的滋味。
風沙大、乾燥、陳舊、大得不友好，這是北京在2005年10月留給奉佑生的第一印象。從機場出來後，他打車前往長椿街，同行者還有華動飛天的七八位同事，他們要在北京開展互聯網業務。
新生活有點像深圳的延續：經常加班到凌晨，再走路回公司附近的宿舍。但一離開辦公室，無數細節都在提醒他：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宿舍所在的老樓房裡，常年有位大媽負責按電梯；入冬後寒風刺骨，那段短短的步行路程也變得很難熬。
“幹完今天就回深圳”，奉佑生總這樣安慰自己。
日子一天一天劃過，當一切變得輕車熟路，孤獨也漸漸散去。他成家了，還有了兩個女兒。小女兒出生的2010年，他做出了多米音樂——一款在3年後用戶達到1.5億，與網易雲音樂並列的音樂軟件。
但快樂未能長久。等到2014年時，多米音樂持續增長的版權成本、不清晰的商業模式，已經讓奉佑生覺得很痛苦。這條路，他看不到希望——正如14年前逃離的那條公務員之路。
蟄伏的野心再一次蠢蠢欲動。
他想做點什麼。
2014年夏天，他回到深圳，在東部華僑城附近的大華興寺住了幾天。晨鐘暮鼓環繞之下，他找回了寧靜。佛學講壇上那句平常的“不念既往，不畏未來”也擊中了他，他豁然開朗：只有活在當下，才能獲得快樂。
他迅速付諸實踐。半年後，他做出針對留學生的音頻直播軟件“蜜Live”，等到2015年農曆二月初二，他已經帶著20多人的多米團隊搬進四惠那棟小別墅，開始做新項目：映客。
映客初創團隊合照
這是一門想要打敗孤獨的生意，但奉佑生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重新捲回了孤獨之中。
叄
奉佑生推開了劉曉松的辦公室，1000萬，這是他希望從老闆手裡要到的映客項目孵化資金。
劉曉松，時任多米音樂董事長，另一個身份是騰訊公司早期投資者。他給了奉佑生500萬。其中的200萬，後來被奉佑生用去購買了美顏技術——這項大手筆支出，被認為是映客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
奉佑生做出的另一個大膽決定是主播日結，當時，虎牙、千帆等直播平臺通用的方式都是月結。顯然，新舉措對主播很有誘惑。他向首席人物觀坦承了靈感來源：東莞街頭電線杆上的“高薪日結”小廣告。
映客進入了快車道。
2015年10月，映客上線5個月，註冊用戶達到100萬，奉佑生安排了工作晚餐加菜，但這樣的“儀式感”此後就很少了——指數級增長的數據讓他有些麻木，在內心深處他也認為，這是水到渠成之事。
投資人的錢湧進來了，朱嘯虎和周亞輝都選擇了奉佑生。
奉佑生（左二）與朱嘯虎（右二）合影
映客變成一家野心勃勃的公司。不同於奉佑生的“佛系”標籤，這家年輕公司的打法充滿挑釁，比如“你醜你先睡，我美我直播”的宣言，以及2016年春節怒砸1億之下鋪天蓋地的廣告。
不過，危機往往就潛伏在繁花似錦中。
2016年1月20日，凌晨2點，奉佑生習慣在睡前打開蘋果手機刷自家產品，這次看到的通知卻是：被下架。他似乎聽到了達摩克利斯之劍墜落的聲音。
他花了2個小時作應急處理：通知工程師、把消息發在高管群裡、安排聯繫蘋果客服等等。然後，他就睡下了——這位佛系創業者做多米時就經歷過被下架，在他看來，這次應該也不嚴重。
但後來的現實卻是：這場下架風波持續了45天才正式落幕。
那是艱難的45天。鉅額廣告合同已經簽完，該交的預付款也交了，如果一直不上架，錢就會打水漂。奉佑生四處找人，也得到無數個答覆：“沒可能”。還有人質問他：看起來那麼容易的事情，為什麼你就搞不定？
好在，問題最後得以解決了。重新上架的映客以餓虎出山之勢很快衝到蘋果應用商店免費榜第一名，DAU 突破500萬。
周亞輝對此感慨：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肆
“不重要”。
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中，奉佑生把這個詞重複了8遍。
外人看來油煎火燎的日子，這位當事人提及時總是一臉雲淡風輕。他總在強調“過程不重要”、“平靜”，聊起2016年的下架風波時、回憶2017年與宣亞重組上市未果時、談及一度下滑的數據時，皆是如此。
相比這些顯而易見的檻，他更常規的煩惱在於管理。
映客長得太快了。以團隊成員數量來看，從20人擴充到80人的時間跨度是1年，從80人到200人就縮短至2個多月，此後的500人、800人，都是在短短几個月內完成的快速增長。
相應的，映客辦公室從四惠小別墅、望京SOHO，一路搬到如今的綠地中心A座C區。
奉佑生的辦公室設在這棟10層大樓的頂層，兩面純玻璃外牆讓房間常年光線充足。但他時常感覺到孤獨，真正理解他的人越來越少，這種感覺正在隨著映客的向上生長而變得愈發強烈——一個直觀感受就是：他的很多想法在層層執行之中總會走了樣。
他問過程維，後者在他看來具備極強的自我進化能力，對方回答“HR和團隊管理能力提升很重要”。
此外，他看書、上管理學課程，找那些“有經驗的聰明人”聊，但他很快發現，一切方法論最終還得自己去實踐。他採納過一個建議，參照騰訊的組織架構邏輯，把公司的800號人分成若干個小部門，減少層級，收效還不錯。
這依然不是奉佑生的理想狀態。
他最嚮往“沒人向我彙報”的自由狀態，但很顯然，這在短期內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
他只能在孤獨中繼續前行。
少年時他曾幻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香港警匪片裡，大概率會成為自由自在的街頭小混混，為朋友道義兩肋插刀，恣意江湖。但現實中，從他通往世俗成功的那一刻起，自由就成了稀缺之物，兒時在田間抓泥鰍的那種簡單快樂，也隨之遠去。
他坦然接受了現實——這位佛系創業者顯然不只是善於把產品想通透。
他決意成為“孤獨的快樂者”。不過，他的孤獨少有人能解，快樂亦是如此。
事實上，工作時的奉佑生很像他父親：要求嚴格、很難表揚人、讓人琢磨不透。唯獨對兩個女兒，他會縱容甚至提醒她們多撒嬌，目前看來，只有年幼的小女兒照辦了。
奉佑生偶爾會想起2016年的那個春節，大年初二，也是他的37歲生日。因為要趕回北京繼續處理下架風波，他一大早去了永州火車站。
南方冬天的潮溼空氣裡，站臺上空空蕩蕩，黑黝黝的鐵軌冷峻伸向遠方，奉佑生順著看過去，不知道盡頭在何方。
熟悉的孤獨感又一次包圍了他。
但列車進站車門打開之時，奉佑生已經迴歸現實。他頓了頓神，踏進車廂，義無反顧，正如此前的每一次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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