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第五子

唐武宗即李炎。本名瀍，臨死前改名炎。唐穆宗第五子，文宗

　 唐武宗（814年7月1日～846年4月22日），本名李瀍（chán），漢族，生於元和九年六月十一日（814年7月1日），死於會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846年4月22日）。臨死前十幾天改名李炎。是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除去武則天以外），在位時間：840年2月20日～846年4月22日。在位6年，享年32歲。曾用年號：會昌；廟號：武宗；安葬地：端陵。

登基

　　文宗即位以後，一度想立長兄敬宗皇帝的兒子晉王普為嗣，不幸的是晉王普於太和二年（828）六月5歲時夭折，文宗追賜他皇太子的名號。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兒子魯王永為太子，第二年八月舉行了冊禮。文宗的楊妃不滿意太子永，一直謀求廢掉他，因為朝廷上阻力重重沒有成功，但太子永在開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劃上了句號。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傷感，認為自己枉為天子卻不能保全兒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賜兒子為“莊恪太子”外，還把火氣發到太子身邊的宮人身上，從此文宗也抑鬱成疾。開成四年十月，文宗沒有同意楊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議，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陳王成美為太子，還沒有來得及行冊禮，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開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樞密使劉弘逸與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監國。但是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為貪擁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難當重任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據理力爭，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軍的仇士良、魚弘志，他們假傳聖旨，將文宗的五弟潁王瀍立為皇太弟，從十六宅迎入宮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陳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駕崩之後，潁王柩前即位，這就是唐武宗。武宗即位後，將已過世的生母韋氏追冊為皇太后。

圖治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這年，已是27歲。多年來他篤信道教，周圍經常有一批道士相往來，比起純粹生長在深宮中的王子來說，他多了一些觀察社會的機會。舊唐書評價唐武宗“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戎車既駕，亂略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章武出師之跡，繼元和戡亂之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價即位前的唐武宗∶“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翻譯性情深沉而剛毅，處理問題十分果斷，喜怒不形於色。他和安王李溶，都向來為文宗所厚愛，而區別於其他皇子諸王。

　　他讀書雖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書生意氣和迂腐，能夠面對現實，很多時候他敢於向宰相當面認錯，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倡「政歸中書」等政策，在李德裕執政下，國家漸漸回覆元氣，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脅迫下，大開殺戒。文宗的妃子楊氏、陳王成美、安王溶等潛在的政治對手均被賜死。在開成五年（840）八月為文宗舉行的安葬典禮上，仇士良又把樞密使劉弘逸等殺死，以解除對其權勢所造成的威脅。

　　宰相李珏、楊嗣覆被罷相貶往外地，武宗本來已經下令將二人處死，但在李德裕的強烈請求下，赦免了他們的性命。李德裕在執政期間，中書省的職能作用發揮較好，因而宦官的勢力被削弱了。對於宦官也有諸多不滿的唐武宗，沒有像唐文宗那樣，採取極端措施來進行解決。而是吸取唐文宗失敗的教訓，改用陽為尊祟，實則逐漸冷淡的手段。“ 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樞密使商量，任命崔鉉為宰相。老宦官埋怨楊欽義等，認為樞密懦弱，破壞了老規矩。其實，楊欽義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勢改變，不敢出面爭老規矩。”(范文瀾語)王夫之評論說：“李德裕之相也，首請政事皆出中書，中豎之不得專權者，僅見於會昌，德裕之翼贊密勿，曲施銜勒者不為無力。

　　在會昌二年四月，大宦官頭子仇士良見武宗日益親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權勢，便散佈流言蜚語，稱宰相與度支商定，要削減禁軍衣糧和馬草料等費用，欲以此激怒禁軍鬧事。李德裕聞訊後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武宗很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派，遣中使到神策左、右軍去宜布御旨：“此事純系空穴來風，一切都是聯的安排，無關宰相之事，爾等不得信口雌黃。”將士們被震懾住了，

