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說：一切的文藝都是宣傳，但並不代表一切的宣傳都是文藝。在社會科學中由於其特性，在很多貌似公允客觀的學科背後，都往往充斥著十分現實與保守的政治考量。
比如在人類學中，起初往往是白種人的天下，皮膚顏色與智商之間的掛鉤統治了幾百年的主流觀點。這種打著科學的旗號，暗中施行宣傳的例子數不勝數。尤其也體現在，近代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宣傳中。
近代以來日本教科書中，有關中國風土人情的描述，表面上以地理教科書為依託，可實際上往往將中國的地理常識和殖民統治聯繫在一起。
例如在1935年版本的日本《尋常小學地理書》中對於滿洲國這樣寫道：“滿洲與我國接壤，在國防上、產業上都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是日本國的生命線。在日清、日俄兩戰役以及昭和八年之滿洲事變中，日本國付出極大犧牲，都是為了它。因此，滿洲一從支那獨立，日本國馬上就予以承認。隨之日本國退出國際聯盟，正在為東亞和平和開發滿洲付出極大努力。”
在這本貌似公允的地理教科書中以描述歷史的方式，罔顧侵略中國東北的現實，而是用所謂“生命線”、“付出極大犧牲”等語言表現傳達出日本人對於滿洲的重視程度，並使用“東亞和平”、“開發滿洲”等美好的詞彙來將滿洲國與殖民統治聯繫起來。
而到了1938年版本的《尋常小學地理書》中，關於“亞洲”部分的描述更是極度“歪曲”日本形象，極力把自己塑造成為天下而努力的“戰士”形象：“在山東省以及其他地區，從事商業、工業、海運等行業的日本人很多，兩國間的交通、貿易也日益發達。”
“然而，近年來支那的統治者卻抱著錯誤的想法，鼓吹排日、抗日思想，對日本國持敵對態度，最終導致昭和十二年七月的支那事變。日本國為了促使支那反省，在建設東亞永遠和平之使命下，舉國盡力逐步完成這一目的。”
這裡的昭和十二年七月的所謂支那事變，就是由日本人蓄意發動自導自演的“七·七事變”。
日本人以在北平西南盧溝橋的附近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這種無理的要求一經提出，立即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的拒絕。於是日軍便藉此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乃至炮轟宛平城。
不難看出，這樣的地理教科書早已經嚴重偏離了所謂客觀、科學地描述地理人文知識的根本原則，而成為日本政府掩蓋侵略戰爭實質、美化殖民統治的重要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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