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研究的现状
自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设立十三行垄断中国海外贸易的广东洋行制度以后，直至1840年的154年以至今天，都有人研究广州十三行，就我所知大约有40多篇（本）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其中最早者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梁廷枏所著《粤海关志》就专设卷25《行商》对十三商行进行的阐述。在清代的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有叙述一些行商的事迹。到20世纪初期，外国人有研究十三行者如美国人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于1925—1929年出版，里面均涉及到十三行商；又如法国人Henri Coraier著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广州洋行商人》；日本人根岸佶著《广东十三洋行》、武藤长藏著《广东十三行图说》、松本忠雄著《广东的行商及夷馆》。中国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直接研究十三行者是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第6代孙梁嘉彬。他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后，就开始研究十三行，并撰写《广州十三行行名考》论文，于1932年3月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当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任编辑员，继续研究十三行。1934年撰写成《广东十三行考》一书约20多万字。之后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在和田清教授指导下继续研究，到1937年完成本书，并由国立编馆出版《广东十三行考》专著。这是近人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成为当时研究广州十三行最高水平的著作。该书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学者们纷纷发表书评，1939年，吴晗发表了《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中国社会经书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1940年德国鲍克莱尔（I·de Beauclair）教授发表书评（美国《太平洋事务（Pacifier Affairs）》1940年3月）称梁著“几乎全新之成果”。1944年，日本山内嘉代美将梁著翻译为日文由日本日光书院出版发行。梁嘉彬在写作本书的同时，还发表了论文《英法联军之役广东十三商调停战事史料》一文（《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彭泽益发表了《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60年代初，梁嘉彬之胞兄梁方仲发表了《关于广州十三行》一文（《广州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1期）；1964年法国路易斯·德尔米尼（Louis Dennigny）著《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Paris Au XVIII Sieele 1719—1833，Paris）第三卷第4章“代理行商”，专论广州十三行。文革后，由于解放思想运动的驱动，不少人比较放心研究十三行，发表论著较多，计有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释（上、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4期）；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刘文澜《与“十三行”有关的感事诗》（《广东史志》1989年第4期）；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国栋《中国洋行商人的破产，1760—1843》（中央研究院1990年）；章文钦《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十三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广州名人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云章《广东十三行的兴亡与封建制度的关系》（《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商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五）》台北1993年）；李金明《清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Weng Fang Cheong，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Richmond:1684—1798，NIAS Curzon Press，1997；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曾昭璇等《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岭南文史》2000年第2期）；黄启臣《南海商人颜亮洲》、《番禺商人潘启》、《南海商人伍国莹》、《新会商人卢观恒》、《番禺商人梁经国》（均见《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广州十三行行沧桑》（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周湘《广州外洋行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的事迹》（《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清代广州行商的世界观——潘有度评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黄启臣、梁承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范岱克（Paul A· Van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ese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广州行商颜氏家族》（《文化杂志》2005年第57期）；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国荣主编《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中华书局2009年）。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一个半世纪以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不少，特别是我国开放改革以后，更多学者涉足于这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广州十三行这个闻名世界的品牌和它在贸易全球化时代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同时代的全国十大商的晋商、徽商相比较，这些研究还是相当滞后的。具体说来，就是在广东及广州还没有形成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气氛，更没有形成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队伍和组织，而是处于散兵游勇，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状态。所以，广州十三行的研究成果与广州十三行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广州十三行，本人不揣谫漏，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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