　　仇士良的陰謀被揭穿以後，只好惶恐地向武宗謝罪。在仇士良的陰謀被挫敗後，唐武宗沒有乘勢對他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而是將他提升為觀軍容使，以領神策左、右二軍。名義上得到了升遷，實則卻被剝奪了對禁軍的控制權。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對他的態度，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以退為進，以身體有疾提出了辭職。唐武宗順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辭呈，將他改任為內侍監。內侍監沒做多久，基於大勢已去，無東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致仕。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時，曾經對這些人有過一段絕妙的表白。仇士良說：“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一句話嗎？”眾人唯唯諾諾。他說：“天子不可令閒暇，一有閒暇必定讀聖賢之書，見儒學之臣，就會聽到大臣的勸諫，天子就會因此而智深慮遠，就會減少玩樂、放棄遊幸而專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寵就會變薄而權力就會變輕了。為諸君考慮，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廣殖財貨，多養鷹馬，每日以打球狩獵聲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極盡侈靡，就越會使天子喜悅，他就越不知道停息。這樣一來，天子必定排斥經術，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萬機在手，恩澤權力還愁不牢固嗎？”一席話，使眾人心服口服。這也正是仇士良專權跋扈、恩禮不衰的經驗之談。只是，他的辦法對武宗似乎不是很靈驗。仇士良退職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

　　會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涇陽縣圍獵。乙卯（二十五日），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在紫宸殿勸阻武宗說：“陛下近來遊獵逐漸頻繁，出離京城也太遠，早出晚歸，荒廢了朝政。”武宗臉色一變，承認錯誤。高少逸等人退出後，武宗對宰相們說：“朝廷設置諫官的本意，就是讓他們直言朝政得失，朕願常常聽到。”李德裕等宰相齊聲祝賀。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擢拔高少逸為給事中，鄭郎為左諫議大夫。

　　會昌三年有人揭發仇士良生前的罪惡，唐武宗派人在仇士良家中檢查，發現幾千件兵器。於是，武宗下詔，削除仇士良的官爵，沒收所有家產。

　　會昌六年 唐武宗聽說揚州的歌女擅長酒令，命淮南監軍挑選十七人奉獻宮中。監軍請求節度使杜一同挑選，同時打算再挑幾個良家美女，教會酒令後一併奉獻給武宗。杜說：“你個人接受皇上敕令，我不敢參預這件事！”監軍再三請求，杜仍然不同意。監軍大怒，把杜的情況上奏武宗，武宗看後沉默不語。左右侍從請求武宗下敕，命杜和監軍一起挑選，武宗說：“敕令藩鎮挑選歌女入宮，難道是聖明的天子應該做的事嗎！杜不曲從監軍的意見，很符合大臣的身份，真正具有宰相才能。朕感到非常慚愧！”隨即敕令監軍停止挑選歌女。甲辰（十三日），任命杜為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杜向武宗感謝任命時，武宗安慰他說：“你不曲從監軍的請求，朕知道你有愛護朕的心意。現在，任命你為宰相，朕如同得到一個魏徵！” 因為唐武宗在位時期鼓勵諫官勸諫，會昌朝時諫官們有了用武之地。

會昌中興

整頓吏治

　　唐武宗繼位後，在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以嚴刑峻法為中心，對貪汙、腐化等醜惡現象進行嚴懲，並且在會昌四年對冗官進行了裁減。會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聽從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著“治亂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更是從重從嚴，絕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貪汙納賄乃官僚隊伍腐丵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佈：“自開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無罪輕重，鹹蠲除之。惟十惡、叛逆、故殺人、官典犯贓，不在此限。”[1]在這裡，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不赦之罪”並列看待而將它排除在大赦範圍之外，實際就宣告了武宗即將對官吏的貪贓枉法進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後，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範圍內展開了。會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詔：“朝廷典刑，理當劃一，官吏坐贓，不宜有殊，內外文武官犯入已贓絹三十匹，盡處極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對官吏貪汙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詔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汙的標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考諸史籍，會昌一朝對官吏貪汙的懲治，始終沒有放鬆，而是一貫嚴懲不貸，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會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號後，又宣佈大赦，但仍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並列，不在赦宥之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並說，“由是退惡進賢，化行令舉，刑奸贓之吏，破黷貨之家，此宗社降靈，助成時政”[3]。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關於會昌時期的廉政建設，舉措可稱者尚有以下事，一是會昌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請條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喪葬事，以為“逾越既甚，靡費滋多，臣忝職憲司，理當禁止”[5]，官員大辦喪事，難免藉機變相受賄行賄，墮敗政風，對此進行限制，無疑有助於政風的廉潔；二是禁止官吏經營質庫業，不準與民爭利，以改善政丵府機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會昌五年赦文雲：“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後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聞朝列衣冠，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6]當然，官吏私營高利貸業，影響了政丵府的高利貸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斷禁的主要原因，但此舉至少在客觀上有廉潔官僚隊伍的作用。

