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改革開放走過40年。在過去十年時間，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外匯儲備、世界500強企業數量、高鐵里程、城市化水平等指標迅猛發展。
6月11日，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攜手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青年曆史學者施展來到外灘，把脈發展。從專欄作家到網紅，身份轉換使吳曉波的話語也變得辛辣。他點名評論東北，說潘石屹拍了三百多個企業家，有一個地方拍不到就是東北；東北沒有一個企業家，連SOHO都不去東北。還說大東北加甘肅的GDP都沒浙江大。言語中相當不把東北放在眼裡。
東北經歷過輝煌，只是在低谷徘徊
其實，東北經濟體量確實沒法和浙江相提並論，如果看過1978年以來中國城市的經濟數據，你肯定會發現一個很大的變化：1978年全國經濟總量排名前十的城市有四個是東北的，而到本世紀初，這一數字是零。當深圳從邊陲小鎮一夜崛起，上海藉助浦東開發大步發展，東北則顯得有有些淒涼。
說到東北的過去，人們會想到他是“共和國的長子”，重要的工農業基地，在困難的年代極大支援了全國的建設。時過境遷，度過幾十年的蹉跎歲月，東北看起來皺紋滿面、步履蹣跚。
東北的衰落有中國社會經濟形態變革的深層次原因，也有重工業過度依賴資源、礦產、船大難掉頭的因素，吳曉波作為一個記錄產業發展歷程的觀察者，不會不知道。
從“一五”時期到20世紀90年代，東北老工業基地曾經為祖國的經濟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現在老工業基地遇到後勁不足的困難，與它長期的高額付出存在必然的聯繫，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建設和發展是共和國建構完整工業體系的成功典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東北既是新中國前30年的建設重點、工業化基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大業成本的承擔者”，沒有東北的貢獻，就沒有共和國的今天。
80年代初設立經濟特區是一個重大轉折，因為在當時看這是一個“試驗”，是件有風險的事情，東北、上海作為重要的工業基地，一旦失敗出亂子，國家承擔不起。1984年14個沿海開放城市，東北只有大連位列其中。在此期間，國家的政策更多的向沿海地區傾斜，而不是東北。東北的開放遠遠晚於南方，差距逐漸形成。珠三角有毗領港澳、僑鄉的優勢，長三角沿長江又沿海，有長江流域做經濟腹地，京津唐人口集中，是政治中心，跟他們比，東北的緯度過高，冬季漫長，黑吉兩省顯得偏遠，開放後區位優勢不及前者。
林語堂說：“北方的中國人習慣於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熱情幽默，他們是自然之子。”魯迅也有言：“北方人的優點是厚重，南方人的優點是機靈。”屬於北方地區的東北人，性格比較粗獷、豪爽、幽默、講義氣，“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出了山海關，都是趙本山”。
而國家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印發了三年實施方案。總體看，方案分年度明確了137項重點工作以及127項重大項目。其實方案對東北諸多“病灶”給出了清晰的診斷：市場化程度不高、國有企業活力仍然不足、民營經濟發展不充分、科技與經濟發展融合不夠、社會保障和民生壓力較大、思想觀念不夠解放……。
在經濟學基本原理中，任何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都無外乎兩大動力源——一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二是人口的增長。而在行政主導資源分配、個體才能無法得到應有回報的遊戲規則下，全要素生產率難以內生性提高，勞動者則要麼進入有利於獲取資源的“體制內”，要麼流向遊戲規則更公平的沿海地區，成為某種意義上用腳投票的“制度移民”。如此一來，東北經濟豈能不下行？
除了人口流失之外，東北“未富先老”現象也很嚴重，這一方面是由於年輕的高素質勞動力大幅流失，另一方面也因為生育意願降低。
可見，東北面臨著“體制機制死板——經濟下行——人才流失——財政吃緊——社會保障無力——生育率下降——經濟下行”怪圈的威脅。
吳曉波寄予希望 獻策東北經濟發展
早些時候，吳曉波剛剛發佈了新書《激盪十年：水大魚大》，就在四年前，吳曉波自稱“運氣”地開通了吳曉波頻道，只是試圖完成一次寫作上的自我救贖，但是它的“步調一次次”超越了自己的理解範疇。後來就有了轉型大課，有了“新匠人加速計劃”，有了企投會、思想食堂、90門，有了每天錄一檔叫做“每天聽見吳曉波”的音頻節目，甚至自己也成為一個“財經網紅”。
自此，吳曉波身上多了一層印記，說話的調門變了，但不妨礙他在財經領域深耕多年的素養，依然對東北發展提出若干真知灼見。在吳曉波的話語體系裡，他會用“年輕”闡述東北，他希望東北未來有四方面的變化：一要有年輕的人，鼓勵雙創，有效遏制大學生人才外流；二要有年輕的錢，要積極改善投資環境；三要有年輕的產業，要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形成科研轉化的集群效應；四要有年輕的政府，黑龍江政府部門要敢於作為，敢於擔當。吳曉波說，希望以後經常到東北，到黑龍江，希望看到東北的進步和變革。
從國家戰略的層面講，吳曉波還講過，黑龍江哈爾濱是面對俄羅斯的一個口岸城市，如果利用好中俄之間多場展會博覽會的貿易平臺，與沿海的製造大省加強企業間的對接，或許能夠豐富產品結構和種類。
吳曉波認為，農民賣出的產品，無論是大米也好，魚也好，酒也好，價格要和成本脫鉤，這是未來新經濟改革的重要特點；減少中間環節，找到願意為品質和服務買單的消費者。農業未來的獲利能力會遠遠的大於製造業。
“潘談會”是由潘石屹先生髮起的高端跨界對話活動，從2015年3月份以來，李開復、王功權、馮侖、任志強、雷軍、俞敏洪、劉強東、姚明、劉益謙、白巖松等人先後來到共享辦公空間SOHO3Q做客潘談會，和年輕創業者們暢談互聯網、創業、房地產等熱點話題。
吳曉波在演講中指出，從2013開始，中國的改革進入“下半場時間”。“下半場”雖然失去了全球化、中國製造、互聯網經濟和非均衡理論的四個紅利，但也同時出現了四個新的紅利，即新中產、新工匠、新技術和新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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