　　唐代官俸不高，許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養家餬口，還有許多地方薪俸發放不及時，這樣就難免心生他念，轉而刻剝於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內輕外，多個願到外地為官，特別是不願到邊鄙之鄉或氣候等條件惡劣之地任職，結果造成了京師及一些繁華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則缺官少吏。為解決這個問題，開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條流百官俸料，“諸道承乏官等。雖雲假攝，當責課程，但沾一半料錢，不獲雜給料例，自此手力紙筆，特委中書門下條流，貴在酌中丵，共為均濟”[7]。李德裕入相後，這項工作就具體展開了。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河東、隴右、鄜坊、邠州等道比遠官，加給課料，河東等道，或興王舊邦，或陪近舊地，州縣之職，人合樂為。祗緣俸課寡薄，官同比遠。……自後訪聞戶部所給零碎，兼不及時，觀察使以其虛折，皆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遠。臣等商議，伏望今日以後，令戶部以實物仍及時支遣，諸道並委觀察判官專判此案，隨月加給官人，不得別將破用，如有違越，觀察判官遠貶。”[8]保證官員的薪水及其按時發放，乃是穩定官吏隊伍至關重要的環節，特別是偏僻之地，這個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係到官員能否安心於本職工作。會昌時期嚴格薪俸發放的管理，就是試圖從最基本的問題入手，來加強官僚隊伍的建設。又據史載，武宗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如此。……息債之累，自古已然，無有甚於今日者”。如何解決呢？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汙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繫，那麼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月選官許借支養廉，較當日加給兩月俸料，體恤尤厚”[9]，給官吏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採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汙這個辦法，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後期，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爭的勝利，並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係。王士禛謂“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49]，雖稍嫌溢美，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則斷然無疑。

會昌法難

　　武宗滅佛，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滅佛合稱“三武之厄”。唐朝建國，以道教為國教，但是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身在藩邸之時就喜好道術，即位後更是崇尚道術，他將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誕日（二月二十五日）定為降聖節，全國休假一天；又在宮中設道場，在大明宮修築望仙台，拜道士趙歸真為師，對他們的長生不老之術和仙丹妙藥十分迷信。

武宗滅佛

　　會昌滅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傑作，可以說，唐朝經濟的中興與滅佛運動有著直接的關係。李德裕一貫反對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長慶四年（824）十二月，就極力反對濫度人口為僧尼。徐泗觀察使王智興藉口給敬宗祝賀誕辰，獲敬宗恩准，於泗州置戒壇，度僧求福。自憲宗元和以來，已敕禁度人為僧尼，此禁一開，人們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江、淮地區來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錢，即可落髮為僧尼。其實王智興以為天子求福為名，自己從中牟取厚利是實。李德裕知道後，立即奏狀以論其奸：“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人落髮，意欲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慮數萬。訪泗州壇次，凡髡夫到，人納二千，給牒即回，別無法事。”他進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六十萬丁”。狀奏朝廷，敬宗下詔禁止。此後不久，僧人又謠傳毫州出現了“聖水”，說病人喝了即病癒。江南一帶去求取“聖水”的人絡繹不絕，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僱一人去取，一斗水賣錢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關津設卡，勸阻制止去取“聖水”的人群，一面奏狀朝廷，認為此事“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絕無益於黎甿”。並向朝廷建議，“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時裴度任輔相，聞狀後下令填塞所謂聖水，從而打擊了“妖僧誑惑，狡計丐錢”的不法行為。到了會昌年間，李德裕位居宰輔，倍受武宗親重，因此，君臣協力，大力禁斷佛教。

　　李德裕輔政不久，就逐漸開始了禁佛。從會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請，先後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毀了天下小寺山房、蘭若等，對僧尼的一些活動也進行種種限制。會昌二年，曾下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並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同時，還下令不許僧尼無限止地佔有奴婢，規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會昌三年，廢除了摩尼寺，殺摩尼師，財產沒入官府。會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並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送歸原籍等等。

　　從會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並沒收其財產。這期間有個僧人自稱能夠做“劍輪”並能打敗敵軍，武宗准許他試做，結果不能做成，就把他殺了。此後，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臺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捨者，背杖二十。到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併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

　　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採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併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

　　後來唐武宗因為服食丹藥於會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後的12天，宮中就傳出了武宗駕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節自縊而死。武宗成為太宗、憲宗、穆宗之後，又一位因為服食仙丹妙藥而死的皇帝。

　　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飢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

擊敗回鶻可汗

唐會昌二年（842年）至三年

唐軍擊破回鶻烏介可汗軍，安定北部邊疆的戰爭。

　　開成四年(839年)，回鶻國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謀作亂，被彰信可汗覺察後誅殺。另一宰相掘羅勿正率兵在外征戰，恐被株連，以馬300匹賄賂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戰敗自殺，國人立(廠盍)馺特勒為可汗。時草原發生疾疫，遇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開成五年秋，回鶻別將句錄莫賀為彰信復仇，引黠戛斯騎兵10萬進攻掘羅勿，大敗其眾，殺掘羅勿和(廠盍)馺可汗，焚燒可汗牙帳，回鶻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沒斯和宰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各率其眾抵天德軍(治大同川，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東北)駐地，請求歸附內地，十月十四日。天德軍使奏報回鶻兵侵逼西城(唐西受降城，今內蒙河套地區)，連綿60裡，不見其尾，邊民恐懼不安。唐武宗李炎乃詔命振武節度使劉沔屯兵雲迦關。

唐會昌元年（841年）二月

　　回鶻內部爭戰，牙帳附近的13個部落擁立王子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九月，唐廷詔命河東、振武軍隊嚴加防範，並給烏介穀米2萬斛，助其度荒。十一月，回鶻烏介可汗帶兵劫殺了送唐太和公主南歸的達乾等人，把公主作為人質，向南穿過戈壁，屯兵天德軍境上。烏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提出暫借振武軍(治朔州，今山西朔縣)一城居住。十二月，唐武宗命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人前往慰問，賑濟米2萬斛，委婉拒絕其借城要求。

會昌二年二月

　　回鶻再次奏請賑濟糧食，要求尋回被吐谷渾、党項掠奪的人口，並再次請借振武城。武宗詔諭城不能借，其他可以應接處理。為防備回鶻突然入侵，唐命劉沔為河東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三月，回鶻咀沒斯誘殺了內部勁敵赤心和僕固。那頡啜收留赤心之眾7000帳向東逃去，侵掠唐邊。四月二十日，咀沒斯率特勒、宰相等2200餘人歸順唐廷，被任命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

會昌二年五月

　　那頡啜率其部至幽州(治薊縣，今北京城西南)境，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奉密詔討擊回鶻，遣其弟張仲至率兵3萬迎戰，大破回鶻軍，斬首不可勝計，全部收降其7000帳(古代遊牧民族一帳指一個家庭)，張仲武殺戮收擒近九萬回鶻人(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遣弟仲至率兵大破那頡之眾，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近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群潛脫，烏介獲而殺之)。

　　那頡啜逃遁，後被烏介可汗擒獲斬殺。挾戰勝餘威，張仲武派大將石公緒兵進契丹、奚兩部，盡殺回紇監使八百餘人，從而恢復了唐王朝對兩個部落民族的管轄。

　　這時，烏介可汗雖勢力衰微，但仍號稱有兵10萬。牙帳設在河東大同軍(治今山西朔縣東北馬邑)以北的閶門山。八月，烏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進入大同川，掠奪雜居在河東的戎狄各族牛馬數萬頭，轉戰至雲州(治雲中，今山西大同)城下，雲州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初九，詔令徵發陳州、許州、徐州、汝州、襄陽等地屯兵進屯太原(今太原西南)和振武軍、天德軍等防地，待來春再出兵驅逐回鶻。九月，唐命劉沔兼任招撫回鶻使，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唐各道兵馬集結於太原，劉沔率兵屯防雁門關。

會昌三年正月

　　烏介可汗兵臨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3000騎兵襲擊回鶻牙帳，劉沔親率大軍隨後跟進。石雄到達振武城後，派人從城裡向城外挖鑿10餘個地道，於半夜引兵從地道殺出，直攻可汗牙帳。唐軍進至其帳下，回鶻兵才發覺，烏介驚慌失措，棄輜重逃走。石雄率兵追擊，十一日，在殺胡山(即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唐軍大勝。回鶻兵被斬首萬人，收降2萬餘人，烏介被槍刺傷後帶數百騎向東北方向逃去，歸附黑車子族，其潰散部隊3萬多人向唐朝幽州軍投降。三年後，烏介可汗被黠戛斯追擊時，被部下所殺。那個強盛時曾經“東極室韋、南控大漠、殺白眉可汗、盤馬古匈奴地”的回鶻汗國衰散四迸，再也不成氣候。

　　此後，唐北部邊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會昌年間黠戛斯也向唐稱臣，唐朝也重新控制了奚，契丹等族。

平定劉稹叛亂

　　會昌元年（841）九月，盧龍軍亂，陳行泰殺節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後，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將名義上表朝廷求節鉞。李德裕不允，他對唐武宗說：“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宋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放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果然不出德裕所料，軍中殺行泰，立張絳，再求節鉞，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後雄武軍使張仲武請發兵進擊張絳，武宗恩准，遂以張仲武知盧龍留後。李德裕採取了正確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盧龍軍亂。

　　在平定了盧龍軍亂不久，又發生了昭義鎮對抗朝廷的事件。會昌三年（843）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病死，其侄劉稹欲仿效河朔三鎮慣例，要求襲任節度使職務。當時反擊回鶻侵擾的戰事剛剛結束，在武宗與宰相討論此事時，宰相多認為回鶻餘燼未盡，邊境還要加強警備，再討伐澤、潞，恐怕國力難以支持，主張同意劉稹的請求。諫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贊成。李德裕則力排眾議，堅決主張討伐。他說：“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他還進一步分析說：“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李德裕還向武宗分析當時的軍事形勢，胸有成竹地說：“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橈官軍，則稹必成擒矣！武宗聽了，高興地說：“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於是決定對昭義鎮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詔書，諭令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要為朝廷立功，為後代造福，二鎮表示奉詔。接著便命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河陽節度使王茂元、河東節度使劉沔、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合力討伐，並決定於七月中旬，各道兵馬一齊進發。

　　李德裕總結了貞元、太和年間朝廷伐叛的經驗教訓，一是各藩鎮出兵才離開邊境，軍餉便由國家負擔，則藩帥遷延不再進軍；或是取得一縣或一柵寨，都以為勝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無功。這次剛一進兵，李德裕即奏請武宗，命王元逵徑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不攻取縣邑。因此，各路兵馬似尖刀一樣，直插入叛鎮的心臟地區。二是監軍干預軍政，束縛了將帥的手腳，指揮不力。李德裕又和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商定，監軍不得干預軍事，只取少數兵自衛，賞罰與將帥一視同仁。這樣“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出兵遲緩，李德裕就勸武宗詔命忠武軍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動，何弘敬大驚，怕引起內部軍變，倉皇出師與劉稹開戰。

　　李德裕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隨時注意前線作戰的進展情況，善於抓住薄弱環節，及時正確地處理一些軍務。當他發現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從徐州出發以後，行動遲緩，尚未交戰，便立即上奏武宗，認為李彥佐顧望不前，沒有討叛的意思，及時改派驍將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彥佐後第二天，即進擊烏嶺，連破五寨，俘殺叛軍數以千計。王元逵進擊堯山，又擊敗了劉稹的救兵，立了戰功，李德裕則立即奏請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勞，以激勵他將。八月，昭義大將李丕前來投降官軍，當時有人懷疑他是詐降，李德裕對武宗說：“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這一做法，有利於分化瓦解叛軍。九月，叛將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虜官軍河陽大將馬繼等，劫掠並焚燒了十七個小寨。當時，人情洶洶，還有人揚言劉從諫在世時，蓄養了精兵十萬，糧草足用十年，難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動搖。李德裕則堅定不移地說：“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武宗聽後，當即對宰相們說：“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於是朝官們遂安定下來。李德裕感到河陽兵力較弱，一旦被叛軍擊潰，將影響整個戰局。他奏請武宗，馬上從忠武軍調撥五千人，增援河陽軍，並請求武宗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弦箭三萬支，陌刀二千口，絹三萬匹，及時補足了軍事裝備，很快穩住了陣腳。

　　正當官軍大舉討伐昭義鎮時，十二月，在調動太原橫水戍卒時，因賞賜不足，軍士譁變，他們推都將楊弁為首，攻佔了太原。這時，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建議兩地都要停止進兵。會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觀察虛實的中使馬元實，接受了楊弁的賄賂，回朝危言聳聽，大肆為楊弁虛張聲勢，說楊弁兵多將廣，列隊長達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奪目，且物資充足，揚言不可討伐。李德裕明察善斷，當場詰問得馬元實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李德裕上奏武宗說：“楊弁微賤，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舍劉稹。”即時請下詔，調兵進擊楊弁，河東監軍呂義忠召榆社本道兵，榆社戍兵，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願還兵平亂。可巧呂義忠奔至行營，遂擁回太原，攻入軍府，立將楊弁擒住，所有亂卒，悉數誅夷。弁被檻送京師，當然處斬。

　　。楊弁的兵變失敗了，從而也堅定了百官對討伐昭義鎮的信心。

　　在討伐昭義鎮的過程中，李德裕還善於聽從部下的正確建議。其年閏七月，李德裕聽取了鎮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見，曾有效地對付了叛軍的“偷兵術”，並令鎮、魏兵“進營據其要害”；他還聽取了劉稹心腹、降將高文端的合圍澤州、斷絕固鎮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將王釗的建議，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加快了討叛戰爭的進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後投降。劉稹的部將郭誼、王協見勢不妙，遂謀殺了劉稹，投降唐軍以贖罪。李德裕識破了郭誼等人的策略，認為劉稹年幼無知，昭義鎮之所以敢對抗朝廷，郭誼等人是罪魁禍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懲治惡人？武宗贊同他意見，命石雄進入潞州，將正在等待朝廷授予節鉞的郭誼、王協等禍首，械送京城。李德裕主張對藩鎮武力討伐，派兵戍守邊境，支持武宗的治國理政，給當時的朝廷帶來了一些新內容。難能可貴的是，他還能夠在武宗面前替牛黨的楊嗣復、李珏求情，說明了李德裕的個人政治魅力。所以，李德裕在宣宗時期被罷貶到崖州（今海南瓊山）時，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的說法。這一場歷時達40年之久的黨派之爭，最終以李德裕的貶死而告終結。然而，這一天的到來，已是宣宗大中年間了。

唐武宗年表

　　公元815年，唐穆宗第五個兒子李炎出生。

　　公元821年，李炎被封為潁王，與其他兄弟一起住在皇宮之內的十六宅。

　　公元840年，唐文宗病死，李炎以皇太弟的身份即位。

　　公元843年，李炎取得對宦官進行打擊的勝利。

　　公元843年，唐軍取得回紇反擊戰的勝利。

　　公元844年。唐軍消滅昭義鎮節度使劉稹的叛亂，削弱了藩鎮割據的勢力，鞏固了唐王朝的統一。

　　公元845年，李炎下令滅佛，歷史上稱之為“會昌滅佛”。

　　公元846年，李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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